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以火攻火》，雖是為建立一個反全球化的「國際主義運動」而寫，但最為印象深刻的是，他提到如何在超越彼此競爭上，團結與整合各種不同的社會力量（不是兼併或壟斷），以及如何以專業知識介入社會，形成具有目標性的政治行動。這其中也包括如何處理不同運動組織，以及研究者與活躍運動份子之間的差異障礙問題，以便能克服「彼此之間所有負面的偏見，並脫離成規及跳脫各自領域之預設」，把力量集中發揮在共同的信仰與期待之中。

這樣的見解無疑是清澈又響亮的。布爾迪厄也曾提出「文化場域」的的問題，清醒的審視著資本主義邏輯下文化生產的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如何以悄然無聲的形態潛入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他認為要抵擋與經濟力量發生利益與權力關係的意識形態，就有必要努力去捍衛今天所謂的「著作權」，像文化創作者或創作品的「獨特感、稀有感與價值感」，以致不被「商品」所吞沒。

從文化場域其實可以延伸到社會的「行動場域」，讓我們思及如何可以在超越各自的利益立場之上，創造一種新的溝通或行動模式；並且拒絕政治的收編或利益的誘惑，在各自力量串聯的基礎上，奉行一套「自主」的原則。堅持多時的白小運動，堪可作為範例。特別是它後期援入了董教總、雪華堂，新希望工作室等各種社會力量，從短期行動到長期的明確目標，白小運動確實讓我們看見了所謂「行動場域」的形成與「運動層級的轉化」。


超越差異與偏見

運動層級的轉化，主要是指組織與動員的結構，如何依循各個階段的發展，而調整相應的運動策略。白小運動在這三年多的變化，是在在政黨角色淡化以及社區民眾意識提昇之下，已看見更多不同社會力量的匯集與一般民眾更廣泛的參與，促使運動逐漸走向一種更強調自發與自主的方向。他們甚至把行動實踐的場域延伸至其他的社區或社會空間，如在抗議焚化爐與義山搬遷問題上，都可看見這種串聯力量發揮的作用。

「白小事件」後來轉變成一起社區運動、教育運動或社會運動，也許是始料未及的。正因為這種三結合的特殊性，使它不只超越了一個社區權益爭取與命運共同體的問題，更包含了族群的教育權，以及社會運動本身如何開拓新的模式與行動策略的問題。無可否認，這其中對教育所凝聚的族群情感，成為整體目標最堅實的情感基礎，這也是何以白小的支援與資源補給，在這三年當中能夠不斷援入新的參與力量，並激發出新的活力與耐力，試圖超越彼此的養成與社會經歷的差異。

如白小保校委員之一的莊白綺曾在接受《民間評論》專訪時指出，一個最實際的例子，是大專生義工在加入白小當義工時，就必須面對「語言」轉換的問題，嘗試用一般的語言與民眾溝通。這是第一個必須克服的差異問題。此外，如何思及在問題交集處，把握住整體目標，且能讓所有人能在行動場域裡發揮其所長，更時時考驗他們。這也是布爾迪厄所關注的──不同領域的專業者／社會運動者／民眾等如何克服「差異」與「偏見」，並學習一起工作。

縱然如此，回歸運動本身，它所訴求的乃是政策與制度的平等與公正，尋求合理的社會資源的分配。這是運動最高的行動目標。白小除讓我們看見一種新的運動組織形態之外，它讓人覺得起敬致意的，是那些堅守崗位且意志堅強的民眾，如何從普通社區居民，學習轉化成運動的組織與帶領者，正是這樣的一股精神力量作為後盾，讓這個行動場域可以繼續壯大，並凝聚出所謂的「白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