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啟良先生在上星期五，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舉辦的「國家疆界與文化圖像學術會議」的「南洋大學工作坊」中，發表了為題〈南洋大學史上的林語堂〉論文，隔天《聯合早報》即以「替林語堂平反？」為標題。說是「平反」，是因為何先生在文章中采以反表述方式，欲為新加坡視野中的林語堂，尋找更多元的發聲管道。這無疑為備受爭議的「林語堂事件」，打開了另一個歷史側面。

當年林語堂擔任南大校長一職，只有匆匆半年時間，箇中爭議甚多。以何先生文中所述，不只涉及當時政治立場的分歧、華社的情境、林語堂與陳六使個人背景與文化差異、校務與學校管理問題等，當中種種虛與實的因素，使得他「乘興而來、敗興而去」（何啟良語）。

實的因素，指的是對一流大學理念的認知，或當時親共產黨與親國民黨政治立場的相鬥等，都有可追循的脈絡，較為難釐清的，卻是華社對一所民辦大學所持有的「共同期望」、文化情感與及心理情緒。這種虛化的情緒是隱含性的，細水長流般不易被切割，並且一直漫患至今日的時空裡。

校長要有人格的力量

這也導致何以林語堂，實實在在成為一個被放錯在校長位置的例子。這樣的一種錯誤與錯位，除了事關辦學的理念與實踐問題，主要還是落在校長與華社之間「期待的落差」太大。那已經不是怎樣才算是一流大學目標的爭議，而是要如何在當時華社的情境與期待下，適當的落實這個目標的實踐問題。這也維繫著大學校長能否與華社擁有良好的互動關係，成為校長能否成功治校很關鍵的因素。

我們該如何看待一間華文大學的校長？當年林語堂校長職位的夭折，不是他沒有具前瞻性的辦學眼光，而是他的想法與行事風格，與當時的華社儼然是不搭調的。朋友說他當時就是一副「小資」的樣態，立身於樸素又充滿對華文教育熱情的華社，會格格不入，確有道理。如此而言，那當時對一名校長的要求，是不是不只是將之視為教育專業人士，而他也必須是華社的領袖？答案似乎是不言自明。而如今，我們對一名華文大學的校長又該持以怎樣的要求？

東西方對大學校長的要求，也有各別的側重點。在西方國家，校長就像一名企業家，不只要擬定大學的管理制度與辦學方針，更重要是必須為大學尋找贊助人。特別是私立大學校長，必須活躍於各種的社會活動，他們是學校最積極的找錢者。但在東方社會，一般所強調的不只是個人理念，尚必須要有人格魅力的支持，如蔡元培、梅貽琦等人。只是現在辦大學也漸趨國際化，像香港多間大學的改革，也是把與國際接軌作為最主要的考量，大學理念有時便被壓縮至所謂的「國際化理念」。對人格力量的要求，也漸漸淡化了。

大學不能無個性

不過大學始終要有大學的模樣，校長的眼光與視野，往往決定了一間大學的格局。學校的規模與制度固然重要，但學風的創造更不能被輕易忽略。如何使學生與知識成為學風創造的主體，讓學生能處於知性學習與感性體悟；因此不只培養他們的學術競爭力，如可提供一個可追求青春與理想，更自主與自在的寬闊空間，便極為重要。辦校者有責任去創造這種寬容的學習環境，讓大學成為一個能夠進行崇高探索活動的場所，發揮創意與大膽的夢想，同時對知識擁有絕對的尊重。

華社能不能創造出一位現代型校長，不只要有辦學的眼光與視野，對現代學術有認識，對學生寬容；同時也能把握華社的情境與心理情緒，並兼具戰鬥力，能在這複雜的政治環境，捍衛學術的自由與價值？還有一點，我深信，「校長無理念，大學無個性」這句話。如果真要按照上以上的條件去尋索，恐是不易，這不過是個人在閱讀何先生文章後，對華文大學校長的一點「異想」。


*圖片取自南大中華語言文化中心網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