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提出以白話代替文言的主張，自有其超凡獨到的中國文學史觀。

前一陣子，教育部杜部長說他「是胡適的信徒，《胡適文存》中的八不主義，其中一個就是不用典、不用成語」。所以他反對使用成語及典故，並認為「成語這個東西會讓人思想懶惰、頭腦昏鈍、一知半解」。看了新聞不禁失笑，未知杜部長曉得否？「一知半解」就是成語，台灣出版的繁體版《中華成語辭海》在「一知半解」條下就舉證了四則古例。

從〈文學改良芻議〉談起

至於說《胡適文存》中的八不主義主張不用典、不用成語，前者顯然扭曲了胡適的原意，後者則根本是誣陷，凡讀過那篇〈文學改良芻議〉的人自然明白，毋庸嘵嘵爭辯。因杜部長的一番話而跳腳的國文老師，其反批的論述卻透露出他們對於胡適那篇劃時代的文章，似乎未拜讀過。看來，這位生前平易近人，交友遍天下的啟蒙大師，身後寂寥，除了余英時之流的史學家對他還有興趣以外，再無知音。

〈文學改良芻議〉之由來以及胡適為何主張「文學革命」，提倡「白話文學」，在〈逼上梁山〉一文中胡適敘述甚詳。近日無事，我把這兩篇中學時已讀過的文章拿出來重讀。本來只是重溫舊夢，回味以前當「胡迷」時的輕狂情態。不料，一讀之下，卻覺事有蹊蹺，內藏玄機。遂效法胡適的考據精神，一路追查下去。與「胡適的幽靈」糾纏數日後，終可解脫。胡適有兩句詩：「我不是高歌，只是重溫舊夢。」看來，我尚能稍事放蕩高歌，將近日與「胡適的幽靈」糾纏後的感想舒發出來。曲音如下，入不入耳，就由讀者賞鑑。

胡適提出以白話代替文言的主張，自有其超凡獨到的中國文學史觀。而提出的時機又恰好符合社會脈動的需要，遂能攻無不克，一戰成名。余英時教授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一文中表示：「胡適由於『知國內情形最悉』，因此才對時代的動脈有敏銳的感應，這正是過人之處。」我認為這句話是高估了胡適。當時沒有CNN，資訊傳播遠不如今日，去國多年的胡適，儘管與國內人士尚有書信聯繫，但絕無眼光能透視時代的動脈走向。因為胡適欠缺這方面的「高深學問」，這一點就遠不及孫中山。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書中講得很清楚，胡適「未嘗選修有關經濟的科目」，「不特此也。胡氏對他成名以後才逐漸發展的其他多種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如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史學等等，也未嘗鑽研。」所以，在這種「知識背景」之下，說當年僅25歲的胡適「對時代的動脈有敏銳的感應」，我認為是言過其實。

那麼，胡適獨到的中國文學史觀又從何而來？且其史觀正確嗎？欲求斯解，我認為有必要了解胡適的思想底蘊。胡適明白表示過，「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胡適所講二人有個共通處，就是跟達爾文的「演化論」有關。稍知演化論歷史者咸曉，演化論能廣為人知，全賴赫胥黎和幾位朋友奔走呼號所致。赫胥黎的《天演論》還曾經由嚴復翻譯，紹介至中國，影響廣大。胡適15歲時讀了這本書，「高興的很」。杜威則是胡適就讀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研究部的指導教授，是實驗主義大師，而實驗主義照胡適的說法，是「進化觀念在哲學上應用的結果」。胡適曾說：「我的文學革命主張也是實驗主義的一種表現。」所以，若要了解胡適構思文學革命主張的思想底蘊，就必須先了解達爾文的演化論。

文學革命的思想底蘊

達爾文的演化論體大思精，我們不必全然了解。但跟本文有關的幾項觀念必須特別提出來。「首先，達爾文主張演化沒有特別的目的。」「達爾文所傳達的第二個訊息是，演化沒有方向，它不會一直朝著更高等的事物演化；生物只是為了要更能適應他們的生存環境，並沒有所謂的進步或退步。」「生命的改變只會導致生物對環境產生更好的適應，並不會導致『進步』那種抽象的理想。」「科學家很早以前就能清楚區分演化與進步的觀念，同時他們也認為進步是以人為中心、且會造成惡劣後果的偏見。但是，大部分不熟悉這個領域的人，還是把演化和進步看作是同樣的東西。他們不但把人類的演化定義成『改變』，更定義成……其他各種特性的改進。」（引自程樹德譯‧古爾德著《達爾文大震撼》）

達爾文闡述演化論的曠世巨著即《物種由來》（Origin of Species）。翻開1911年3月10日胡適寫的日記，計寫了14字，其中7字是「讀達爾文 “Origin of Species”」那年胡適21歲。胡適雖然讀過達爾文的不朽經典，不過我認為，他並未真確理解達爾文的核心觀念。像演化（evolution）一詞，嚴復譯作天演，但胡適卻一直用「進化」稱之。這種「進化」觀，帶著濃厚的進步（改進）意含，絕非可以「誤譯」作為開脫。譬如他說：「實驗主義從達爾文主義出發，故只能承認一點一滴的不斷的改進是真實可靠的進化。」他的成名作《中國古代哲學史》中說，生物適合環境「有兩種的分別。一種是自動的，一種是被動的。……自動的適合，……全由自己努力變化，戰勝天然的環境。」胡適所謂「不斷的改進」、「全由自己努力變化」等語，絕非達爾文會說的。就因為胡適並未真確理解達爾文的核心觀念，當年寫《中國古代哲學史》時，得意洋洋地提出「莊子進化論」。以致出書四十年後，不得不認錯：「這真是一個年輕人的謬妄議論，真是侮辱了《物種由來》那部不朽的大著作了！」

胡適誤認演化即「進」化，並受其影響，再經過實驗主義的洗禮，「逐漸變為一個改良主義者」。胡適的改良主義造就了他獨到的中國文學史觀，認為白話文學「是歷史進化的自然趨勢」，可是這種趨勢「難保不退化」。因而需要「有少數人出來，認清了這個自然的趨勢，再加上一種有意的鼓吹，加上人工的促進，使這個自然進化的趨勢趕快實現」（胡適著《白話文學史》）。有這樣進化的文學史觀，就不難理解當年胡適為何會說「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種半死之文字。」「白話並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進化，其進化之跡，……」。既有「進化之跡」當然就有趨勢、方向，這不是達爾文的觀念，可我們這位胡先生卻著著實實相信了。〔案：知道演化論歷史的人當能一眼看出，胡適的「進化觀」若有淵源，應該源自法國生物學家拉馬克（Jean B. Lamarck）。〕

不過，我們有興趣的是，胡先生獨到的進化文學史觀正確嗎？他老婆口中「適之的好後學」唐德剛先生就大不以為然，認為胡適「一棒把『中國文學』打成『文言』、『白話』兩大段」，是因為「他對中國社會經濟史毫無興趣而把中國文學史孤立了的結果。」而文言亦非「半死之文字」，當時不是，現在也不是！

唐德剛先生說得好：「我們這個偉大的文物之邦裡的『文物』也為上層的士大夫階級所專享。寫起詩文來，原是『士大夫寫給士大夫看』，又有什麼死活之可言呢。」嚴復所譯的《天演論》可以證明唐先生之言，那本書當時在知識分子間發生很大的影響，可他是用「駸駸與晚周諸子相上下」的古雅文言譯的。他的譯書信達雅兼顧，說他的文言是「半死之文字」，其誰能信？連胡適自己都說，當年讀這本書時，「高興的很」。這就難怪當時大多數的「士大夫」會抵死反對胡適所提倡的白話文學。連思想比較開明的嚴復都視之「為春鳥秋蟲，聽其自鳴自止可耳。」甚至直到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時，尚得不到他那些海外留學生友人的支持。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