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與人生/忘了我是誰◎文 蔡怡/圖 王嗚咪
我對音樂的初體驗來自母親。模糊記憶裡,母親睡在我和哥哥中間,一面唱歌,一面哄我們午睡,但她唱的不是兒歌,是中國第一部配聲電影《野草閒花》的主題曲〈尋兄詞〉:「從軍武,少小離家鄉,念雙親,重返空淒涼,家成灰,親墓長青草,我的妹,流浪他方……」阮玲玉唱紅這首歌,母親年輕時就學會了。但我猜她是跨海來台再也不能返鄉後,才真正品出了歌中背井離鄉的傷痛,所以急切的解釋給少不更事的小兒女聽,讓我和哥哥每次午睡,都紅了眼眶。
小學一年級,我被音樂老師挑中,唱她自編的音樂劇「家貓流浪記」。我演被主人寵愛的家貓,因羨慕野貓的自由,逃家出走,歷險歸來後,才知家的可貴。
此音樂劇後來在鎮上的天主堂演出。我身穿白貓戲服,又唱、又說、又舞,面對台下黑壓壓的觀眾,一點也不怯場。演出完畢,在後台看到騎單車來接我的父親。我本想撒嬌問,第一次登台怎麼全家沒有一人來觀看?但看著父親那張灰撲撲的臉,我閉上嘴,只緊緊攬住他的腰,把臉貼著他的後背,在一片漆黑夜路中,體會他的溫暖。
中學時,母親床上躺著,父親裡外忙著,而我,在滯悶的空氣與繁重的功課下壓著。進入合唱團唱女高音,是生活中唯一可喘氣的窗口。唱「漁翁樂陶然,駕小船」,我覓得內心深處之寧靜;聽「香霧迷霧,祥雲掩擁」,我覺身處虛無縹緲間;而〈流浪者之歌〉,更讓我迷惘的靈魂得以出走……
雖然家裡經濟捉襟見肘,但母親讓我初二開始學鋼琴,圓她從小沒能實現的夢。想到她從父親薄薄的薪水袋中,抽出鈔票繳學費,我心中沉重的感恩只能傳達給黑白琴鍵。尤其遺憾家中沒有鋼琴,〈少女的祈禱〉從來沒有獻給母親,而都獻給琴室的隔音牆。
為父親重拾歌本
離家到台北念大學,我找到自己的文學天空,將歌曲、音樂都拋諸腦後。直到大三的聖誕夜,在小型舞會裡,踩著〈最後的華爾滋〉(The Last Waltz),結識心中的白馬王子,倘佯於醉月湖邊,譜出屬於我們的〈Love Story〉。但沒多久,情郎搭上〈Leaving on a Jet plane〉的飛機,飛出我的視線,在〈Never Can Say Goodbye〉的哀傷裡,煎熬著被大海隔開的兩年空白。感恩兩人的堅持,我們終於在教堂紅毯上合唱〈The Wedding〉。
人生的重大里程,如結婚生子、成家立業,我都在舉目無親的異鄉寂寞完成。彷彿一株被連根拔起的樹木,先忍受被撕裂的痛,再重新入土,重新栽植。而歌唱很快的出現在重新架構的新生活裡。
一群中文學校家長成立合唱團,我們在全英文的環境唱來自家鄉的歌。高山青,澗水藍,在淡淡的三月天裡,我們望春風,唱陽關三疊。一疊又一疊,唱斷天涯,還以為可以療癒「西出陽關無故人」的悲涼。
去國十六年,我回到台灣,在職場裡奮鬥另外十六年。過多的責任壓扁生活中每道空隙,歌聲只能迴旋夢裡。待離開職場,為嚴重失智的父親重拾歌本,重啟歌喉,我已是年逾半百之人。父親退化成當年被推到長輩前演唱兒歌的我,於是我們每天在顛倒歌中唱著、唱著,分不清誰是父、誰是子。最後,寫在我們歌譜上的,就只剩下伊—伊—呀—呀—了。
重返合唱團,再唱〈長恨歌〉,我心中已沒有了迷惘,也不再徬徨,走過真正的甜酸苦辣,高低起伏,現在的我,倚在菊花台邊,只想輕輕的唱:「忘了我是誰,忘了我是——誰——」
【2015/3/9 聯合報.繽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