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小說作為一種交通現實與虛構的巫術；《西遊記》當中的孫悟空不啻就是巫師用以施法的手杖，甚至，就是巫術本身。

仔細追索，不難發現孫悟空是《西遊記》當中唯一被作者允許得以真正來去自如的角色。凡夫俗子習於在地面行走，大羅神仙多半騰雲駕霧；未得道者無由去到仙界，既已飛昇的則隱入凌波，不願輕易示現。只有孫悟空，具有飛翔的本領，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之內，必須屈就於長時間的行走；當他行走，飛翔的意願時時刻刻地存在，飛翔的必要也未曾間斷的出現，當他飛翔，必須隨時懷抱再次行走的準備，當然，對於能夠飛翔的孫悟空，行走才是贖罪的具體方式。(降妖伏魔，對於賣弄、好鬥成癮的齊天大聖，其實正中下懷。不是嗎？)於是，吳承恩對於孫悟空的加持，既是不厭其煩的細筆摩寫，也是空間、時間限制的一筆勾銷。全書當中，我們不只一次的觀察到，神、妖與人之間，必然以孫悟空填補。神、人(以唐僧為代表)之間的溝通與會見，必定有賴孫悟空的接引；於是，孫悟空上天告御狀，孫悟空盾地拘提死者。孫悟空屢次的代替凡人懇求神人，撥開祥雲，好讓他們窺看奇蹟發生的本體。而當人、妖關係的平衡產生了矛盾，人類永遠仰賴著孫悟空撥亂反正。

極力辨析孫悟空的多重能力、多重身分，其實也指明出生發於渾沌的孫悟空作為小說主角的曖昧性。終其在《西遊記》的生命中，孫悟空也不斷的辯證、反省自己的身分(也被辯證，被反省)；是猴，還是人？是道，還是僧？是妖魔，是神佛？然而吳承恩及孫悟空畢竟都不忍決然地割捨任何一端，於是，行腳僧孫悟空不時的要憶起妖王孫悟空的當年之勇。無法割捨，孫悟空也就必須無奈(卻也不無惱怒)地接受凡人眼中時而怪物，時而神僧；神佛眼中時而唐僧護法，時而放肆妖猴的窘境。

取經，自然就不會是孫悟空的唯一任務，富於異能的孫悟空被要求維持著三界、三教之間阡陌交通的暢通性。

那麼，孫悟空當然要有七十二變！換句話說，小說作者吳承恩在鋪陳他的小說之筆的複雜性這個層面，當然會是個不甘示弱莽猴子。

他必須能夠飛天盾地，雲遊四方，代替、帶領小說的讀者無遠弗屆。他必須通曉隱身之術，俾使讀者有以側身滿天神佛，妖魔鬼怪之間。他必須鑽探，直驅魔王洞府，一窺堂奧；進而，識破妖王幻術，令其現出原形。因為讀者必須去「知道」。最重要的，他必須圓睜火眼金睛，《西遊記》、吳承恩、和你我的小說之眼。

比附於凡人的讀者，有賴孫悟空的接引；唐三藏取得真經，讀者得著作為小說的《西遊記》。

進一步的，表徵小說巫術的孫悟空，也表徵著小說作者吳承恩的作者意識。不能忘記，從石猴，水簾洞主、弼馬溫，齊天大聖到孫行者，到鬥戰聖佛，我們的孫悟空是一隻蒼老的猴子。作者有意輕描淡寫地隱匿孫悟空實際上以冗長的時間上的修行和空間上的遊歷換取異能，難道不是在孫悟空的身上映照出自身的小說鍛鍊？然而，我們看不見孫悟空蒼老的靈魂；自始至終，多習世故的孫悟空完全自外於時間的作用。被「鍛煉」地能夠輕易並且正確地辯明真偽，是孫悟空皮相裡包裹的「老靈魂」隱喻，但是他一貫地莽撞、一貫地活潑、一貫地輕盈。孫悟空不啻洩漏了吳承恩作為一個寫作者既希望修煉、見識和多習世故的蒼老靈魂厚實他的寫作(七十二般變化)，又企求滄桑歷盡之後的睿智，不至於消磨、凝滯了小說之筆的私密心願。還必須注意的是，《西遊記》當中，以孫悟空作為主要表徵的法術，不斷地被破解、被拆穿，也體現了一個小說作者力圖維持其巫術幻覺的飽滿自足時所面臨的焦慮。

取得真經和小說藝術共同作為一種艱困的追求，同時也是既存的應許。十萬八千里的靈山之遠亦即就是十萬八千里的小說之難。「畢竟不知何時到得西天」而次次有待「下回分解」，似乎也就訴說著應許之地拒絕輕易地被尋獲！孫行者一句「若將容易得，便作等閒看。」確實是吳承恩備嘗艱辛的意有所指。所幸，他畢竟也在小說中給了自己另一種應許。九九八十一難是命定之數，聯繫著十萬八千里之遠。孫悟空和吳承恩面臨的十萬八千里，並不承受著等待被超越的意義。何以見得？到得西天，只得八十難，還必須在歸返時候落水，以成全其數。意味著這十萬八千里的等待「被完成」。一種追尋，就必得著的應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