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撒．柏林在他那本著名的《刺蝟與狐狸》小書前言中，曾以「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蝟卻知道一件大事」來區別所謂的「作家」（writer）與「思想家」(thinker)。最近在美退休的兩位華裔學者林毓生與李歐梵，兩人在學問型態與個人氣質上，可說是以上所提的兩種典型人物。只要閱讀王元化主編的《殷海光與林毓生書信錄》和李歐梵《徘徊在現代與後現代之間》，這兩本紀錄他們個人學思歷程的書，即可一窺刺蝟的「專門」、「系統化」與狐狸的「廣泛」、「雜食」之間的差別。

思及此，主要是有感學問的個性，本來就是個人性格的伸展台。所謂的氣稟、才情與性質，都會在學問的養成過程中逐漸散發出來。這一些的涵養，並非能靠所謂眾多的顯赫頭銜所能襯托出來的。常常在一些研討會或講座會上　見一些「來頭」極大，或擁有許多博士頭銜的聞人，最終仍無法通過知識與學術的檢驗，更遑論要求其擁有學思並重的修養。真正的學問，是會有一股勢態情狀，它可能也會平淡，卻是感之有味。所以無論是刺蝟型或狐狸式的學問，都各有行情，勿須有優劣之判，能自成體系者，已屬難得。

然而一種學問面貌的形成，總是無法脫離學習際遇與個人性情兩方面，而後者更是奠定了學問的基調與盤色。像李歐梵本來學國際政治，後來跟隨史華慈學中國近代思想史，最後再轉至現代的文學研究，箇中的轉折與涉獵痕跡，是一種跳躍式的學習歷程。又誠如他自剖說自己「文人個性極重」，對人文事項如文學、音樂、藝術等，都有廣泛的興趣，這自然造就他一種狐狸式的文人型學者的特徵。

此處的「文人型」並非指向一種消極式的「書生氣質」，或將之推得極致，指向一種只知風花雪月，或只懂得空談且過度理想主義生活在塔裡的文人。反之，文人因本身所站立的工作崗位，使他往往比一般人更注重人道關懷，社會的文化價值、精神力量與文字的傳統。不過有時文人常被戲謔擁有浪漫的情懷，其實這種浪漫並非只是指對美好事物的響往與追求，它的積極意義在於，像李歐梵所說的：「感情上的一種純真」。如今文人一詞備受誤解，不外是因為有人藉此詞以遁逃，或是文人形象被稀釋化的一種結果等，然這已是後話。

以「公」為前提的思想標準

至於林毓生，則是一個「不斷檢討自己的思想格式與思想模式」的一位學者。他的一名學生曾說他與朋友見面「只談學問，不敘家常」，與人交往多以「公」為衡量的前提，可揣想他的思想學者的個性。這大概也是受殷海光的影響，據知殷先生與志同道合者交往，也絕少摻入「私」的成分，遂常有與同志朋友，因理念不再相符，並有違其原則之時，便斷然絕交之舉。

從《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中國意識的危機》及《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等，在在突顯林毓生對自由主義服膺的一貫性，並始終關注民主與法治的問題。像他曾經指出胡適「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以「人的自覺」為基礎，是犯上了「道德與思想意固的謬誤」，從而認為法治的實現不能只靠思想的改造，但思想的改造卻是實現法治的先決條件。

在《殷海光與林毓生書信錄》中，更可以看見林毓生一苟不絲的做學問的方式，從閱讀書籍的前後順序，觀念系統的釐清與建立，以及方法運用思考，展現了層層演進的梯次。如他在信中坦言曾因為過度迷信方法，到後來才逐漸反思方法與題材之間的連帶關係，所以不能盲目於方法。反之自喻為狐狸型的李歐梵自言不相信系統，因為狐狸比較容易懷疑，所以在方法上比較善變一些，像從《吶喊中的鐵屋》與《上海摩登》比較，即可看見其在方法與材料上的轉變。

此外，林毓生欽慕於海耶克，曾說其是一位「言行有度、自律有節和肅穆莊嚴的偉大學人」，這一些評價其實也可看待是他在學術思想上的一種期許。他的學生透露他曾說：「一個人的時間、精力有限，只能集中在一兩點上。」可見他是一隻注重思想與觀念的刺蝟。而李歐梵卻是傾心於文學、文化的狐狸，因為「不停在變，不停在改」，但無論如何，這兩種型態，都各有擅場，也為後來學習者建立了兩種不同的學問「範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