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日晚，形婚主題派對在青島一家同性戀酒吧進行(東方IC/圖)

　　一個警察帶著一個同性戀來醫院，問：這到底是流氓還是精神有病？有病就留在醫院，沒病我就帶走。

　　世衛組織早就宣布同性戀不是一種疾病，但中國醫學界對此仍長期存在分歧，留下盈利的空子和尾巴，同性戀求醫者成為“送上門的肉雞”。

　　中國同性戀者的“平權運動”遠比想像中困難。一個民間自發開展的調查報告發布會，邀請的精神醫學家沒有一個到場。

　　電擊同性戀：一個“不存在的疾病”的治療騙局？

　　(南方周末) 吳振躺在沙發上，看見諮詢師捧著電擊儀走了進來。他看了看，有點像高中物理課上的毫安表，上面寫著“厭惡療法治療儀”。

　　諮詢師讓他躺好，全身放鬆，閉上眼，想像同性的嘴和身體，想像和他們親熱。

　　吳振想像不出來，那個方頭方腦的機器，像一對怪眼，讓他緊張。

　　不過五六分鐘，諮詢師將電極刺向他的手臂，雖然只是一下，但電流冰冷，他還是一骨碌跳了起來。

　　這是一次價值五百元的體驗，事後，吳振得到一張收據，抬頭寫著“同性戀矯正”。

　　這更像是一次臥底，身為“ 同志 ”，吳振反對成為矯正的對象，但這之前，他並不知道這樣的矯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直到電流過體，他想，這種痛苦，真的沒必要。

　　2014年3月，吳振將重慶心雨飄香心理諮詢中心告上了法院，同時成為被告的，還有百度公司，只要在其網頁搜索“同性戀矯正”，置頂的總是這家機構。

　　這只是冰山一角，2013年，同性戀公益組織“北京同誌中心”曾向全國十個省的十家同性戀矯正機構寄去投訴信，結果不了了之。

　　早在1990年，美國精神醫學會就證實，性傾向改變的可能性幾近於零。但在中國，針對同性戀的治療卻方興未艾，矯正、收費，再矯正、再收費，同志、醫生、諮詢師、焦慮的父母，共同繁榮了這盤“隱形的生意”。

　　“厭惡療法”

　　2012年秋天，一個女孩在微博上向北京同誌中心求助，她的“女朋友”被自己的父母送進精神病院進行治療。同誌中心試圖介入，但孩子無法反抗父母，最終失去了聯繫。

　　這之後，中心開始關注中國的同性戀治療。但甫一開始就陷入困境，負責人說，他們找不到願意講述治療經歷的同志，雖然在同誌中心，他們就知道至少有兩個人接受過治療。

　　“他們說，這是唯一不想提起的經歷。”

　　對同性戀的治療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弗洛伊德曾研究用精神分析法將同性戀轉變為異性戀。1920年，他嘗試為一位女同性戀進行治療，通過催眠和精神分析，重塑她對異性的觀感。但後​​來，治療不得不終止，當弗洛伊德發現她對接觸男性如此厭惡。

　　之後四十年，各種治療方法層出不窮，既有簡單的冷水浴療法，也有新興的激素療法，通過攝入雄性或雌性荷爾蒙，改變性向。腦葉切除手術，也成為一項並不驚悚的選擇，出於人道主義，也有專家認為對男同性戀，最好的辦法，是“教育性”的嫖妓。

　　在這些矯正方法中，最流行的是厭惡療法。將同性性衝動和懲罰以及令人厭惡的東西結合起來，形成條件反射。醫生會提供同性的裸體照片或者性愛視頻，當出現性興奮時，有兩種常見的選擇，一是進行電擊，二是注射“阿撲嗎啡”類的藥物，後者會帶來劇烈的頭痛導致嘔吐。

　　在美國，1972年的一份報告顯示，40個同性戀“病人”經受了5天的電擊治療，平均每人總共接受了1050次電擊。

　　北京同誌中心找到了李言，他是吳振的朋友，曾接受過長達三個月的矯正治療。如今，他成了一名堅定的反“同性戀矯正”者。

　　那是2011年，李言和男朋友的地下戀情被對方的父母所知，男朋友被押回老家相親結婚，他無力挽留，整晚失眠。

　　在一生中最灰暗的時期，李言做了一個決定，他要比男朋友做得更絕，他不要再當同性戀了。

　　在深圳的一家心理治療中心，治療師聲稱，同性戀是一種心理疾病，已經有很多治癒的先例，只需要三個療程就能治好，每個療程3000塊，一次付清還能打八折。

　　李言剛剛大學畢業不到一年，他將自己的所有積蓄拿出來，還向人借了錢，“我只是說我有病，要治”。

　　電極被粘在下體，冰涼得讓人不安，還來不及不好意思，治療師就讓他觀看男同的性愛視頻，鼓勵他放鬆，發揮想像。

　　然後，電擊開始了。“那個疼啊。”回想起來，李言咬了咬牙。

　　機器是自動的，每當他出現性反應，就會產生電流，像一根針一樣，從一點劃遍全身。電流過後，他開始發抖，劇痛之後則是頭暈，五六次後，他有些迷糊了，但治療師鼓勵他繼續，否則他的病會一直這樣子，他該想想被父母知道的後果。

　　治療師說，如果實在受不了，他們有皮帶，可以幫他固定在椅子上。

　　這樣的電擊一周一次，除了身體的疼痛，更多的是恐懼，李言控制不了自己，一種強烈的恥感攫住了他，這就像是一種懲罰，在和他開著下流的玩笑。

　　兩個月後，他突然被一種更大的恐懼吞噬，要是治不好怎麼辦？在這之前，他從未想過這種可能，但突然間，這種可能性像一道閃電擊碎了他，他沒法改變自己。

　　後來，他質問治療師為什麼沒有效果，對方坦白，還有治了一年都沒好的呢，必須繼續治療，這是對自己負責，也是對父母負責。但李言已經拿不出一分錢了。

　　幾年後，李言將這次失敗的治療告訴了吳振，這成了後者決定“臥底”的動力之一，在起訴狀上，他們這麼寫道，同性戀不是病，不需要治療，更不能被矯正。

　　留下一個尾巴

　　吳振的依據，是2001年修訂的《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以下簡稱《標準》)中已經將同性戀剔除了出去。

　　這是一次劃時代的改變，至少三千萬中國同性戀，在一夜之間擺脫了病人的身份。之後十餘年，這成為中國同性戀者為自身正名的重要依據。

　　但在萬延海看來，這更像是一個美麗的誤會。“標準中沒有'同性戀是正常的'這樣的表述，那是標準制定工作組的負責人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口頭說的，但沒有落實到文字上。”

　　真正的表述是，“就性愛本身而言，不一定異常”。

　　“這個語氣是很弱的。”萬延海說，與之相對，1990年世界衛生組織的表述，“ 單純的性取向問題不能被視為一種障礙 ”，就要強上許多。

　　1988年，萬延海在衛生部下屬的健康教育研究所工作。以防治艾滋病為契機，開始接觸到北京的同性戀群體。

　　八十年代末，也是同性戀群體覺醒的時候，年輕人徹夜上街，夜遊不回，路邊的廁所成了他們相互打量的地方。四年後，萬延海開辦“男人的世界”沙龍，探討同性戀的生存和發展。後來，沙龍被公安部以“有悖社會道德”關閉。

　　這一時期，將同性戀視為一種精神疾病，是醫學界的主流。後來成為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精神科醫生的叢中，當時在“中德高級心理治療師”培訓班上進行了調查，發現有超過一半的精神科醫生認為同性戀是一種疾病，需要治療。

　　將同性戀當做疾病，在當時，也可能是變相的保護。一位精神醫學家告訴萬延海，曾有一次，警察帶著一個同性戀來醫院找他，問，這到底是流氓還是精神有病？有病就留在醫院，沒病我就帶走。

　　但同一時期，在同性戀治療的發源地美國，同性戀已經不被當做一種疾病。1973年，美國精神病學會通過投票，將同性戀從精神疾病分類中刪除，對同性戀的醫學矯正漸趨停止。當中國的大量同性戀者被送入醫院接受厭惡療法，期待脫胎換骨時，在西方，社會正在學習如何接納這樣一種人類性向的自然形式。

　　電擊、藥物催吐，中國的精神科醫生接受了“治病救人”的教育，在患者出現面色蒼白、全身大汗、極度不適的時候，就是治療的關鍵時刻，一定要讓患者堅持堅持再堅持。

　　1996年，中華精神科學會開始製定新一版的精神疾病分類與診斷標準，萬延海邀請標準制定工作組的專家到同性戀群體中來，進行心理測量和研究工作。最終應邀前來的，只有時年30歲的北京迴龍觀醫院的青年醫生劉華清。

　　劉華清原本研究自殺者的心理問題，當他偶然發現這些自殺者中，有一類是同性戀時，他開始關注這個被忽視的群體。

　　“我當時想，絕對不能讓他去研究精神病院或者醫院裡的同性戀。”萬延海將劉華清帶到半地下的同志酒吧“檸檬樹”，讓他參加同性戀的大小聚會，將那些正常生活的同性戀者介紹給他，劉華清則對他們進行了心理測量。

　　他是第一位來到他們中間的精神醫學家，這些同性戀者希望向他證明，自己不是心理障礙的患者。

　　測量的結果證實了這一點，“ 他們都是和異性戀一樣的正常人。 ”劉華清將研究結論提交給了標準制定工作組，為換得那句“不一定異常”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0年，工作組的部分精神醫學家參加了美國精神病學會的年會。在這次年會上，美國反同性戀的宗教團體聯繫了著名精神病學家Robert Spitzer教授，發布了關於同性戀矯正有效的報告。中國精神病學家和他們舉行了座談。

　　這對標準產生的影響，即是保留了一個尾巴，將“自我不和諧的同性戀”作為性指向障礙。工作組對此的解釋是，考慮到一些同性戀個體並不認同自己的身份，出現的焦慮和苦惱，“自我不和諧的同性戀”成為可以進行治療的疾病單位。

　　但最關鍵的是，“對於自我不和諧的同性戀”，需要治療的，到底是“自我不和諧”，例如焦慮和苦悶，還是同性戀本身，表述依然模糊。

　　其中原因，是工作組內，就同性戀是否是一種疾病，發生了明顯的分歧，一派主張刪掉，一派主張保留，最後只好相互妥協。

　　2012年，Robert Spitzer教授公開向同性戀群體道歉，承認自己的研究有誤，他無法證明矯正有效，反而強調嘗試去改變只會帶來失望和傷痛。

　　“八九十年代，中國那一批研究治療同性戀的專家，也是本著人道主義的精神。”萬延海說，其中有的自身就是同性戀，他們隱藏身份，對治療投入心力，也是為了給自己一個交代。

　　“肉雞”

　　“現在，中國的同性戀治療就是一個商業活動。”萬延海將與吳振對簿公堂的心雨飄香歸於這一類。同性戀者阿強則有個形象的比喻——“ 把我們當作送上門的肉雞。 ”

　　上述這家諮詢中心位於重慶市中心的一棟商住兩用樓內。價格表掛在​​客廳的牆上，對於性取向矯正，需要5個階段30次治療，每一階段6500元，一次付清可以打折，優惠價30000元，是所有項目中最貴的。

　　姜開成50歲上下，是中心的創辦者和主任諮詢師，似乎也是唯一的諮詢師。按照網站上的說法，光是2011、2012年，經由他矯正成功的例子就達到20例。

　　他宣稱自己的“矯正成功率可以超過50%”，並將方法總結為催眠厭惡矯正。在網站的介紹裡，這種方法指在深度催眠中，由治療師發出指令，讓他(她)想像和同性發生親密接觸乃至性愛場景，此時突然地採取電擊厭惡治療，瞬間的脈衝電擊會立即瓦解他們的興奮和高潮，使他們的身體和潛意識都產生恐懼。

　　姜開成如此迷信它的效力，他甚至有把握將“異性戀變成同性戀”。“這有什麼不可以呢？”他胸有成竹的反問道。

　　在全國，如姜開成一樣，宣稱自己可以矯正同性戀的還有很多，在重慶，一位母親被告知，只要動一動祖墳的風水，她的女兒就能順利地結婚；在上海，一位醫生建議服用安定，醫生告訴病人，“多睡覺總比出去搞同性戀好”；在廣州，一位醫生為自己的治療方法取了一個冗長而有信心的名字——“視、聽、味多覺聯合條件消退結合眼動脫敏認知重塑訓練”。

　　“都是假的。”叢中說，國外經驗已經證明，性取向無法改變。

　　“許多人，特別是同志的家長，都願意有人告訴他們這可以治療。”阿強組織了同志親友會，曾有家長打電話來罵，“醫生都說可以改，你們為什麼讓我的孩子當同性戀？”

　　姜開成沒想到，自己就這麼被推上風口浪尖。他還記得吳振來的時候，只付了500元的諮詢費，這本來是不包含電擊的，但吳振告訴他，他想試試自己受不受得了，才好決定是否付出3萬塊。他覺得這合情合理，電了他一下，然後就成了被告。

　　“沒想到他是帶了陰謀來的。”被吳振指責為“騙子”的薑開成也這樣堅稱自己受了騙。

　　姜開成對自己可能招致的反對還是心裡有數，在百度上進行商業推廣時，專門放過了廣東、海南、廣西和福建四地，因為他判斷這四個地方，對同性戀的接受度都比較高。

　　他矯正的第一個同性戀是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年輕人，一個男同志，到了結婚的年齡卻無法結婚，迫於壓力，希望能夠改變，給家裡一個交代。

　　“經過治療，他可以和女性發生性關係，雖然情感上還是喜歡同性。”這算是半成功，但姜開成發現，對方的父母已經很滿足了，事實上，重要的不是戒斷和同性的關係，而是能夠接納異性，結婚生孩子。

　　“中國是一個傳統國家，傳統的觀念還是要保留。只要能結婚生子，以後離婚也不管。這是會增加一些社會的不安定因素，但也會讓家庭更好過。”

　　很快，姜開成將矯正是否成功的標準，定位在能否結婚，在講究傳宗接代的血脈文化里，這無疑是一個討巧的選擇。無論是為了掩藏身份還是做出妥協，同性戀者的結婚率，一直不低。

　　這是中國獨有的現象，王小波在他的《東宮西宮：調查報告》中就說，“在中國，許多男同性戀者最終會和女人結婚，這可能是他們同西方男同性戀者最大的區別。 ”

　　由此產生的同妻人數，已經超過了1600萬，這是另一群陰影中的人。“和一個不愛的人生活，這樣太殘忍了。”李言說，自己不會像男朋友那樣，走進異性婚姻。

　　三年前，他的男朋友被父母押回老家，結婚生子，痛苦並不因為被掩藏就消失。他和妻子總是吵架，他打了她，他想離開但又無路可走。

　　幾次三番，這個曾經的男孩向李言傾訴心中苦悶，兩個人就都難過起來。

　　2012年，世界衛生組織發表了聲明《為一種不存在的疾病治療》，強調同性戀不是一種疾病，無需接受治療。呼籲立法懲處提供性向治療的機構。

重慶某家心理諮詢中心網站上的同性戀矯正與催眠專頁(馮飛/圖)

　　不可能支持他們

　　“目前沒有法律可以禁止同性戀矯正。”身為精神科主任醫師，叢中能做的，只是告訴每一個來向他諮詢的同性戀孩子的家長，同性戀無法治療，也不需要矯正。除此之外，他也無能為力，如果心理諮詢師開設了同性戀矯正諮詢，中國的精神醫學界也沒有相應的規範可以產生約束。

　　從2001年到現在，十多年的時間，中國的同性戀研究基本沒什麼進展，叢中和劉華清，對此都持相同的看法。

　　“同性戀只是精神醫學裡面很小的一塊兒，大部分人不了解，關注的人也不多。”劉華清說。

　　這正是萬延海擔心的，相關法律和科學證據的雙重缺失，吳振將很難勝訴。如果輸了，將帶來消極的示範效應，其他的同性戀矯正機構將更加肆無忌憚，無所畏懼。

　　吳振倒是有不同的想法，他認為起訴能立案，本身就是突破。以前，公眾看見的是同性戀群體，現在，更需要的是同性戀的權利被看見。如果輸了，還可以再上訴，這個討論的過程將使一切越辯越明。

　　2014年5月14日，法院正式立案，一開始吳振不知道起訴狀上填什麼案由好，還是法院的工作人員建議他，寫上“服務合同糾紛”。

　　這是兩代同性戀行動者的分歧。作為中國最早的同性戀行動者，萬延海希望能將行動限定在科學的規範內。當務之急，是同性戀群體去和心理學家、精神病學家接觸，讓他們來研究自己，形成科學的證據，才能改變科學的標準，影響法律。

　　但對於吳振和阿強這樣的新一代行動者，他們已經不滿足於僅僅充當專家的“小白鼠”，如同美國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同性戀平權運動般，他們希望掌握主動權。

　　“以前，都是通過專家，是內部的途徑。同性戀群體和專家接觸，取得哪些進展，在公眾層面並不為人所知，我們想改變這一點。”吳振說，這也是為何，他們決定用公開訴訟的方式進行起訴。這是法律維權的方法。

　　無論哪一條路徑，都比想像中困難。2014年5月16日，北京同誌中心發布了中國同性戀扭轉治療的報告，顯示超過百分之十的同性戀者有接受扭轉治療的想法，他們的抑鬱程度更高，所受的壓力多來自家庭和社會。調查報告的發布會上，同誌中心邀請的精神醫學家沒有一個到場。

　　九個月前，在第十一屆全國精神醫學學術會議的會場，同性戀志願者打起彩虹旗，拉出標語——“同性戀去病理化需要中國好醫師”，這個靈感來自一個選秀節目，目的是拉近和專家們的距離。他們呼籲將“自我不和諧的同性戀”也從疾病分類中刪去，向國際標準看齊。

　　這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精神醫師的注目。一位老醫師認真地告訴他們，“同性戀是病，但是一種輕的精神病。”另一位中年醫師則更加戲謔，他說，作為醫生不可能支持他們，不然人類不就要滅絕了嗎？

　　(文中人名吳振、阿強、李言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張瑞南方周末實習生岑欣杭胡可藝王繼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