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多方請益，根植教育
雖然內在體制仍被集權所箝制，但新加坡比台灣幸運的是，在對外的自主性上擁有完全獨立的國格，這種獨立的自主性，讓新加坡能夠以國家的地位向世界上的多數國家請求對等的協助，而不致受到非合理的打壓。
在尋求國際發展經驗上，新加坡尤其重視小國經濟體的發展軌跡，而非僅昧於尋求幾個舉世聞名的大經濟圈的成功案例。這種可貴的認知，正是台灣應深以為鑑的。
國家體制的沿革，自有時間縱向上的傳承，這種文化上的差異，正是發展國家特色的良好契機。國際間制度的引相借鏡，應是由專家考察之後，內化為合乎本土民情的策略，而非直為橫向制度之移植，輕率地做為全盤通用的依據。
再者，論及國內高等教育之現狀，雖然學校林立，但卻偏向教學性質，而少研究開發。教學型的大學能夠傳授基礎的理論以搭配實務之操作；研究型的大學則是獎勵學者在教學與研究上雙線並進，且研究型大學所佔有的資源比例偏高，提供除了教學之外，另外肩負的開發與創新功能。
教育是厚植國家實力的搖籃，即使學校林立使得教學品質無法受到嚴密的保障，但教育具備了提供基礎素養的功能仍不容抹滅。一般而言，國家競爭力與國民受教育程度成正比，但一個國家擁有高度比例的高學歷國民，卻無法相對地保證社會精英與其成正向比例。這種弔詭的現象就如同前述教學型與研究型的差異。是故，國家發展所依賴的，並非為數眾多但卻非出類拔萃的人才，由社會上少數精英領盤，經過精細地規劃，並充分授權其執行，用於嘗試才能在既有現況中闖中一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