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家人的身份害家人，是這種精神病人的犯罪心理——偏執型人格障礙。當一個兒童在三歲前沒有機會建立對Mothter Figure（母親角色）的依戀，沒受到它的影響，是屬於母愛缺失，對子女人格發展會有很大影響……（英國精神分析學家約翰鮑比）。中國也有一句老話“三歲看老”。東西方文明在這一點上驚人的統一。偏執型人格障礙，可能只是始於一個微小的情緒偏差，例如不滿、妒嫉和怨恨，但是最終可能會成為一個永遠無法解開的心結——是這類精神病人走向犯罪的根本原因。偏執型人格障礙，是一個犯罪心理學的概念，也是精神病學的概念。

看得出來，這是一種後天精神病，並不是遺傳性的。其父母、後代和家人可能都沒有這種精神病。我的親身經歷證明，國家系統性的利用這類精神病人，脅迫目標人物（指我媽）與之結婚，以此迫害受害人全家。

還要注意一點。母愛缺失並不一定是從小沒有母親，也有可能其母親沒有扮演好母親的角色，對其疏於照顧，或無能力保護孩子（的精神），或者主觀上放棄孩子、只做表面功夫，也算是母愛缺失吧，致使孩子長大後罹患此種精神病。精神病人不負刑責。這種病人最適合被國家當傀儡利用。

偏執型的精神病人，並不像其他精神病人一樣會發作，表現的很失常。這種精神病人平時完全看不出來，他們甚至比普通人表現的更聰明、更有能力、更有條理。只有在受到一定精神刺激的時候他們才會犯罪（很多是暗中栽害行為）。他們的犯罪也很有特點，固執的陷害親人：父母、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子女，他們害的都是血親。這種病也挺特別，源於母愛缺失，最終表現為加害親人。

至於具體的表現，我想說一說惡爹是個怎樣的人：自私自利、自以為是、狡詐陰險善辯、心胸狹窄、沒有同理心、不懂感恩、幼稚、不懂人情世故、無法承受壓力、逃避責任和現實；嘴冷心硬，兩面三刀；不講道德、無中生有、信口雌黃、為別人下結論；自己得不到的不論什麼，也不讓別人得到；拜邪靈練妖術；把“氣死孩子”當作自己的人生信條。我看到惡爹的所作所為，就是一個人間禍害。

惡爹還固執的低估所有人，不具備妥善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言行不正當。惡爹1965年大學本科畢業，國家分配工作、進入建設部華東設計院（地點在上海），與我媽結婚後，因為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堅持不肯調動我媽去上海（與自己團聚），而最終失掉這份公職，於1973年調回家鄉哈爾濱市、進入黑龍江省建築設計研究院。工作二十餘年以後，52歲的時候因為自己擅自決定不去上班而被工作單位除名。從年輕時到老年，除了他自己想要做的，其它家事一概不做！他自己想做的都是不切實際的，做出的東西都是不能用的，花不多的錢就可以買到不那麼特殊的同類物品。

我媽是被惡爹毒死的，毒死人的藥物是國家給的。事後惡爹主動配合國家說我媽是病死的，其實沒有醫院的診斷書——惡爹單方面承認（我媽病死）、以達到掩蓋國家犯罪（毒死人）的目的。

我大學畢業分配時，惡爹擅自決定對我本人隱瞞一切資訊——大學畢業分配的工作、幹部指標都隱瞞（也不給到我本人手中）。導致我無法拿到社會學上的“身份”，二十多年無法進入法定的工作崗位。惡爹並多次配合砸我飯碗，也就是在畢業分配（的工作）以外，我自己找到的工作，惡爹全部告密（員警暗中破壞）。不論國家有多少人參與迫害我，惡爹為他們的不法行為提供合法的藉口，否則國家憑什麼追蹤一個合法公民（指我）並採取針對性的、違法行動（持續幾十年那麼久）。在我人生的關鍵時刻，斷送我的前程——這樣坑害自己的孩子（指我），顯然惡爹的行為不正當，為什麼國家（員警）都依據他的不正當行為去做？國家把惡爹當成迫害我的傀儡。

在中共這套制度裡，我除了再找新工作去打工，已經沒有別的路可走了，但是打工也都被系統性的砸飯碗了。我本人沒有什麼辦法可想，我也沒有任何責任，我是完美受害人，我一點沒錯。

不論什麼事情，只要惡爹不參與，我就會很好運。只要惡爹搶著參與，一定給我安排最差的。如果我堅決不讓惡爹參與，他會暗中通知便衣員警、設計各種陷阱（巧合）、把正在進行中的事情攪黃，我也別想做成任何事。

我不是惡爹的監護人，我不知道惡爹的監護人是誰，我是惡爹這個精神病人的目標，我媽、我媽家人也都是惡爹這個傀儡的目標人物。看起來共產黨方面的監護人並不想給惡爹治病，只是利用惡爹的精神病。我看惡爹近期有精神病症狀加重的跡象——可能是又被刺激了。主要表現是：聽不得一點不同意見，聽到我說一點他不愛聽的觀點的時候，他就會威脅我說叫員警來抓我。

只是很奇怪的一點，他叫員警來，員警就會來（抓我）。而且員警來我家綁架我的時候，還帶著惡爹（2013年）。後來員警第三次綁架我的時候（2016年），惡爹也出現在派出所了，其實我從沒打電話叫惡爹來派出所，是員警叫惡爹來的？員警跟惡爹很熟悉？他們在行動之前互相通氣、共同行動？（指沒有任何案由的情況下綁架我、關起來）員警把惡爹這個精神病人當成擋箭牌了？？？

員警行為的全部正當性來源於惡爹的證明，如果能確定惡爹是精神病人，那員警就是違法的。而惡爹的正當性被員警的行為證明了，因為員警針對的是我——員警綁架的是我、而不是惡爹。員警與惡爹互相證明合法性？！國家與傀儡互相證明合法性？！至今，警方對於其綁架、非法關押我的每一次，沒有給出任何事實性的證據、和法律依據（也沒做過筆錄），也不需要我本人表態（簽字）。

我現有一個思路，惡爹年輕時、在與我媽結婚之前就已經罹患精神病了，他年輕時就已經治過病。國家系統性的隱瞞了惡爹的精神病歷史、並威脅我媽與之結婚（否則殺掉我媽全家）。我媽在世時，很可能在調查惡爹的精神病史，也許查了很多年、也很可能已經查到一些眉目，才被中共員警急忙殺死的。我媽是藥師，在醫院工作一輩子，直接的、間接的找精神病院的關係查一查，是可能做到的。至於“導火索”，很可能是，惡爹和惡警一夥人已經在謀劃，如何扣押我的大學畢業分配和幹部指標。我媽認為這是故意毀掉自己孩子（指我）的前程，影響重大（影響後代），毀掉我就是絕我媽！而能阻止惡爹和惡警們作惡的就是爆出惡爹的精神病真相，因為在那一刻母權不一定能否定父權，其他的辦法都無法有效阻止惡爹以父權做出對我不利的決定。就是在這件事情上我媽與惡爹徹底決裂。如果不是查到什麼、並將採取具體措施（保護我），為什麼在我媽死後，連工作上的筆記本都被收走？（並未留給我本人）。如果我的思路沒錯的話，那我媽查到的東西和做的一些工作，已經交給“受託人”帶走了，這幾十年以來，所有證據並未消失。

如果我被共產黨害死了，受託人將無所忌諱。惡爹精神病人的證據一經公佈，惡爹將自動喪失全部權利，國家的所有違法犯罪行為都將失去藉口。國家利用精神病人，謀奪的一切，都將落空，共產黨什麼都沒有！為了國家犯罪的所有人，都將被清算。國家報應迭加在個人報應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