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年代，素有文學造詣的美國人類學家潘乃德Benedit銜命深入調查日本社會，著成「菊花與劍」一書，成為後世想要瞭解日本社會、文化、民族性所不能或缺的經典。她以菊花和劍來表徵日本人矛盾的文化性格，細膩複雜的封建倫理文化和視死如歸的武士道精神，特別在戰爭期間展現出因為自卑而反彈的狂妄性格。

貫穿「菊花與劍」的日本民族倫理觀，展現五倫關係中，似乎除了天皇之外，人人都背負著沈重的虧欠，虧欠父母、虧欠國家、虧欠人情，唯有各安守其本分，才能成就此生的使命和責任。階層制度的習性就像晶片一片，無形中植入每個日本人的體內，深深地影響著已經進入廿世紀的現代日本民族。

從日本人恪守的「恩情」、「孝道」、「義理」等情操之深刻，也同樣反映在其「恥感」文化的執拗，若不能切實遵守禮教的行事準則、無法償還恩情、未能善盡職責，所帶來的羞恥感就百般折磨著日本人，甚至其家人親族。然而，極端的是，日本人在這種極端自律的文化中，卻對耽溺於五官、肉體的享樂有一種默許，甚至在從古典文學就歌頌著浪漫愛情，而主角卻都是已婚者。

超過半個世紀之後，「日本的假面」一書出版，此時日本經歷戰後復甦、經濟蓬勃發展、進入泡沫經濟幻滅，至今經歷十年的蕭條，對外國觀察者來說仍是一個充滿驚奇的國度和文化。作者烏偉‧史密特Uwe Schmitt，一個報社記者被派任日本久駐採訪，寫下現代化日本的文化和性格風貌，雖然沒有潘乃德系統性的分析和深厚的理論基礎，但是以記者的直覺，俐落切入日本令人矛盾費解的現象，作者憑藉敏銳的文化觀察直搗日本民族性當中的關鍵核心。

史密特以「變動」來形容日本民族，由於所處的環境經常面臨地震、颱風、火山爆發各種地理變動，使其必須以謙卑和韌性隨時因應環境變化，不斷透過轉變來保有自我認同和驕傲。因此可看見日本從戰後羞辱中重建經濟，甚至一躍成為世界經濟的「模範生」，又面臨經濟泡沫化之後的十年蕭條。在景氣谷底中匍匐而行的日本民族依然謙遜有禮、條理不紊。

相對於變動之下，在富裕社會中誕生的新世代是否仍遵循著古風？他形容，現代日本人年輕人的叛逆和抗爭，是隱藏在集體之中，是具有「匿名性」。在制式的日常生活中，年輕人被允許各種離經叛道的行徑，父母對孩子過份地寬容保護，但是社會並設定某些機制讓孩子們在「成人日」、「就業座談」這種固定時間機制接受「檢閱」，通常在這種時候，孩子們還是會回復到正常樣態，而電視則以長篇的時間來報導著孩子們怎樣青澀地踏入新的人生步履，重現著從他們父母世代所流傳下來的獨特、秩序、信賴、篤定。

這本書裡面對於日本的自殺美學頗不以為然。日本人的自殺和西方人的自殺有著很根本的文化差異，是一種負責、正面的行為，但是日本有些具有反省能力的作家批傳統的自殺式變態的自戀行為，三島由記夫則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盲目崇拜和天皇的死忠擁護者。

史密特也檢視了日本「酷斯拉」的有趣現象，十年拍了廿二部續集。這個因為核戰競賽污染所產生的巨大怪獸，幻身自日本戰魂的亡靈，在矛盾的國際秩序位置中，依然默默地守護太陽之子，令外界混淆了酷斯拉的纏鬥，是為了自己的打鬥樂趣？還是為了守護在屈辱中求生存這千島之國？而酷斯拉成為一種文化自尊象徵，因此當影片公司決定將版權賣給好萊塢，日本人無不感到氣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