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翻譯牽涉兩種語言的文化背景和語規，也涉及譯者對詩的詮釋能力。詩歌翻譯會產生誤讀和過度闡釋，一方面是由於譯者無法掌握並互通兩種文化底下的思維方式和語言，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譯者缺乏詩感。

葉維廉認為，理想的譯者應該同時是讀者、評論者和詩人，才能夠掌握兩種文化的系統和語規，並詮釋作品的意義；此外，既標準又客觀的詮釋不可能達到，譯者只能做到最大程度的彙通，因此翻譯往往只是譯述，這涉及譯者本身的主觀意願和觀點，也就是譯者在詮釋時採取的角度及對作品的認知程度。

但是也有人贊同在翻譯中注入主觀情感。詩人兼翻譯家王紅公（Kenneth Rexroth）在演講稿〈作為譯者的詩人〉（The Poet as Translator）裡說，理想的譯者並非只是從本身的語言中尋找與原作相稱的文字，譯者還必須認同及消化原作。

王紅公編譯的《中國詩歌一百首》（One Hundred Poems from the Chinese）於1971年出版，影響廣泛。他認為，譯者必須對原作全情投入及認同。然而，這樣一來，對杜甫有強烈認同感的王紅公在翻譯杜甫詩時，便會加進自己的經驗和心情，有時甚至在譯作裡抒發自己的感情，如同在進行創作。這樣的行為在當時卻獲得許多詩人和評論者的好評。我們閱讀王紅公的譯作時，很難分清哪些部分是他翻譯的，哪些部分是他的創作。過度闡釋原作，便會遠離原作的意旨，這就不能稱為理想的翻譯。

此外，文言詩的語法具有很大的靈活性，在語法規則上與英文也有很大的差異，這為漢詩英譯帶來不少限制，不熟悉文言文特性的譯者就會誤讀，或是容易發生錯譯的情況。


20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