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構過去？重構過去的歷史世界，是歷史學家在自導自演，抑或是一種集體的參與？如何讓歷史回歸自己的位置，而不成為任何一位歷史學家的歷史？我想一名具歷史自覺的書寫者，總是避免不了詰問以上的問題。

重建或重構歷史，可說是大多數歷史學家背負的職責，像余英時在其最新著作《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也曾提及，重構的理想是專業史學家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辛勤爬搜的一個最基本的動力」，可是要如何辨別材料中所含有的偏見，在揀選與舖陳過程中，顯示了歷史學家的眼光、胸襟與見識。美國歷史學者柯文（Paul A.Cohen）在1997年出版的《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堪可作為討論的範例。

從《中國與基督教：傳教運動與中國排外主義的發展》、《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革命》、《在中國發現歷史》至《歷史三調》，柯文一直都嶄露鮮明的研究思路。自70年代起，他不斷強調中國歷史研究需采以「中國中心觀」的概念；同時呼吁東、西兩方的學術界，不要過度放大彼此之間的差異，卻忽略彼此的共同點。《歷史三調》出版後隨即獲得美國費正清學院學術著作獎，但此書的重要性不在於史料的發現，而是提供了解釋義和團一種新穎的分析概念。


這本書表面上是以義和團起義為主體，但實質上全書的基調，指向了歷史學古老的根源問題：如何重構過去？書中采用事件、經歷與神話的「三調」（three keys）堪可玩味。「key」一詞譯成中文，具有「音調」和「鑰匙」雙重意涵，柯文曾說明它指向樂曲的音調，也具「為某種東西提供導入的設備或手段」的意思。不過它亦可延伸解釋為：一、歷史敘述的聲音；二、了解事件的重要通口。

作為柯文「中國中心觀」主張最重要的演練文本，在這本書裡，如何「處理」歷史儼然比如何「解釋」歷史佔有更重要的位置。「處理」歷史指的是如何運用歷史材料，進而建立一套重建過去的法則；在詮釋過程當中，資料的剪裁排比、敘事角度的拿捏與聚焦，以及歷史空間與氛圍的形塑、凝聚，遠比敘事的結果來得更加重要。

讓歷史自己說話

對於義和團的研究，過去學者多把聚焦點放在反帝的排外情緒，但柯文認為那只是一股「潛流」，只有當外部環境發生動盪時，它才會活躍起來。他相信義和團的動機不只有一個，特別是在1900年屬於「不是一個正常的年份」，由饑荒逼出的生存危機，或許才是義和團壯大的的因素，因此全書扣緊了一個主旨：旱災與饑餓。

但要如何把旱災與饑餓和義和團發生關係？在重構的歷史場景中，柯文明顯的擱下了宏觀的框架與論述，像在〈作為經歷的義和團〉這一部份，他從降神附體、法術、婦女的穢物、謠言與死亡著手，關切的是具體「人」的生存境況與環境的互動，以及在生存危機邊緣人們如何自保等，在在強化了歷史的現實感。接榫了「人」的普遍的心理狀態，比如面對饑餓、死亡與謠言的恐懼與恐慌，使人在理性認知外，多了一份感性的參與。

但我覺得此書的優處，是讓讀者體會書寫者的「歷史感」，並使人在閱讀過程中，宛如置身於歷史空間而成為事件的見證人（eyewitness）。同時亦可感受，其中蘊含著陳寅恪所說的「同情之理解」，回到一時一地，感受當時在地人的所感所想與反應。可見重構歷史的終極目的──它讓歷史自己說話，並找到適合自己的音階，繼而架構起自身的歷史世界。我突然想起，被困鎖多年的「五一三」，是否能采以官方、民間及經歷者口述的「三調」來書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