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7-25 00:43:04自由战士
中國消滅了地主,美國培養了農場主
中國消滅了地主,美國培養了農場主
近日網上有個帖子說，當年打開國門後一些幹部到美國考察，他們回國後感慨地說，中國“消滅”了地主，美國“消滅”了貧農。
本人自謂還了解點國家大事，也愛思考一些問題，但看到這段話頗有醍醐灌頂之感。深入琢磨一下，中國當今社會三農問題頗難解決，其根源恐怕正在于此。
我國自古以來信奉“不患貧而患不均”。只要革命，無不打出“殺富濟貧”旗號鼓動民衆，而且屢試不爽。電視連續劇《水浒》至今在央視熱播不衰，也佐證了主流社會對“殺富濟貧”思想的肯定。
老百姓常說“走投無路上梁山”，能過安穩日子誰願铤而走險。盼望天下大亂的人多是一無所有，這類人過了今天不想明天，搞破壞以一當十，論建設十不頂一。發展經濟就不同了，俗話說錢難掙屎難吃，除了割肉疼就屬拿錢疼，讓別人把兜裏的錢交給自己談何容易。在農村不*祖産當上地主的人，總有諸多過人之處，必須有見識、能算計、有專長，講信譽，這些本事夠阿Q在土谷祠學上幾輩子。
古語說，衣食足，知榮辱；倉廪實，知禮儀。當年在落後的中國農村，黃世仁、南霸天之類土豪劣紳還是少數，相當一部分地主是開明紳士，他們以自己的文化教養道德威望和經濟實力維系著當地的文明與和諧。說到地主富裕也是相對而言，與家無隔夜糧的貧雇農相比他們的境況當然好的多，可是與我們的想象恐怕還有不小差距。
著名作家梁斌在小說《紅旗譜》中說馮老蘭在鎖井鎮跺一腳亂顫，是非打倒不可的惡霸地主。然而梁斌借馮老蘭教訓兒子的話說：“你老輩爺爺都是勤儉治家，向來人能吃的東西不能餵牲口，直到如今我記得結結實實。看天冷時候我穿的那件破棉袍子，穿了有十五年，補丁摞補丁了，我還照樣穿在身上。人們都說白面肉好吃，我光是愛吃糠糠菜菜。古語說：‘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哪！過個財主不是容易！”解放區土改曾發生過投石頭運動，不少地主富家全家被活活砸死，家産全部分光。後來毛澤東專門開會制止了這種極左行動，指出要區別對待不同的地主富農。不過解放後活下來的地主富農又成了國家專政對象，其子女也是備受岐視的“黑五類”。有的地主不肖子孫吸大煙賭博敗光了家産，搞土改成了貧農又分得了土地，有的甚至揚眉吐氣當上革命幹部。世事難料如此，誰還老實本分做人，所以林彪道出“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的格言絕非偶然。進而言之，說假話的人能成氣候，社會還有好嗎？
古往今來的曆史證明，暴力革命“消滅”地主只能解決一時的“平均”問題，與發展經濟實現共同富裕並沒有必然因果關系。蘇聯建國七十多年沒有解決農業落後問題，新中國成立五十五年了，當年的革命老區大都貧窮落後就是證明。
農業生産本來是農民獨立完成的工作。解放後土改成立互助組直至建立人民公社，土地收歸集體所有，農民由單幹戶轉變爲政治經濟共同組織中的成員。從上工到收工，從選擇品種到種植密度，林林總總都要聽命于上級領導安排。當年有一首唱遍全國的歌《毛主席是咱社裏人》，對此關系表述的十分透徹：千山萬水連著天安門，毛主席是咱社裏人，春耕夏鋤全想到，防旱排澇挂在心，“八字憲法”親手定，生産的道路細指引。
農業八字憲法就是“土、肥、水、種、密、保、管、工”。中國幅員廣闊，各地氣候、土壤、地質、水利情況千差萬別。著名農業專家袁隆平當年上中專，他說了句“八字憲法”少了一個“時”字，搞農業不能違背農時。結果被定性爲反對毛主席鬥得死去活來。
國家領袖以無以倫比的權威推行其思想。于是全國農村大辦食堂、大煉鋼鐵、大放衛星，當狂熱的政治取代了正常思維，餓死農民便成爲必然。後來四清文革以階級鬥爭爲綱，甯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幾億中國農民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忙碌于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政治運動，自己卻淪落爲這個星球最貧窮的群體。七十年代初我在農村插隊，不少公社幹部穿著日本尿素袋子縫制的褲子，令社員們羨慕不已。當時有句順口溜流傳頗廣：公社小幹部，穿著尼龍褲。前面日本産，後面是尿素。染黑的，染藍的，就是沒有社員的。
撥亂反正後，取消了人民公社，實行了聯産承包責任制，農民有了喘息之機，初步解決了溫飽問題。然而在官本位體制下，政治鬥爭剛剛成爲曆史，政績工程又應運而生，農民依然是長官意志的犧牲品－－這就是他們難以擺脫貧困的根本原因。
美國農村當年也有地主和貧農，但他們走的不是“殺富濟貧”的革命道路，而是由國家制定法律保護私有財産，保護農民的土地所有權，用改進稅收政策的方式調節貧富收入差距。
美國大農場主占地多利潤高，政府定的收稅標准就高，遺産稅征收的比例也很高，總之國家不允許豢養寄生蟲。國家對小農場主則大幅度減少稅收，免征遺産稅，給予各種補助，保護他們的再生發展能力。 美國政府以農民爲國家主人，從不幹預農民的生産經營決策。政府認爲有利于農業發展，符合農民長遠利益的事就出台免稅政策、提供免息、低息貸款或給予價格補貼，以此引導農民走良性發展的道路，政府則充當爲農民跑龍套的配角－－當真正意義的公仆。
良好的法制環境和優厚的惠農政策使美國社會“消滅”了貧農，絕大多數農民跻身中産階級，而且創造了農業發展奇迹：占總人口2%農業人口（500多萬），不但養活了2.9億美國人，還使美國成爲世界最大的農産品出口國，2001年農産品出口高達535億美元。
我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城市經濟得到迅猛發展，可相當多的農民還處于貧困之中。據新華網北京４月１日報道：城鄉差距持續擴大，已經成爲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城鄉二元結構還沒有根本改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城鄉收入比是1.5∶1，而我國的城鄉收入比1983年爲1.82：1，2003年上升到3.23：1。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指出，由于農民的收入還要用于生産性投入，並且很少能獲得城市居民那樣的社會福利補貼，所以實際收入比可能更大。（中新社2004年1月6日消息）
聯産承包責任制只能解決溫飽，卻不能使農民致富。今年初，報告文學《中國農村調查》震動了中國社會。國家爲解決三農問題提出了減稅、補貼、低息貸款等許多方案。但我認爲當前最需要解決兩大問題：一是解決土地所有權問題。給農民重新劃分土地，發放土地證，讓他們擁有土地的全部産權，使農民成爲土地的真正主人。其二是解決農民與市民享受同等公民待遇問題。社會主義國家不能有二等公民，這與憲法和共産黨的宗旨是格格不入的。這兩個問題不解決，其他措施都是隔靴搔癢。
確定中國農民的土地主人和國家公民的權利之後，政府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用經濟杠杆引導農民，給農民提供盡可能多的優惠政策和無償服務，才可能現實“消滅”貧農，讓農民當上現代化“農場主”的目標。
只有作爲群體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不再受到貧窮困擾，才是真正落實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以民爲本”，才是實現中華民族複興的根本標志 .
近日網上有個帖子說，當年打開國門後一些幹部到美國考察，他們回國後感慨地說，中國“消滅”了地主，美國“消滅”了貧農。
本人自謂還了解點國家大事，也愛思考一些問題，但看到這段話頗有醍醐灌頂之感。深入琢磨一下，中國當今社會三農問題頗難解決，其根源恐怕正在于此。
我國自古以來信奉“不患貧而患不均”。只要革命，無不打出“殺富濟貧”旗號鼓動民衆，而且屢試不爽。電視連續劇《水浒》至今在央視熱播不衰，也佐證了主流社會對“殺富濟貧”思想的肯定。
老百姓常說“走投無路上梁山”，能過安穩日子誰願铤而走險。盼望天下大亂的人多是一無所有，這類人過了今天不想明天，搞破壞以一當十，論建設十不頂一。發展經濟就不同了，俗話說錢難掙屎難吃，除了割肉疼就屬拿錢疼，讓別人把兜裏的錢交給自己談何容易。在農村不*祖産當上地主的人，總有諸多過人之處，必須有見識、能算計、有專長，講信譽，這些本事夠阿Q在土谷祠學上幾輩子。
古語說，衣食足，知榮辱；倉廪實，知禮儀。當年在落後的中國農村，黃世仁、南霸天之類土豪劣紳還是少數，相當一部分地主是開明紳士，他們以自己的文化教養道德威望和經濟實力維系著當地的文明與和諧。說到地主富裕也是相對而言，與家無隔夜糧的貧雇農相比他們的境況當然好的多，可是與我們的想象恐怕還有不小差距。
著名作家梁斌在小說《紅旗譜》中說馮老蘭在鎖井鎮跺一腳亂顫，是非打倒不可的惡霸地主。然而梁斌借馮老蘭教訓兒子的話說：“你老輩爺爺都是勤儉治家，向來人能吃的東西不能餵牲口，直到如今我記得結結實實。看天冷時候我穿的那件破棉袍子，穿了有十五年，補丁摞補丁了，我還照樣穿在身上。人們都說白面肉好吃，我光是愛吃糠糠菜菜。古語說：‘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哪！過個財主不是容易！”解放區土改曾發生過投石頭運動，不少地主富家全家被活活砸死，家産全部分光。後來毛澤東專門開會制止了這種極左行動，指出要區別對待不同的地主富農。不過解放後活下來的地主富農又成了國家專政對象，其子女也是備受岐視的“黑五類”。有的地主不肖子孫吸大煙賭博敗光了家産，搞土改成了貧農又分得了土地，有的甚至揚眉吐氣當上革命幹部。世事難料如此，誰還老實本分做人，所以林彪道出“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的格言絕非偶然。進而言之，說假話的人能成氣候，社會還有好嗎？
古往今來的曆史證明，暴力革命“消滅”地主只能解決一時的“平均”問題，與發展經濟實現共同富裕並沒有必然因果關系。蘇聯建國七十多年沒有解決農業落後問題，新中國成立五十五年了，當年的革命老區大都貧窮落後就是證明。
農業生産本來是農民獨立完成的工作。解放後土改成立互助組直至建立人民公社，土地收歸集體所有，農民由單幹戶轉變爲政治經濟共同組織中的成員。從上工到收工，從選擇品種到種植密度，林林總總都要聽命于上級領導安排。當年有一首唱遍全國的歌《毛主席是咱社裏人》，對此關系表述的十分透徹：千山萬水連著天安門，毛主席是咱社裏人，春耕夏鋤全想到，防旱排澇挂在心，“八字憲法”親手定，生産的道路細指引。
農業八字憲法就是“土、肥、水、種、密、保、管、工”。中國幅員廣闊，各地氣候、土壤、地質、水利情況千差萬別。著名農業專家袁隆平當年上中專，他說了句“八字憲法”少了一個“時”字，搞農業不能違背農時。結果被定性爲反對毛主席鬥得死去活來。
國家領袖以無以倫比的權威推行其思想。于是全國農村大辦食堂、大煉鋼鐵、大放衛星，當狂熱的政治取代了正常思維，餓死農民便成爲必然。後來四清文革以階級鬥爭爲綱，甯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幾億中國農民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忙碌于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政治運動，自己卻淪落爲這個星球最貧窮的群體。七十年代初我在農村插隊，不少公社幹部穿著日本尿素袋子縫制的褲子，令社員們羨慕不已。當時有句順口溜流傳頗廣：公社小幹部，穿著尼龍褲。前面日本産，後面是尿素。染黑的，染藍的，就是沒有社員的。
撥亂反正後，取消了人民公社，實行了聯産承包責任制，農民有了喘息之機，初步解決了溫飽問題。然而在官本位體制下，政治鬥爭剛剛成爲曆史，政績工程又應運而生，農民依然是長官意志的犧牲品－－這就是他們難以擺脫貧困的根本原因。
美國農村當年也有地主和貧農，但他們走的不是“殺富濟貧”的革命道路，而是由國家制定法律保護私有財産，保護農民的土地所有權，用改進稅收政策的方式調節貧富收入差距。
美國大農場主占地多利潤高，政府定的收稅標准就高，遺産稅征收的比例也很高，總之國家不允許豢養寄生蟲。國家對小農場主則大幅度減少稅收，免征遺産稅，給予各種補助，保護他們的再生發展能力。 美國政府以農民爲國家主人，從不幹預農民的生産經營決策。政府認爲有利于農業發展，符合農民長遠利益的事就出台免稅政策、提供免息、低息貸款或給予價格補貼，以此引導農民走良性發展的道路，政府則充當爲農民跑龍套的配角－－當真正意義的公仆。
良好的法制環境和優厚的惠農政策使美國社會“消滅”了貧農，絕大多數農民跻身中産階級，而且創造了農業發展奇迹：占總人口2%農業人口（500多萬），不但養活了2.9億美國人，還使美國成爲世界最大的農産品出口國，2001年農産品出口高達535億美元。
我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城市經濟得到迅猛發展，可相當多的農民還處于貧困之中。據新華網北京４月１日報道：城鄉差距持續擴大，已經成爲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城鄉二元結構還沒有根本改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城鄉收入比是1.5∶1，而我國的城鄉收入比1983年爲1.82：1，2003年上升到3.23：1。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指出，由于農民的收入還要用于生産性投入，並且很少能獲得城市居民那樣的社會福利補貼，所以實際收入比可能更大。（中新社2004年1月6日消息）
聯産承包責任制只能解決溫飽，卻不能使農民致富。今年初，報告文學《中國農村調查》震動了中國社會。國家爲解決三農問題提出了減稅、補貼、低息貸款等許多方案。但我認爲當前最需要解決兩大問題：一是解決土地所有權問題。給農民重新劃分土地，發放土地證，讓他們擁有土地的全部産權，使農民成爲土地的真正主人。其二是解決農民與市民享受同等公民待遇問題。社會主義國家不能有二等公民，這與憲法和共産黨的宗旨是格格不入的。這兩個問題不解決，其他措施都是隔靴搔癢。
確定中國農民的土地主人和國家公民的權利之後，政府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用經濟杠杆引導農民，給農民提供盡可能多的優惠政策和無償服務，才可能現實“消滅”貧農，讓農民當上現代化“農場主”的目標。
只有作爲群體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不再受到貧窮困擾，才是真正落實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以民爲本”，才是實現中華民族複興的根本標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