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諧和居裡煮湯圓渡元宵。
我煮的焦糖湯圓和紅豆湯，
用的是我家石媽媽的食譜。
在吃湯圓，喝紅豆湯之餘，
仍在想自己是誰這老問題。


在紐約地鐵甬道與高架的錯綜當中，我站在綠色線十四街Union Squire的月台上。十四街的Union Squire，不是我的目的地，更不是起點。我打古根漢美術館（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出發，要去唐人街（China town）買湯圓和紅豆渡元宵。然而我站在月台上好久好久的十四街Union Squire地鐵站，不是我的目的地，更不是起點。在甬道與高架的錯綜裡，每站皆停靠的列車叫做local，只在定點停靠的列車叫做express；在轉運點的錯綜當中算計，在local列車與express列車的交替連絡當中算計，算得世故熟稔，多少就有些紐約客（new yorker）的樣子。從八十六街的古根漢美術館到唐人街的難度，在種種算計當中只是初階；可以先搭乘綠色四號的express列車，省略一再停靠的勞頓，然後在十四街的Union Squire轉乘綠色六號的local列車，四個地鐵站以外就是唐人街所在的運河街（canal street）。

算計經常有意料之外的挫折。列車會久久不到，會突然間過站不停；local列車會突然作express營運，將錯愕的你送到目的地的三、四十條街以外。算計被挫折了還有處變不驚的冷眼，多少就有些紐約客的樣子。我所以這樣站在旅程中途的十四街Union Squire月台上等待該來不來的local列車，很久很久。

月台上有幾個女孩。看上去古靈精怪的穿著牛仔短裙和CONVERSE帆布鞋，靜默靦腆的穿黑色大衣和長靴，另一個短髮帥氣的穿著寬鬆牛仔褲當然得搭配滑板鞋。帆布鞋女孩和滑板鞋女孩間的打鬧看似沒完沒了，最後兩人玩起將兩個腳板分別向內曲折，曲折到平行合併，最後只能危危顫顫地站著的遊戲。

「台灣人。」我在心裡肯定。

後來，和我說起話來，靦腆的長靴女孩問我如何看得出來？我說她們唧唧喳喳的口音讓我聽出來。而在月台上絮叨打鬧，玩彆扭地併攏雙腳的遊戲……，這樣的事只有我們台灣女孩做得出來；我無須聽見口音就能確知，這我放在心裡沒說。女孩們利用寒假到紐約遊玩，寄住她們在紐約求學的朋友皇后區（Queens）的家中。女孩們也是要前往唐人街。下車之前，長靴女孩再問我，是不是經常能夠在地鐵的錯綜當中巧遇同樣來自台灣的他鄉故人。我在紐約生活得久了一些，早已經不太注意同車的其它乘客；這，我有些羞赧地放在心裡沒說。

我沒有直接去到超市買紅豆，買湯圓。過門不入地走得更遠一些。唐人街也有「快可立」，裡面台灣口音的奶茶少女永遠戴一頂呢絨帽子，我永遠得在去到那裡的時候喝一杯蜂蜜珍珠奶茶。捧著奶茶，心滿意足地往回走。路上行人捧著快可立奶茶的也有一些。我們擦肩而過，捧著一樣的珍珠奶茶擦肩而過了。

我居住在紐約，這不是我的目的地，更不是起點的城。像城裡的人鍛鍊以冷漠世故。在城裡錯綜的甬道之中能夠遇見台灣人。台灣人喝的珍珠奶茶在城裡的飲料當中稀鬆平常，在哥倫比亞大學裡也買得到。當我跟著這個世界一同阡陌交通、無遠弗屆；當我將自己翻譯成為紐約客粗略的樣子，當珍珠奶茶被翻譯成為舉世品嘗的滋味，我要怎麼繼續知道自己是誰呢？我在甬道的交錯當中一眼認出了來自台灣的女孩，但是要怎麼認出自己呢？

要怎麼一眼就認出自己呢？

 前一篇網誌裡，發表以「為『正常化國家』奮鬥—後獨裁時期的台灣國家認同」（The Struggle to be a “Normal Country” — National Identity in Post-Authoritarian Taiwan）為題的演說的Gunter Schubert教授，在區劃台灣國家認同發展的歷史脈絡時，以一九七八年在高雄發生的「美麗島事件」作為分水嶺。Gunter Schubert教授一貫稱呼它「Kaohsiung Incident」。我在Schubert教授的措詞當中認出自己。

Schubert教授風度翩翩，在講座當中輕描淡寫地提到兩、三次「Kaohsiung Incident」。我猜想，在他研究台灣政、經變遷的生涯當中，更是無數次遭遇「Kaohsiung Incident」。他所以輕描淡寫地脫口而出，像是不需再驗證，不需再解釋的，給定的命題。

他不知道，他心中那一個暸若指掌的歷史事件，他口中等閒的「Kaohsiung Incident」，聽在我心裡會痛。一九七八年，我已經出生了的一九七八年，台灣人還在羅織的罪名，還在虐殺的泥淖當中掙扎與死難……。Gunter Schubert教授等閒地幾句「Kaohsiung Incident」，聽在我心裡，會痛。

我在那疼痛當中認出自己。



--是為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