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7-02 23:20:49 落葉之楓

【教育/藝術/音樂】胡適為何主張「不用典」 (下)

 

胡適為何主張「不用典」 (下)
‧歷史月刊 2007/06/25
雖然文言作為「士大夫寫給士大夫看」的溝通工具不成問題,但要做為大眾用語,卻實在大有問題。
【文/鄭文炫】

文言文死了嗎?

〈文學改良芻議〉發表迄今整整90年了,走過90年歲月,文言死了嗎?絕沒有!甚至在有人刻意「去中國化」的台灣,他們還活得好好的。近期有兩個鮮明的例子可以證明,雖然內容頗不雅馴。陳總統抱怨說,他家很「衰滫(ㄒㄧㄡˇ)」;執政黨主席說他說話不「囂(此唸ㄠˊ)滫」,這「衰滫」、「囂滫」二語十分具本土味,新聞媒體居然不識,誤寫成了「衰小」、「嚎哮」。「衰」之意,人人皆知,不必解釋。囂,聲也。「滫」本意是酸臭的洗米水,台灣話借用指男人的精液;滫字附於語尾,組成了粗語。衰、囂、滫三字皆為古漢語,在東漢許慎著的《說文解字》裡都查得到,只是古今之義稍有異同,這正是語言演變的自然現象。然而不了解古義,就很可能誤用。試想,堂堂國家領導人與執政黨主席竟將「滫」置於口,這成話嗎?不僅此也,最近我看到有些寫時事評論的作家,竟也「衰小」、「嚎哮」地寫起來了。所以說,文言並未亡故,只是「演化」成不同的形貌出現。借用現代達爾文主義的觀念來說,他們的「基因」都存在今人的用語中啊。即使是那些主張「去中國化」的人,不也滿嘴古漢語!

雖然文言作為「士大夫寫給士大夫看」的溝通工具不成問題,但要做為大眾用語,卻實在大有問題。更何況當時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已有所改變,加上需因應外在局勢挑戰,由文言「進化」為白話的確是時勢所趨,符合需要。不過這種情勢所迫的驅力,胡適是「見不及此」的。他看到的只是古文的若干弊端,寫出來的是死氣沉沉的東西,不能造新思想和新精神,遂促成他寫〈文學改良芻議〉的動機。那些古文弊端就是他「八不主義」所批評的對象:言之無物、摹倣古人、不講文法、無病呻吟、爛調套語、酷喜用典、好講對仗、言文背馳。其中,他用力最深的就在「不用典」的主張,用了近半篇幅闡述。而「不用典」也是引發本文寫作的起因,有必要特別說一說。

誠如胡適所言:「吾所主張八事之中,惟此一條最受朋友攻擊,蓋以此條最易誤會也。」也因此,胡適對於不用典的主張其實相當寬容,什麼「廣義之典非吾所謂典也。」其中就包括了成語,所以,說胡適主張「不用成語」,根本是誣陷。而「狹義之典」乃是他「所主張不用者也」。但其中「用典之工者」又不算。如此寬容的條件,若說胡適主張「不用典」,可要說清楚是哪種「典」。條件如此寬容就惹得錢玄同頗不以為然,認為胡適「依違於俗論」,「亦是無謂」。不特此也,胡適批評用典的弊端,其實並未切中要害。倒是錢玄同替他補充了:「後世文人無鑄造新詞之材力,乃競趨於用典,以欺世人;不學者從而震驚之,以淵博而稱譽;於是習非成是,一若文不用典,即為儉學之徵。」我們若把鏡頭拉近,看一看當代散文名家余秋雨先生的見解,那就更精絕了。在其大作〈十萬進士〉一文中,他是這麼寫的:「中國文人互相評鑑文化知識水平的標尺往往不在於宏觀識見而在於細節記憶,一有細節上的記憶失誤,立即哄傳為笑柄。中國文化擁集著多少細節啊,但人們總是在一筆之誤、一字之差、一名之混、一典之錯中來否定一個人的整體文化程度。」

其實,文字不過就是其使用者形諸書面的表達工具。表達好與壞,端視使用者是否思路清晰並具內涵。用文言或用白話實非問題所在,用不用典亦餘事耳。然而若自炫淹博,下筆盡書艱澀冷僻之語,旁人索解無由,那種文章只好留給作者「得失寸心知」,自拉自唱。中華文人向來思路邏輯欠嚴謹,文章的普遍毛病是「煽情有餘而說理不足」。君若不信,可將《古文觀止》裡頭的議論文一一檢出分析,即能見端的。《胡適雜憶》中唐德剛先生寫道:「胡先生那時就說中國古文有一種含混的傳統,所以對科學研究和法律敘述都有妨碍。」不把含混的思路理清,是寫不出好文章的。傳統文人見不及此,只知在字雕句琢,詞藻堆砌上用功,實屬末流也。

赫胥黎教人記得「拿證據來!」胡適學到了,也跟著大喊:「拿證據來!」。不僅要拿證據來,而且,「有一分的證據,只能說一分的話;我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的話;有了九分證據,不能說十分的話,也只能說九分的話。」可今日這位五百年不世出的大宗師其「不用典」主張,卻教人沒有證據地胡說。上至教育部長,下至中學國文老師皆如此。我真愚昧不解,國文老師若未拜讀過那篇使胡適「暴得大名」的大作,又如何能跟學生說清楚白話文的時代意義?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寫到這裡,我累了,也感到幾許悲涼。不論胡適有多偉大,他確實應該走入歷史,讓我們超越過去。然而撫時感事,我們超越過他了嗎?90年歲月悠悠過去了,我們還在聚訟學生該不該讀古文?豈非可笑亦可嘆!至於胡適生前所提倡的民主、自由、科學等觀念,我們又拿出了多少成績?在民主、自由方面,海峽彼岸才剛起步(《物權法》制定是起步的指標);海峽此岸雖有過光榮歷史,但發展卻越來越走向民粹化,這可是退化,不是進化。胡適晚年諄諄強調:「容忍的態度比自由更重要,比自由更根本。……社會上沒有容忍,就不會有自由。」但如今台灣社會,容忍的空間又有多大?尤其是政治立場上的空間。

在科學方面,我們確實有一日千里的長足進步,但在社會一般人的心裡,仍然盤據著星座、命相、風水靈異等亂神迷怪之說。裝神弄鬼之徒可以輕易登上新聞媒體,被奉為「大師」。不少貌似科學之物,趨近瞅清,卻是偽科學、非科學。甚至,連「拿證據來」的簡單準則,都未普遍建立。胡適曾將自己與梁啟超歸類為「半新不舊的過渡客」,物換星移幾度秋,胡適墓草數青,時代巨輪也早就堂堂輾進二十一世紀了,可我們卻仍緊揪著胡適上世紀的幽靈不放。結果,胡適也就陰魂不散,擋住我們前進的路,讓我們的社會繼續處在半新不舊的過渡階段。甚且,世人肉胎凡眼,辨不得大師的幽靈,只當作一般孤魂野鬼看待。

本來是重溫舊夢,稍事高歌。可現在聲調轉趨嗚咽,嗚咽之音向不討喜。只好哀歌獨弦,旁人則「聽其自鳴自止可耳」。最後,吟哦胡適的詩作〈舊夢〉以為曲終。

山下綠叢中,露出飛簷一角,
驚起當年舊夢,淚向心頭落。
對他高唱舊時歌,聲苦無人懂。——
我不是高歌,只是重溫舊夢。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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