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去年七月，《民間評論》曾和新加坡學社「圓切線」進行第一次的交流。圓切線的學員有來自六、七字輩的，但更多是來自八字輩的年輕社員，當中有大學講師、報社記者、編輯，以及在外國留學的學生等。所以這份刊物自創刊至今，即強調以雙語方式呈現，是一份以中英文社群為對象的雙語特輯雜誌。

回想以上這事，主要是讀了最新一期《圓切線》而有所感發，其主題為〈馬來西亞的公民社會〉，裡頭不少文章思索著大馬華社的教育、政治、媒體等問題。他們一行人浩浩蕩蕩拜訪我國的華社團體、非政府組織及一些社會運動者等。年輕的早報記者曾昭鵬在為題〈跨境出游，以至瀕臨越位的思索〉文章中，實點出一種反差視角，讓留學於小島的我，通過所謂的「新加坡觀點」，再回頭審視這批學人在對鄰國探索當中，所蘊含的疑惑、思索、悲憤及無奈等情緒。那種局外人與局內人的經驗與無聲對話，開始產生一種奇妙的交錯。但最為灼熱的，卻是感受那股主動貼近理解的熱情。

主動貼近為理解

「主動貼近理解」這六個字，如何賦於它實質的意義，卻是不易。以前采訪過文化研究學者陳光興，他劈頭第一句就問「馬來西亞與新加坡這么靠近，兩地的知識圈沒什么互動嗎」。之前上吳振強老師的歷史課，他也是華裔館的館長，曾說要找人寫一篇有關馬來西亞的華人研究文章，因為許多新加坡學者比較少有管道獲得這類訊息。兩地之間的知識隔閡，固然一部份是歷史經驗使然，但誠如在南大的課題上，「馬」／「新」各自差異觀點的衝擊比較小，主是還是糾葛在官方與南大生各自立場上。

這是因為彼此曾經共同經歷過的歷史空間，始終是無法任意被切隔的，只是在後來如何看待歷史問題上，可能產生出詮釋的差異。這也是何以圓切線的年輕學人，如此關注歷史詮釋權的問題，因為無法認同於新加坡歷史就等於李光耀的「個人歷史」一般。李光耀回憶錄代表的是官方的歷史敘述文本，卻被一些學校持以認識新加坡歷史的主要入口，其中有許多反對的聲音在國家意識底下都被遮蔽了。於是在《圓切線》其中一期〈解／構歷史〉主題當中，他們發出了「除了官方歷史，新加坡的歷史有沒有其他的說法？」的質問，也做出「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新加坡歷史”的概念。」的呼吁。

媒體報導時有偏差

或許正因為如此，認識新加坡歷史，無法對馬來西亞歷史視而不見，反之亦然。這應也是何以圓切線等人想要重新了解馬來西亞，而選擇走入華社的民間社會，並思索著兩國許多相似又迴異的情境，特別是華人的族群地位及教育問題，新聞與言論自由的限制與開展等。這樣的一種熱情也逼使我重新審視對這小島的認識到底有多深，有沒有受到自己成長經驗與歷史知識所影響，當中又有沒有預設著個人的偏見等？

如此自我詰問，因為相信許多答案是必須經過自我的逼問才可獲得。在學校裡接觸年輕的新加坡學生，他們對馬新日常生活的相互依賴略知一二，但對馬新歷史的相承性卻異常的陌生。這固然也是歷史教育的拘限，但更多時候乃受傳媒報導偏差的影響。以往在報社就職時，就曾疑問何以馬來西亞報紙只登新加坡自殺、桃色或涉及馬新官員吵架新聞，采取的是小報化的角度，關於教育、大學、性別等課題都被壓縮；新加坡報紙也不遑多讓，緊緊維護新加坡的立場。

但值得一提的是，在之前的全國大選，新加坡電視台把大馬選舉與台灣選舉同等對待，不但在一星期前即進入倒數式的報導，而且在報導期間，派了十多位記者前往現場報導，而在報導過程中，猶注意回教黨執政的州屬，意外的讓我們看見向來無法在大馬電視台露面的反對黨領袖的說話。

馬新關係是老問題，政治上的嘴吵自有政治人物去解決，但在其他的領域，似可開展出不同的互動與跨越的方式。傲慢或自卑，都因為其實不曾真正理解過對方，或把個人的一點印象放大為整體的輪廓。以往土司工作室出版的《新新關係》，描繪出了新山人與新加坡之間的親密關係，但兩地如何在知識與經驗互動上，展開更大的跨越幅度，仍存有很大的空間，《圓切線》做出了主動的貼近嘗試，但下一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