「新聞的市場價值比新聞道德更重要？」那是一場辯論賽的題目。身為一名前記者，看到這樣的題目時，難免會在心裡暗自尋找答案。首先，會先自我詢問的大概是：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最大的滿足感是什么？答案方向或許有三：一、因為能體現新聞工作者的價值，如揭露社會的陰暗面、替弱勢與邊緣的族群代言等，二、能寫出有說服力且公正的報導；三、敢於挑戰新聞的禁忌尺度。這三項是最基本的檢驗標準。

我認為這其中最重要的，該是有沒有「價值自覺」的問題。新聞業之特殊，在於它本來被賦予監督政府的權力，推動社會的自由民主，及豎立一套社會文化價值的責任等。新聞業獲得尊重，是因為它常能凝聚一股強大的進步力量，推動社會的前進。所以記者手中的筆，不是用來寫作文，不是用來編纂報導，而是立足於可靠的證據以及具信賴的訊息，為廣大的讀者爭取知情權。然要如何發揮筆的勢力，又胥視個人對新聞及自身角色的認知。

「價值自覺」的關鍵，便在於新聞工作者對自我崗位的專業認知，唯有體認到自身崗位可發揮的力量，才能夠練就主動出打擊的能力，以筆來展現力量。猶記一位前輩在報變發生之後，曾感嘆新聞記者面貌的模糊，那是因為報變事件涉及的，不單只是商業壟斷或政治力侵入媒體，還有新聞工作者這個群體，如何能凝聚共識，超越各別報館立場與偏見，聯手維護媒體專業、記者手中筆的權力，以及言論自由空間等問題。

文字精神的消退

其實新聞記者與文字，是一種共生的關係。失去文字書寫的自由，也代表此崗位價值的一種失落，以及文字精神的消退。文字獲得最大的榮耀，是因為它能取得讀者的信任與尊重。而新聞的語言，不但能描述與界定現實，如果它被正面的精神力量所引導，甚至可能打破現實的拘限，為讀者開拓更多的美好想像。反之，它將促成顛倒是非、真假難分、真實謊言混淆的文字世界。所以寫報導或寫評論，實不能自寫自爽，鉛字的文責，也不能隨意的推卸。具備「過濾」能力的讀者，尚有能力辨別其中的是非，而一般的讀者，則可能在日常的潛移默化當中，吸收了由報館所塑造出來的價值觀與道德感。

此外，新聞工作者的價值自覺與報館的理念也是分隔不開的。價值的自覺，必須獲得某個程度自由才能體現，所以這得依賴報館內允許記者們有多大的發揮空間。先勿論涉及政治敏感的課題，從華文報有沒有培養調查記者的遠見與見識，即可知一二。調查記者的功能在於：挖掘與大眾利益有關的課題、長期追蹤建立翔實完整的報導、讓記者培養與發揮專業知識。如社會記者、環保記者、醫療記者、政治記者等。但一些報館或礙於時間與金錢，而不鼓勵記者們往這方面發展。

所以說，倘若具備價值自覺後，新聞工作者的主體才會顯現，並拼湊出它獨特的輪廓。像戰地記者，它何以能建構出清晰的形象主體？那在於戰地記者無論獲得多高的酬報，它比其他工作性質的記者，其實多了一分更迫切顯現的道德勇氣、生命受威脅的冒險，以及對新聞傳播的執著。古人曾云「若順境中，一切混過矣」，又說「處逆境難，卻穩。世味一些靠不住，方見道味親切。」想來是沒錯的。如在搶劫案猖獗的時候，警察的主體形象是否應更突顯才是，因為那與他們的專業能力執行息息相關。那新聞記者呢？是不是在新聞報導空間最受壓迫時，反而能顯現他們的力量呢？

胡適以下這番話，寫於政治評論被打壓的時代，對各領域握筆寫文章表達意見者，或具有某些意義。這番話，也代表他對握筆的人的價值自覺，贅抄於文末，讀者共勉：「我認為我們這種筆悍發表思想的人，不要太看輕自己。我們要承認，我們也是有權有勢的人。因為我們有權有勢，所以才受到種種我們認為不合理的壓迫，甚至於像『圍剿』等，人家為什么要『圍剿』呢？還不是對我們力量的一種承認嗎？所以我們一班主持言論的，不要太自卑。我們不是弱者；我們也是有權有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