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我曾修了一門與犯罪心理學相關的課，老師介紹了盛行一世的顱相學（Phrenology），十九世紀的德國解剖學家以此為樂，好似掌握到看穿世人的法則，認為頭顱裝著大腦、大腦承載心智，也於是只要以手指刺探骨頭的凹凸曲向，便能如神明一般指點誰善誰惡。

而往後被推翻的彼時真理，還有手指頭、左撇子理論，多是心理學老師愛開的玩笑：那些偽科學。當時我大概也覺可笑，對啊怎麼可能用一個人的臉容，就判斷一個人的一生。但我忽然想起來，這其實並沒有離我們很遠。

男女仍然是評判一個人能力的參考值，胖瘦仍是決定成功與懶惰的界線，性的多與少、宅／處／魯蛇男的屬性，也可以決定一個人的該殺或不該。

社會標籤，仍是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顱相學。

畢竟經驗世界過於複雜，而人們渴望簡單。若不把人群分類，會耗費過多心力應付資訊，也於是同質化相同身分的群體、忽略其中的複雜與多面，會使世界看起來比較輕盈；而我們其實亦也時運用這種標籤的操作，讓他人更快地得以藉著這些折射去定位、理解自己。

我們既使用刻板印象在經營世界對我們的印象，也用此認識這個世界。我們不能沒有刻板印象，但那卻會一步一步地帶我們走向困境。

有些社會心理學家會說，歧視首先始於第一層的認知層次，人們因為刻板印象（ stereotype），對某一群人貼上同質化的社會標籤（social tagging），例如同性戀都很花、都沒有固定伴侶。隨著與之而來的是第二層的情緒，生產出偏見（prejudice）並與負面特質連結：同志愛換伴、好淫亂、真糟糕。若延展到第三層的行為層次，則成為貨真價實的歧視（discrimination），以制度限制一個群體的平等權利——因為同志都不忠貞，所以禁止結婚。

但無論社會標籤是否貼近真實，重要的是資源分配是否在政治決策上，經由意識形態的運作，導致對某些性少數群體的差別待遇？同志天生本該有人權，無論淫亂與否、用藥怎樣、腳有多開。歧視之所以可憎，不是因為針對個人而為，而是基於群體而生：一句「死gay」，恨的是所有的男同性戀，一槍「陰陽人」，斃死的是不願被定義的人生。

依據社會的病理學課本，我們將照著標籤上標名的各種特質，解剖一個人，盲人摸象般地以指尖觸碰可能的線索，摸到鼻子就說人是尖的，摸到顴骨就說人是圓的。藉此產生他／我之間的區辨，並將差異予以之高低評價，將他者化身置於一種邪惡，以此證成我們是多麼善良。

但我們其實可以取消掉這樣的區分。習以為常地丈量現實的線——例如說道德，分出好的性與壞的性，例如說信仰，宣告得以結婚與不得結婚的人——並不一定那麼公允、那麼正確。是非總在不同的歷史時刻，選在不同的邊上站。昨天的正解可能是今天的錯誤，真理不過只是ㄧ時之選，時間往前走，我們的行動不一定跟得上，但就算不與雞蛋站在一起，也別以石擊卵。例如同志平權，實實在在是關乎平等的事。

我的父母在他們二十歲時，經歷了解嚴，見證了台灣的歷史時刻；而今我也二十歲，我多希望台灣能在我們這一代裡，走成同志人權平等實踐的島嶼，在今年，或者明年，無論性別與性傾向的人們，都能平等成家。就算天光很遠，路還很長。

今年的台中同志遊行將在6月8日禮拜天展開，如主辦單位所說，最簡單的心願是「每一個人，都能和伴侶、家人、喜愛的人，好好牽手」。如果我們可以替他人貼上標籤，就表示我們可以撕下來。我仍極願意給這個毀他人婚、滅他人家的時代，致上最大的祝福，也同時希望人們許給我們這輩，一個可見的、彼此共生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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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維萱，台大獸醫系，輔系心理，今年二十一歲，現在與過去曾在學生自治、性別研究、青年國際會議等社團打滾。最喜歡的國家是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