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搬進三里河寓所後，66歲的楊絳終能在那小學生書桌上再開始寫小說。取材文革的作品，閃爍著傷痕文學光芒，幾乎掩蓋她的小說成就。

錢家客廳雖寬敞，卻是水泥地板，僅有兩隻沙發配幾隻椅子。入門右側靠牆有座大書櫃，沙發對面靠牆是座較小的書櫃及一張大書桌，桌面玻璃墊堆著一落落高低不一的書，楊絳說：「這是鍾書的書桌。」

那時董秀玉開始和錢先生討論預計出版的書，楊絳引我們看了錢鍾書的書桌，再看她靠窗的書桌、書櫃及窗台上的竹節海棠與我不知其名的蒼綠盆栽。

「這是我的書桌，小學生用的。」她細聲的說。

多麼謙虛啊，我想。都要80歲了，還用「小學生」形容自己。

傷痕文學光芒幾乎掩蓋了她的小說成就

楊絳曾說，她最喜歡的是寫小說，這願望卻到文革結束次年才實現。1935年她從清華外文所畢業就在《大公報》副刊發表第一篇小說〈璐璐，不用愁！〉。同年與錢鍾書結婚到英國、法國留學，既要讀書又要照顧阿圓，沒空再寫小說。1938年秋天返國後，錢鍾書邊教書邊寫作，在昆明完成散文《寫在人生邊上》，她則在上海照顧阿圓與錢、楊兩家長輩，並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等校教書。為了貼補家用，她還寫《稱心如意》、《弄真成假》、《遊戲人間》等劇本；第一齣公演即揚名上海灘；那時錢鍾書還沒寫《圍城》，人家介紹他「這是楊絳的先生。」　─《稱心如意》1943年5月18日由黃佐臨導演，在金都劇場首演；《圍城》1944年動筆，1946年開始連載，1947年出版，其後暢銷不墜，錢鍾書文名日隆。─

1949年解放前，許多人逃到海外，但他們「不願去父母之邦」，「不願做外國人」。這個決定，帶給他們後半生「煩惱和苦痛多於快樂」。解放後，中共安排他們回北京，在母校清華大學任教。3年後，兩人都被調到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楊絳以翻譯安身，錢鍾書埋首古典立命；和沈從文等人一樣，不敢再寫小說。1957年反右風起，錢鍾書在〈赴鄂道中〉五首寫下如此沉痛的末句：「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鳩忽噤雨將來。」─那時楊絳已譯完《吉爾．布拉斯》、《小癩子》，開始學西班牙文，準備翻譯《堂吉訶德》。

1966年，《堂吉訶德》翻譯了三分之二，8月22日楊絳被剃成陰陽頭，譯稿也被指為「黑稿子」，不得不捆成一大包提去「上繳」；「眼睜睜看著堂吉軻德做了俘虜」。她沒留底稿，擔心譯稿被毀，曾委婉地要求「頭頭」暫時還給她看一下，答覆卻是：沒收的「黑稿子」太多，找不到了。

過了半年，「我們『牛鬼蛇神』奉命打掃後樓一間儲藏室。我忽從凌亂的廢紙堆裡發現了我那包《堂吉訶德》譯稿。」然而還是不還給她。歷經驚險3年多，1970年7月下放幹校前夕，《堂吉訶德》才回到她身邊。─譯稿猶如此，何況寫小說？創作者的神經何等纖細，怎堪得文稿失蹤的折騰？

1977年搬進三里河寓所後，66歲的楊絳終能在那小學生書桌上再開始寫小說。〈小陽春〉、〈大笑話〉、〈玉人〉、〈鬼〉、〈事業〉等中短篇（收於《倒影集》，1981，香港文學研究社），人物情節皆取材於舊社會，觀察細膩，結構嚴謹且對白詼諧，意象尤其淡遠有味。兩相對照，後來完成的《幹校六記》、《洗澡》等取材文革的作品，雖閃爍著鋒利的傷痕文學光芒，卻幾乎掩蓋了她細筆描摹舊社會的小說成就。

命題作文寫錢穆並更改了她的大標題

1990年拜訪三里河之後半年，9月初傳出錢穆逝世的消息。我打電話給楊絳，請她寫一篇錢穆陪她去北京讀研究院的追念文。

「哦，妳這是命題作文啊，」她悠然的說，「我還沒寫過那件事呢。如果要寫，我說他記錯了事，可以嗎？」我說當然可以。

楊絳是標準的行動派，做事極有效率。10天之後，兩千多字的〈追憶與錢穆先生同行赴京〉已傳真至「人間」副刊辦公室。就副刊編輯的角度，這標題符合命題作文的意涵，但看起來稍平板，而且太長不好配圖（當時尚是手工貼版的時代）。她是可敬的前輩，我打電話去致謝時，不好意思說標題平板，只說美術編輯要設計版面，標題字如果短一點較好配圖…。我的話未完，她立即說，「季季女士，妳不要客氣，版面編輯的事，你們是專業，妳看怎麼改都好，不要緊的…。」

後來我把大標改為〈車過古戰場〉；〈追憶與錢穆先生同行赴京〉則做副標，再打電話向她說明時，她笑得好脆亮地說，「妳怎麼那麼客氣呀，改得很好啊，比我原來的好，那一趟路那麼長，經過古戰場確實是重點；到了那裡我們才說了些話…。」

1990年9月18日，楊絳〈車過古戰場─追憶與錢穆先生同行赴京〉在「人間」副刊發表。且看她如何「不是為了辨錯，只是追憶往事」，卻也一開始就詳述錢穆「記錯了」事的前前後後。

─讀報得知錢穆先生以96歲高齡在台北逝世的消息，默存和我不免想到往日和他的一些接觸，並談起他《憶雙親》一書裡講他和默存父親交誼的專章。那章裡有一章講默存，但是記事都錯了。9月5日晚，我忽得台北《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季季女士由台北打來電話（季季女士前曾訪問舍間），要我追記錢穆先生和我「同車赴北京」（當時稱「北平」）的事。…不過我這裡記他，並不是為了辨錯，只是追憶往事而已。

錢穆先生在一篇文章裡提及曾陪「錢鍾書夫人」同赴北京。他講的是1933年初秋的事。我還沒有結婚，剛剛「訂婚」，還算不得「錢鍾書夫人」。

我那年考取清華大學研究院外文系，馬上就要開學。錢穆先生在燕京大學任職，不日也將北上。我未來的公公在散席後把我介紹給「賓四先生」，約定同車北去，請他一路照顧。…─

從蘇州到北京，當年的行程將近40小時。兩人不熟，偶爾說幾句客氣話。過了徐州，錢穆的話多起來了。

─窗外一片荒涼，沒有山，沒有水，沒有樹，沒有莊稼，沒有房屋，只是綿延起伏的大土墩子。火車走了好久好久，窗外景色不改。我歎氣說：「這段路最乏味了。」賓四先生說：「此古戰場也。」經他這麼一說，歷史給地理染上了顏色，眼前的景物頓時改觀。我對綿延多少里的土墩子發生了很大的興趣。賓四先生對我講，哪裡可以安營（忘了是高處還是低處），哪軍可以衝殺。儘管戰死的老百姓朽骨已枯、磷火都曬乾了，我還不免油然起了弔古之情，直到「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在望，才離開這片遼闊的「古戰場」。…

車入山東境，…他指點著告訴我臨城大劫案的經過（可惜細節我已忘記），又指點我看「抱犢山」。…

不過車到北京，我們分手後再也沒有見面。我每逢寒假暑假總回蘇州家裡度假，這條旅途來回走得很熟，每過「古戰場」，常會想到賓四先生談風有趣。………

錢穆去世後，各報副刊陸續發表不少悼文，大多追思他做學問的嚴謹及推動國學教育的貢獻。楊絳這篇則是一段意外的旅程，淡筆素描兩千餘字，歷史背景與地理場景如實呈現眼前。尤其是抵達古戰場之前一段，寫她觀察錢穆在行程中的吃，角度最為特殊，感觸也最讓人深思：

─每逢停車，站上有賣油豆腐粉湯之類的小販，我看見他在那裡捧著碗吃呢，就假裝沒看見。我是一個學生，向來胃口不佳，食量又小，並不覺得自己儉樸。可是看了賓四先生自奉菲薄，很敬重他的儉德。─

如果不是二月初在她家聽錢鍾書說40多年前的台灣之行，哪能約請楊絳寫這篇回看50多年前的北京之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