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政變案 政治人物警訊：言論自由 不是權勢者盾牌
柔性政變案 政治人物警訊
言論自由 不是權勢者盾牌
廖元豪／政治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
最高法院在昨天駁回前總統陳水扁在「柔性政變案」的上訴，陳水扁敗訴確定，必須負起民事侵權行為的賠償責任。這是一個重要且具指標意義的案例，可讓我們體認：言論自由是為了保障一般公民對有權者及公共事務勇敢批判，而非保護有權勢者信口開河。
表面看，這個案子沒什麼爭議：陳水扁指控連宋在二○○四年總統大選選輸後，勸說許多將領稱病退休，搞「柔性政變」。在連宋提出妨害名譽訴訟後，陳水扁堅稱指控「有所本」，但卻又拿不出具體證據，因此一審敗訴。
二審時則提出前國防部長李傑簽署的一份文件當作證明。但法院一方面認定這份證明是「事後提出」，所以無法作為陳水扁「當時」指控連宋的依據；另一方面也發現這份文件根本沒有提到連宋二人。所以呢，從頭到尾，陳前總統對連宋二人的指控都無憑無據。不但不合事實，根本連「捕風捉影」都說不上—沒「風」也沒「影」。
即使依據大法官釋字五○九號解釋，發言造成他人名譽損害的人，也必須「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陳水扁在這個案子中，的確無法證明他哪來的「相當理由」。這樣的案子，敗訴似乎是天經地義的。
不過，言論自由的倡議者，可能會質疑：連宋是公眾人物，他們的名譽權需要受保障嗎？批評公共事務或公眾人物，不正是言論自由的核心嗎？
在我看來，柔性政變案的特色，不在於被批評者（連宋）的身分，而在批評者（陳水扁）的身分。一個國家元首、三軍統帥，掌控情治單位，擁有全國最強調查權的人，在批評指控他人時，豈能肆無忌憚言而無據？總統或其他大官涉及妨害名譽責任時，應該負擔比一般人民甚至新聞媒體更重的舉證責任，而不能以言論自由為名輕易免責。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所以從一九六四年開始，逐漸對於誹謗言論提供較多保障，其實有一定的時代與制度背景。
一方面，美國南方政府與警察單位往往用妨害名譽訴訟來鎮壓、嚇阻民權運動；另一方面，媒體與社運團體不像司法機關一樣有強制調查權。因此，為了確保民權團體與一般公民能勇於批判政府，法院把舉證責任移到政府官員或公眾人物身上。
換言之，美國法院不希望國家的主人（人民）在批評公僕（官員）或有權有勢的公眾人物時，還得如履薄冰戒慎恐懼。只要不是全然無的放矢，「民罵官」幾乎都可免於誹謗責任。反之，在政治倫理尚有一定水準的美國，毫無依據的「官罵民」，似乎難以想像，因此也鮮少案例。這個背景，與今日台灣大官與人民相互對罵的場景，顯然有頗大差異。
大法官釋字五九號解釋讓所有人的言論，都可以有條件地豁免於誹謗罪責，這其實也欠缺對「發言主體」或「權力關係」的探討。與政府高官相較，沒有強制調查權的「一般人民」或「新聞媒體」當然比較可能說錯話，也比較該被容忍。何況批評政府，是民主國家公民的天職，自然應該鼓勵，甚至偶爾罵錯也在所不惜。相對來說，擁有獲取資訊權力的政府官員，無憑無據地亂罵人民，憑什麼受到憲法的另眼看待？
李登輝與陳水扁前總統相繼在妨害名譽訴訟中敗訴，或許是一個警訊：有權力的政治人物，請謹言慎行。言論自由是人民批評政府的劍，而非政治人物保護自己的盾牌！
【2008-06-06/聯合報/A19版/民意論壇】
意見特權為何沒用？
廖教授的文章，有其立場與道理。但是重大的疑問在於，從美國的言論自由理論，從來沒有任何一種理論，是需要從言論者（被告）的身份去判斷到底審查標準是否放寬的，教授的文章也已經指明真實惡意在於被告身份的類型化。卻又偽善地（抱歉，我實在想不出其他更適切的形容詞，如有冒犯尚請見諒）去說權力者的被告身份應受非難，敢問教授，甚至連新聞從業者都不被肯定具有所謂言論特權的情形下（美國大法官明白拒絕提供記者有言論特權，此點應該毫無爭議吧），為何因為發言者是總統或者前總統，就需要受到特別薄弱的對待保護之差別待遇？
另一個問題，柔性政變到底是事實指摘，還是意見表達？如果按照吳庚大法官的協同意見書，是意見表達的話（現在連最高法院都採取事實意見二分法囉），憑啥說人家誹謗，會不會做成判決的法官連這個都不懂？如果原來的判決是有爭議的，改天拿政治人物的批評時政來訴訟的時候，法院又判說可受公評之事，這樣公平嗎？法官也許沒有顏色，但是判決毫無標準，學者卻拿來這樣宣揚或者指摘某一政黨的政治人物，會不會讓人覺得有其立場？胡忠信說陳幸與去美國洗錢，都只是意見表達了判無罪，按照這樣的標準，當年三二二的情勢（暴動一個多月），全國有多少人認為有「政變」的疑慮，做個民調，可能也不低吧？何以要令人負言論責任？還記得嗎，周玉寇說連戰去瑞士洗錢，是判要賠錢的（和湖忠信不一樣的結果），這樣的法官的標準，實在很難不讓人有顏色的聯想，教授怎麼不做個統計看看，難怪民間多疑慮檢調八成是藍色，教授是否應該想想其來有自
版主回應
您指出一些重要的思考點。美國確似沒有從「發言者」的身分考慮，而僅關注「被批評者」的身分。我也是從這個案子，才思索到「發言者身分」其實也應該是一個重點。這也可以說是本土案例給我們研究者的一些刺激。
我其實也沒有認為總統要受到「特別薄弱」的保護；只是我認為總統不該享有相當美國「真實惡意」原則的特別保障。在判斷他是否負誹謗責任時，所謂「相當理由確信為真」之「相當理由」應該有較高的要求。
「記者沒有『言論特權』」涉及的是記者「隱匿消息來源」的豁免權。跟「總統誹謗他人」有何關係，我看不太出來耶。
「柔性政變」這四個字到底是「事實」還是「意見」，的確有爭議。不過法院的判決書中，探討的不只是這四個字，而是「『連宋』有無煽動將領辭職」的「事實」。事實上，陳前總統從頭到尾都無法提出資料來說明這一點。
胡忠信的案子我還沒看判決書，不過另一個李登輝說宋楚瑜「打麻將」的案子，我倒是有點兒為李登輝叫屈：我認為從李登輝當天發言的整體脈絡來看，「打麻將」並不是意指宋楚瑜真是去打麻將，而只是諷刺他繞跑不在現場「不知跑去哪兒」了的意思。
phil6dog
Ooop! 上貼文末句必須更正為：
[阿馬本人多嘴攪和] 實不足一哂，也驗證了莊某粗口之部分內涵。
PS：若政大進行回收，則就引用莊某四字真言被刪文一案，
我或能適格向站長提出商量。 :)
phil6dog
評論：
* 莊某僅不過 [仰仗權勢/行政治鬥爭/圖政治利益] 之類打手，
何來值得自稱 [俠盜] 者，再三搬文弄辭支撐呢！
[名譽受害者] 政大反被忍心指責如此，這中間又何俠之有！
* 莊某 [行為不檢/有損師道] 明確，政大並無另假名義懲處的空間。
政大沒義務照顧其下半輩子，亦無心/無力逐之教育界外。
台灣現有許多人失業/困頓，莊某何德自作孽後卻仍要進退如意。
* [破毀公務員倫理/挑撥政治矛盾/造成社會衝突/教壞孩仔大小] 等，
甚至 [阿馬家族的精神傷害]。這些公道又何從找回呢。
PS：
[阿馬本人多嘴攪和] 驗證了莊某粗口之部分內涵，實不足一哂。#
現代俠盜
給孩子洗完澡，不但把髒水倒了，連孩子也給倒了--再批政大。
報載，政大決議堅持不續聘莊國榮，在送教育部的公文中加註了校教評會當時在決議時的共識是「本校不續聘，但仍可在其他學校任教」。
政治大學校長吳思華深以政大所擁有的「學術自主」與「專業自律」為榮，也願意用最大的努力去維護。他認為，只有完全尊重與支援校教評會的決議，才有可能毫無保留的接受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訴願會或行政法院等其它申訴管道所做出的不同決定。
吳思華指出，尊重既有的校園機制與行政體制，並讓制度依法充分運作不受任何外力干擾，是政大一貫堅持的立場，也是保障每一位教師基本人權的最佳作法。
莊國榮指出，教師法第十四條其實涉及複雜的法律知識，也許校教評會當初在處理上對這個知識的瞭解，一時不夠完整，所以有誤差。從法律專業角度來看，校方這個決定違反比例原則，也違反正當法律程序，是有瑕疵的，校方將有瑕疵的決定送交教育部，也是值得商榷的。
以上是兩造說詞。
行政程序法第9條「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第7條「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既然「欲達成目的」是讓莊國榮離開政大，維護政大校譽。但「所造成之損害」將致使莊國榮喪失至他校任教之機會，斷人生路。兩者顯失均衡，明顯有瑕疵。
政大「學術自主」與「專業自律」固然應予絕對維護。在「公文」沒有出校門之前，也可更改，自行醫治瑕疵，並不會影響「學術自主」與「專業自律」，自我批判，贏得更多掌聲。
但政大傲氣不減(他校就應該接受「言行不檢」之老師？混蛋的想法)，無視法之明文規範，一錯再錯，吳思華還用可以藉行政救濟來治癒瑕疵這一狠招，強調「大學自主」之神聖不可侵犯。其十足之霸氣，與主祕時代之莊國榮有何差別。
正是形式主義法學思維遺毒，可惡。
政大倒底有多頂尖，夜郎自大，還不自知。
phil6dog
評論：
* ~ 依法論法 ~ 教師法 ~
若政大校評會違法，則莊可以去告。
您認為政大校評會違法，這我存疑。
其餘由 [有關機關] 自依權責處理。
* ~ 形式主義法學 ~ 依字面明明是「行為不檢」沒有「言」字，即排除「因言賈禍」之虞，以保障言論之自由 ~
依您之見，若莊以罵馬之 [言] 用於校園，並非「行為不檢」了。
* ~ 這不是等同於「殺人令」嗎？~
我估計：莊回不去，但死不了。 #
現代俠盜
再加一句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應指例如：司法機關，或教育主管機關，有法定職權可以去查證者。
那有自己學校(包山包海)自組調查委員，查證後，就可謂查證屬實。胡說八道。
況且，自己查自己，也不合程序正義。
現代俠盜
依法論法
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
同法條第3項「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情形者，不得聘任為教師」。
形式主義法學，1930年代經現實主義法學攻擊後，就一厥不起。
本盜則情有獨鍾，蓋保障人民權利最有效之一點點武器也。
依字面明明是「行為不檢」沒有「言」字，即排除「因言賈禍」之虞，以保障言論之自由。
堂堂頂尖大學(社會科學著稱)，打人家屁股，連基本處罰之依據法條，都沒有搞清楚，有資格以「言行不檢」亂下「殺人令」嗎？丟臉至極。
政大電視上公開說不至於會斷人生路，可再另覓他校工作。但教師法明明寫的第一款至第七款，不得聘任，已聘任者，應報請主管…，予以解聘。這不是等同於「殺人令」嗎？
早就有人戲稱，最不重「師道」者，就是當權的「教育行政」自己，此言果然不差。
台灣之法律素養，落後1930年代。
phil6dog
評論：
此二者不可類比解釋。
尤其一為高官/一為小民。
更特別貶低了陳鼓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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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 ~ 莊國榮的言論自由與工作權 ~
應是：[高級公務員] 的言論自由與工作權。
* ~ 海峽兩岸果然一脈相傳 ~
KMT/DPP 差異很大，[海峽兩岸] 差異更大。
[個案討論] 殊為必要，[輕易送作堆] 是不智的。
* ~ 莊 ~ 骨子裡，確也「隱含」的有批評「權勢」之意 ~
哪的話！
其大選前 [政治鬥爭不擇手段] 的 [動力/後盾]，
確明白為阿扁的「權勢」。
* ~ 莊 ~ 工作權受損，在僱傭關係上確屬弱勢，有理說不清，有點委屈 ~
為之感到 [有點委屈]，「隱含」有錯認自己強勢之意。
[人民] 對於高級公務員，才真是有理說不清的弱勢呀！
* ~ 大道可安而不可說，讀書人要小心了 ~
公務員政客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人民要警覺了。 #
現代俠盜
莊國榮的言論自由與工作權
海峽兩岸果然一脈相傳，大陸教育部取消「范跑跑」的教師資格後，台灣政大緊接著不續聘莊國榮，抬出的大帽子都是「言行不檢」，有損師道。
兩人都堅稱未違法，將法律抗爭到底。言論無罪懷璧其罪。誰叫他們把事情搞的這麼大。觸怒了大眾之感情，讓「當道者」下不了台階，顏面無光(校譽也)。
台灣之言行標準與大陸標準等量齊觀，無疑自我矮化，值得討論。
莊國榮彼時「顯白」的言論固有不當，但骨子裡，確也「隱含」的有批評「權勢」之意。不畏「權勢」不也正是師道應有之風範嗎？
莊國榮此時，因言賈禍，工作權受損，在僱傭關係上確屬弱勢，有理說不清，有點委屈。
此事件，歷史終將還其清白。台大哲學系陳鼓應事件，可資證明。
大道可安而不可說，讀書人要小心了。
phil6dog
本案/陳長文案至少透露了司法界，
[因循苟且/欠缺以民為主的理念勇氣]。
這正如該 [陳姓受害人] 感言：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3/4391081.shtml
凸顯司法官的法匠化及法律教育的失敗。
法律本沒問題，但從行政機關、訴願委會到司法機關都錯得一塌糊塗。
各公/私法在 [身分職務/權利責任] 的法理清楚/規範繁多，
本案的 [陳姓加害人] 貴為一國總統/三軍統帥，
我國司法竟能視之一般人民/要求同等的舉證。
此非 [思慮不足] 的過失，乃 [自我審查] 的故意。
以上為兩種的 [官官相護]。 #
釦子
讚 宏觀而中立的專業見解
phil6dog
評論：
* ~ 這跟美國的真實惡意原則有什麼關係? ~
是以 [美國的真實惡意原則] 去說明，
本案判決對 [言論自由的保障] 仍然不足 (即便阿扁敗訴)。
本案二審：
[官罵民/民告官]，[被告的官] 舉證 [自己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
美國：
[民罵官/官告民]，[原告的官] 舉證 [對方指摘有誤且出於真實惡意]。
比較可知，本案法官的理念仍很 [官官相護]。
而各種的 [官官相護] 最是戕害 [公務員廉能]。 #
unit
請問一下這跟美國的真實惡意原則有什麼關係?還有總統可能會被判甚麼罪?是不是只能提起民事訴訟?而不能控訴刑法的誣告罪?舉證責任是由上訴人提出,那檢察官也要提嗎?
附註:妹妹很可愛
版主回應
美國的真實惡意原則，是從「被誹謗者」的身分著手：如果被批評的對象，是公務員或是公眾人物，則舉證責任移到原告（公務員或公眾人物）身上。原告必須證明被告的批評，不但指摘事實有誤，而且這個錯誤是出於「真實惡意」。
之所以這樣做，是由於(1)公務員與公眾人物要承擔較多的批評；(2)這兩種人有很多機會反駁他人批評，澄清名譽；(3)這兩種人往往是「自願成為」公務員或公眾人物的。
如果不是這兩種身分的人，那麼錯誤事實造成的誹謗，與言論自由的關係就不是那麼密切了。
我們的大法官釋字509以及其他的言論自由實務，雖然降低了被告的舉證責任，但似乎還是要求被告證明自己的錯誤乃出自「相當理由足以確信」。另外，實務見解似乎都鮮少討論被誹謗者的「身分」。
但「柔性政變」案讓我們看到另外一點：「誹謗者」或「批評者」的身分，應該也是重點之一。民間人士對政府官員的批評偶有錯誤，尚可在言論自由的範圍內忍受。但政府高官批評民間人士，豈可不要求更高的舉證責任？
美國的「真實惡意」是建築在「民罵官」的基礎上。「官罵民」當然該有不同的標準。所以我認為這個判決至少「結果」是正確的--陳總統沒有「不查清楚就罵人」的言論自由。
另外，這個案子是民事訴訟，所以沒有刑罰的問題。原告當然可以選擇提出刑事告訴，但沒這麼做就是了。
多謝稱讚。
Kelvin
老師
在文中你講過，美國在60-70年代法院對言論自由
作出很多的保障，這是不是跟防止寒蟬效應有關。
版主回應
Yes, 其實從1950s後期開始。因為當時的主流勢力，運用許多手段來鎮壓異議者。法院也發現傳統的民事妨害名譽訴訟，也會成為鎮壓的重要工具。所以特別強調公共事務的辯論應該不受限制、強而有力。
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其實是這個精神的展現。
廖教授的文章，有其立場與道理。但是重大的疑問在於，從美國的言論自由理論，從來沒有任何一種理論，是需要從言論者（被告）的身份去判斷到底審查標準是否放寬的，教授的文章也已經指明真實惡意在於被告身份的類型化。卻又偽善地（抱歉，我實在想不出其他更適切的形容詞，如有冒犯尚請見諒）去說權力者的被告身份應受非難，敢問教授，甚至連新聞從業者都不被肯定具有所謂言論特權的情形下（美國大法官明白拒絕提供記者有言論特權，此點應該毫無爭議吧），為何因為發言者是總統或者前總統，就需要受到特別薄弱的對待保護之差別待遇？
另一個問題，柔性政變到底是事實指摘，還是意見表達？如果按照吳庚大法官的協同意見書，是意見表達的話（現在連最高法院都採取事實意見二分法囉），憑啥說人家誹謗，會不會做成判決的法官連這個都不懂？如果原來的判決是有爭議的，改天拿政治人物的批評時政來訴訟的時候，法院又判說可受公評之事，這樣公平嗎？法官也許沒有顏色，但是判決毫無標準，學者卻拿來這樣宣揚或者指摘某一政黨的政治人物，會不會讓人覺得有其立場？胡忠信說陳幸與去美國洗錢，都只是意見表達了判無罪，按照這樣的標準，當年三二二的情勢（暴動一個多月），全國有多少人認為有「政變」的疑慮，做個民調，可能也不低吧？何以要令人負言論責任？還記得嗎，周玉寇說連戰去瑞士洗錢，是判要賠錢的（和湖忠信不一樣的結果），這樣的法官的標準，實在很難不讓人有顏色的聯想，教授怎麼不做個統計看看，難怪民間多疑慮檢調八成是藍色，教授是否應該想想其來有自
我其實也沒有認為總統要受到「特別薄弱」的保護；只是我認為總統不該享有相當美國「真實惡意」原則的特別保障。在判斷他是否負誹謗責任時，所謂「相當理由確信為真」之「相當理由」應該有較高的要求。
「記者沒有『言論特權』」涉及的是記者「隱匿消息來源」的豁免權。跟「總統誹謗他人」有何關係，我看不太出來耶。
「柔性政變」這四個字到底是「事實」還是「意見」，的確有爭議。不過法院的判決書中，探討的不只是這四個字，而是「『連宋』有無煽動將領辭職」的「事實」。事實上，陳前總統從頭到尾都無法提出資料來說明這一點。
胡忠信的案子我還沒看判決書，不過另一個李登輝說宋楚瑜「打麻將」的案子，我倒是有點兒為李登輝叫屈：我認為從李登輝當天發言的整體脈絡來看，「打麻將」並不是意指宋楚瑜真是去打麻將，而只是諷刺他繞跑不在現場「不知跑去哪兒」了的意思。 2008-07-10 11:0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