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17 21:52:03管仁健
自拍的老祖宗《鐘聲21響》（管仁健／著）
這場台灣運動史上的鬧劇，發生在1984年的台灣區運會。什麼是區運會？年輕一點的網友可能不太了解。1945年二戰結束，台灣改由老蔣統治；一年後的10月25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為慶祝「光復週年」，就創辦了台灣省運動會。10月下旬已經秋涼了，會影響選手的成績，不是舉行運動會的好時機；可是在那政治掛帥的時代，這些枝節問題根本無需討論。三年後政局逆轉，老蔣流亡來台，從此再也沒機會舉辦全國運動會；為了面子，台灣省運動會雖無法「扶正」，但仍以等同於全國運動會的功能舉辦了二十八屆。到了1974年，這時已是小蔣時代，台北市升格為與台灣省平行的院轄市七年了，參加省運會變得不倫不類，可是要改為全國運動會又拉不下這面子，只好暫用「台灣區運動會」又辦了二十五屆。直到20世紀末的1999年，才停辦一年一屆的區運，改由體委會接手主辦兩年一度的全國運動會。
戰後從省運開始到區運的前三十多年裡，高雄縣由於鄰近高雄市，即使南北各縣市輪辦，也都只交給高雄市。因此當蔡明耀爭取到1984年的區運主辦權時，不僅是高雄縣民興奮，全台民眾也都企盼這次區運能跟以往有不同的感覺。10月12日上午九點，區運聖火在桃園縣大溪鄉的慈湖老蔣「靈柩暫厝」前引燃，然後環島傳遞各縣市，全程1407.6公里，於26日到達高雄縣鳳山區運會場。雖然區運會在入冬前舉辦，媒體對選手成績並不抱太大期望，但本屆區運點聖火的規模，完全比照七月時的洛杉磯奧運，因此成了記者報導的重點。不過這時高雄縣政府卻又跟媒體玩起了「捉迷藏」，即使聖火已經在全島巡迴了，主辦單位卻始終不公告開幕時將由誰來點燃聖火。
當時記者們都猜測，一定是剛在美國「投奔自由」，最具政治宣傳價值的中國網球選手胡娜，否則主辦單位不用這樣故作神秘。氣得花錢主辦光男盃國際女子網球賽的光男公司大力「闢謠」，聲明胡娜只會在區運會之後的網球賽時才會來台，呼籲大家要購票請早。確定不是胡娜後，媒體又開始玩猜謎，從日本前職棒紅星王貞治、旅美馬拉松神童蒲仲強、舉重奧運銅牌蔡溫義，甚至田徑界最老的金童玉女楊傳廣、紀政，都被媒體一一點名，也都被當事人一一否認。連開幕式預演時，點聖火這一流程也都省略；最後結果揭曉，果然跌破所有記者的眼鏡。蔡明耀先以主辦單位代表身分，帶著所有隊伍進場；接著又以高雄縣長身分，率領高雄縣代表隊再度入場；再陪同行政院長俞國華和台灣省政府主席邱創煥後繞場一週。一場開幕式，蔡明曜就已經進進出出三次了。
在全場觀眾與媒體的注目下，懸疑已久的「聖火之謎」終於揭曉。點燃聖火的不是任何一個運動員，而是蔡明耀自己。這個荒唐的畫面一出現，果然引起舉世譁然。即使洛杉磯奧運籌備會主席尤伯洛斯，完全不靠政府財力支援，辦了史上最成功的奧運，也不敢親點聖火，而是交由十項運動名將強生來負責。蔡明耀只是用政府公帑來辦區運的公務員，卻搞出這個讓全世界都猜不到的「聖火之謎」，也招來了全世界的唾棄與咒罵；不但結束了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也終結了國民黨在南台灣的氣數。一年之後的縣市長大選，余陳月瑛終結了他的連任美夢，接下來余政憲與楊秋興，就這樣連續執政了25年，直到改制併入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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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我敘述河洛出版社時，其實也有點心虛。因為1970年代我還年幼無知，整天精蟲充腦，想的就只是怎樣能把學姊騙上床……去……聊天。河洛的書我只買過一本，1978年出版的《曹雪芹》；但懂一點「紅學」的人就知道，那本書的作者是對岸的吳恩裕，而河洛版的卻標示「河洛出版社編」，讓我對這家公司並無好感。另外家父是師大國文系出身，家裡早已有了瀧川龜太郎的《史記會注考證》，對阿圖自稱耗費兩百萬元，邀請十四所公私立大學的六十位文史教授，譯成的《白話史記》，讀來也只覺得是嚼飯予人，所以我從未光顧過這家公司。但等到1991年，28歲時我再插班中文系，那時河洛已倒閉多年，我才赫然發現，原來很多中文系的同學，正想盡辦法的要找這本書，我也才驚覺阿圖在出版史上的重要性。
專二下學期（1980年）的6月27日，那時我整天都還忙著上課打工，別說是剪報，連看報的時間都很難抽出，更何況是報屁股的副刊。但學姊看過我的剪報本，把我視為剪報達人（不過我一向只剪社會新聞），早上搭車時沒遇到，下午還專程來班上叫我說：「小管，人間副刊（中國時報）上阿圖的《鐘聲21響》，已經連載很久了，報紙我都留下了，暑假時你幫我剪成一本好嗎？」我一聽就告訴學姊：「不用這麼麻煩啦！連載完就會出書了，我預約劃撥一本送你。」可是學姊卻生氣了：「你學壞了喔！姊姊的話你也不聽了，要買我自己不會買啊？叫你剪就是要你看啦！我不管，剪不出來，下學期我就不理你了。」
年輕一點的網友，已經完全依賴電腦，大概就不懂我跟學姊在說什麼「連載」「剪報」的舊石器時代用語了。從前的報紙是用鉛字排版，又有張數限制；但每則新聞的長短不一，有突發事件還要挖版替換，非常麻煩。所以版面不會像現在這樣，每篇文章從頭到尾都在一個方塊裡，而是轉來轉去，甚至轉到別頁。副刊比較沒有時間壓力，但連載也是第一天版面很大，然後就慢慢縮小，甚至不是每天都有；所以即使剪下來，也都大大小小、歪歪扭扭的，剪貼後也變得很醜，這樣大家才會乖乖去買書。由於我從小就常在印刷廠廝混，對排版有點概念，所以剪報經我重新整理後，會成為一本像我這種長相的書，雖然醜，卻醜得很有特色，因為保證是獨一無二的海內孤本。
剪報的原理其實跟集郵一樣，收集固然也很重要，但不是剪完貼了就交差，不然就跟學姊罵我的那樣：「等著買書就好了」；真正的價值是在後續的分類與編纂。舉個例子來說，我國中時台灣發生過一次「劫機疑案」，為什麼說是「疑案」？因為那是一位華航的機械員，在高雄飛香港的班機裡執勤時，衝進駕駛艙與正副駕駛打鬥，接著是客艙裡男性服務員加入，最後機械員被便服的特務持槍擊斃，班機順利降落在香港。剛開始華航高層澄清這不是劫機，只是員工口角衝突；但駕駛艙與客艙的員工，都是空軍退役飛行員與其子弟，也就是說都是外省人；而被擊斃的機械員，卻是唯一的台灣人。這下好了，即使政府第二天立即改口，指證歷歷說這是匪諜企劃的劫機，可是別說很多台灣人不信，連外國媒體也質疑。
在戒嚴時代，剪報的最大好處，就是能訓練你在大便裡掏金。雖然媒體裡也有鷹犬層層把關，要讓整張報紙只能出現大便；無奈人畜殊途，鷹犬的本能反應與正常人的理性思惟，還是有很大落差。以那個「劫機疑案」為例，鷹犬們起初擔心的竟是自由寶島裡有人要劫機去人間煉獄，這樣一大堆高官顯貴的烏紗帽不保，搞不好連烏紗帽底下的腦袋也要不保，所以企圖大事化小，推說是口角誤殺。但這些被圈養在竹籬笆內太久的異類，卻笨到自己會想去咬自己的尾巴，丟出了這個「不是劫機，是一個本省人與兩個外省人口角，最後被第三個外省人誤殺」的定時炸彈，引爆了兩蔣更擔心的省籍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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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強迫去接觸文學，雖然有點煩、有點累，卻也是個甜蜜的負擔。因為《鐘聲21響》連載了快兩個月，據說正版還沒上市，內容也是台大校園故事的《鐘聲22響》與《鐘聲23響》等山寨版已先來攪局；最勁爆的是傳說中還有一本《鐘聲不要亂響》，敘述台大學生是怎樣敦品勵學、愛國愛人。連載結束後，這本書並不是由阿圖自己的河洛出版，而是交給了時報出版公司；據說劃撥預約的讀者甚多，第一版就印了五萬冊，這在當時的出版界，絕對稱得上是超級暢銷書。《鐘聲21響》到底賣到有多好？是否真如宣傳所說，立刻就破了20萬冊？已經無法查考。可是這本書能在短期之間，就有了三種不同的封面，刷次也多達20刷以上，根據經驗判斷，沒有一定的書籍銷量，就不可能會有後來《鐘聲21響》這部電影的誕生。
學姊為何堅持一定要我幫她剪一本《鐘聲21響》，其實我也知道，她是被阿圖描寫自己身世的文章感動了，所以也希望我能讀一下。對我們這種都市裡的外省知識份子第二代來說，即使我們不是被圈養在竹籬笆裡，即使我們能說台語，但跟廣大來自鄉間的工農子弟，終究還是有著難以跨越的鴻溝。白色恐怖下知識份子的窮，與黨國資本主義下農民的窮，就像課本裡形容的大陸苦難同胞一樣，雖然水深與火熱都能讓人很難過，但水與火依然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鐘聲21響》這本書中，大多篇幅都是在介紹台大的奇人奇事，電影更是百分之百著墨在此。不過這些討喜甚至是刻意在討好讀者的文章，雖是賣書與拍電影的宣傳焦點，但卻不是阿圖這本書的真正價值所在，也不是阿圖這個人值得我們尊敬的地方。
1949年老蔣流亡來台的同時，阿圖生於苗栗縣後龍鎮的一個小村落「水尾仔」。後來他他當民進黨副秘書長後，還這樣調侃自己說：「我小時候的成長經驗很辛苦。阿扁說他們家是三級貧戶，他媽媽為了把一個蛋，分給四個孩子，常常很傷腦筋。我們家根本沒有這個煩惱，我四個月吃不到一個蛋。」在那全村幾乎都是文盲的環境裡，1965年初中一畢業，阿圖就跟其他同學一樣，到都市裡當學徒討生活。他在新竹市大同路64號的瑞豐五金行工作，這個位在鬧區東門市場附近的五金行，其實是家掛羊頭賣狗肉瓦斯分裝場。
1966年5月18日上午八時，店東黃玉炤（26歲）所僱用的少年張明椿，在未受訓練也無人督導下分裝瓦斯，竟用普通起子開關，以致螺絲滑脫後漏出大量瓦斯，蔓延到鄰近麵攤爐中的火種造成大爆炸，黃玉炤及其及四歲的孩子黃國倫慘死，還殃及鄰居與路過的市民李黃柳、蘇陳幼、曾文火、林鄭娟娟、桂董菊玲、桂依玲六人人送命，另外還有29人重傷。阿圖事後回憶說：「瓦斯一爆炸，我知道我受傷了，鞋子都沒有穿，就光著腳一直跑，跑到一家醫院去躺下。那個爆炸很可怕，氣爆嘛！全身都熱得要命，整個人包得像木乃伊一樣。至今，手腕上還留著當初的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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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與老蔣的白色恐怖摧殘下，大多數的家庭都希望子女學醫，或是工商等實用科系，文史哲不但賺不到錢，還很容易惹禍上身。像阿圖這樣來自鄉間的清寒學生，還堅持要讀哲學，當然有他不同於常人的想法。1970年代起，國軍修改了徵兵體檢標準，將身高限制在156公分以上；只有154公分的阿圖，台大畢業後無須當兵就可提前就業。但他並沒有忙著準備謀職或考試，而是用算命師說他天庭飽滿、耳垂及肩等帝王之像，向他挖十個蚵換不到一角錢的母親遊說，從母親手上接到那些都是用草繩綑紮的五元或十元鈔票，再標會湊了兩萬元創業。阿圖曾說：「我大四就成立了出版社，做了半年之後，在學校上課用的書，竟然就是我自己出版的書。後來每個月開出的支票，差不多有三、四千萬。那時候三、四千萬，現在是好幾億啊！」
河洛出版社設立了七年，出版了六百多本書；但了解出版業的人就知道，要維持這樣的局面，需要極龐大的資金。阿圖每天忙著跑三點半，用三分利挖東牆補西牆，他說：「在最苦的時候，突然之間我異想天開，想寫一本書。」就這樣，《鐘聲21響》完成了，他請臺靜農老師與藝術家楚戈做序，楚戈一看視為至寶，就轉薦給人間副刊的主編高信疆來連載。那年代中時與聯合都是號稱「日印百萬」的超級大報，阿圖自然也立刻成了知名作家。不過就像阿圖的求學經歷一樣，沒人會知道他的下一步要做什麼，或許他自己也不知道。由於讀者反應太熱烈，當時的電影紅星馬永霖與張艾嘉，不約而同的都看上了這本書；但在向阿圖洽詢改編電影時，兩大明星都碰了釘子，為什麼呢？
原來當了出版社老闆，又成了暢銷書作家後，大家才發現阿圖的志氣與身高完全相反。當初他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為了要拍電影，所以又成立了河洛影業公司，第一部要拍的就是《鐘聲21響》。阿圖有這樣的企圖心當然值得嘉許，但就像他自己所說：「小時候吃飯都有問題，哪有可能看電影？生平第一次看到電影，是初中畢業典禮時看的《萬夫莫敵》。二年後才在朋友慫恿下，第一次花錢買票看了《萬夫莫敵》。大學時在宿舍裡看了同學貼的明星海報，不認識克拉克蓋博也就算了，連同學口中的『影帝』與『影迷』是什麼意思也聽不懂。有一次同學在談《梁山伯與祝英台》，我耳朵大，聽得遠，就問說：『凌波是誰啊？』，成為同學至今的笑柄。」
別說沒電影經驗，連電影常識都沒有的阿圖，想憑著瞬間爆起的知名度，由出版業轉戰電影圈，用國語說這是「初生之犢不畏虎」，用台語說這就是「瞎子不怕槍」。他找了小同鄉，也是苗栗中學校友的柳松柏擔任導演。柳松柏和阿圖不同，從小家裡就開電影院，後來就讀藝專夜間部，和日間部的侯孝賢同年畢業，立刻投身電影界，在名演員歐威導演的《大通緝令》裡當副導演，後來導演了《獨臂公主》等電影。拍《鐘聲21響》之前，柳松柏剛用幾百萬拍了《七巧鳳凰碧玉刀》，在國內就狂賣一千七百多萬。拍了《鐘聲21響》之後，他又寫了《媽媽再愛我一次》的劇本，後來在大陸狂賣，成為大陸人眼中「台灣電影」的代表。他這種理論與實務兼具的導演，當然看得出《鐘聲21響》能不能拍片；但阿圖的堅持，讓他無法拒絕，於是這部電影就趁著書籍尚未出版的連載期，已搶先宣布要開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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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影業並未邀請知名演員，而是利用新聞熱潮，大張旗鼓的招考演員，趁機搞置入性行銷。最後宣布錄用了一男二女，但這三人其實也都不是真的新人。男主角鐘響（陳榮進，雲林人），演過電視劇《慈母心》、《虎服天心》，為了他的第一部電影作品，特別改了這個藝名。女主角許言庭（許雅蕙，台南人），演過電影《七巧鳳凰碧玉刀》，阿圖說她是在八百位應徵者裡選出的榜首。但顯然阿圖看走了眼，這一男一女後來星運都不順暢；反而是另一位女星明明（蘇秀珠，高雄人），宣傳時都未帶到，沒想到日後反而大紅大紫，就是導演萬仁的妻子蘇明明。但究竟要由誰來扮演書中最重要的主角阿圖呢？媒體猜測了半天，最後答案卻跌破所有記者的眼鏡，因為導演柳松柏宣布，劇中阿圖這一重要角色，就由阿圖本人親自演出。
154公分的阿圖要擔任男主角，雖然有點突兀，但在製作經費的考量下，大家也不得不承認，與其去找些亂七八糟的明星來演台大學生，這些人的知名度還沒有當時的阿圖來得高。不過請大家先別管阿圖能不能演，或是觀眾想不想看阿圖演，重點是政府根本就不准阿圖演。原來在此之前一年，因為電視紅星張琍敏「無照演出」，讓新聞局又特別緊盯這一問題。張琍敏早在1960年代就已出道，在中視演出《家有嬌妻》而紅極一時，之後在台視主持綜藝節目，又出過多張唱片，與崔苔青被譽為兩大天后。誰會相信十多年後，她卻被人檢舉是無照演出？原來兩蔣時代，唱歌演戲都是「特許行業」，唱歌要有歌唱證，演戲則要有演員證。張琍敏的父親張振國，是陳誠手下最重要的特務頭子，連軍統的戴笠，甚至小蔣都要敬他三分。張琍敏出道時還是老蔣時代，從電視台到文化局、新聞局，誰敢去找張琍敏的麻煩，檢查她有沒有演出證件？
但是到了1979年，已經是小蔣當權了，國民黨內的鷹犬惡鬥也進入了另一回合。有人檢舉張琍敏是無照演出，新聞局也不能不理會，只好要下令台北市教育局，拜託早已是天后級的歌手張琍敏，到福星國小大禮堂，與另外五位小姐一起考試。為了禮遇張琍敏，特別排她在最後一個，唱了「杜鵑花」和「藍天白雲」後，雖然被主審評為「中氣略有不足」及「部份歌詞走樣」，但還是順利取得了歌唱證，三周後才得以合法表演。連老特務頭子的女兒都會遇到這種麻煩，貧困出身的阿圖，哪裡能倖免。因此阿圖報名參加了製片協會舉辦的第15期演員訓練班，結業時靠穿著內褲犧牲「色相」，與玉女紅星沈雁演了一場抓姦戲，兩人一起獲得了演員證，才得以順利擔任《鐘聲21響》的第一男主角。
但是克服了資金與演員等問題，《鐘聲21響》依然苦盡甘不來，而且真正的問題才開始，原來台大校方認為《鐘聲21響》所描寫的學生，汙衊了台大學生的形象，竟然禁止劇組在台大校園裡取景。這個決定確實也很奇怪，什麼愛情文藝片、笑鬧片、甚至鬼片，台大從未管過誰在校園裡拍片，但真的台大畢業生來取景卻被刁難。阿圖氣憤地說：「我由台大出身，也算是台大校友會的一份子，於情於理絕無歪曲侮辱台大的道理。出書時台大不提反對意見，畢業典禮上，還准許我上台拍取領獎鏡頭，想不到拍到一半，又是電話又是致函新聞局抗議，實在叫人搞不懂，避免嚕囌，我乾脆在影片中改稱A大。」不過說是這樣說，全台灣都知道，只有台大的上下課是用「鐘聲21響」，如果故事不是發生在台大，改稱A大還有誰關心啊？所以劇組只好跟校方玩捉迷藏，偷偷摸摸的拍了十多天，最後勉強殺青上映。
這樣拍出來的電影上映後，可想而知下場會如何。雖然阿圖宣稱這部戲賣座甚佳，不過當時我同學就是三重多家戲院的小老闆，他說這部戲只在西門院線上映，正常的國片院線像是中國、大世界、萬國等，光在台北就必須有十家左右的戲院聯映；但西門院線是個臨時組合的小院線，家數少、片源供應也不穩，國片在這裡上映，結果就凶多吉少了。《鐘聲21響》究竟賣得如何，暫時姑且不論。沒過多久，河洛出版社就結束營業，很多書籍都淪入舊書市場，雖然造福了我們這些「買書總在倒閉後」的窮學生，也讓我真正認識了河洛出版社的價值，但老闆阿圖去了哪裡，媒體不再關心，《鐘聲21響》這本書也消失在大多數人的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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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他忽然跟我說，遇到了一個長相很清秀的，可惜一面做還一面流淚，有點掃「性」。我一聽就覺得很怪，趕緊問他：「然後呢？」他說：「然後我問她怎麼了？她說：『別管我，你繼續做你的。』」我一聽更怪了，就再追問：「然後呢？」他說：「然後我就做完回來了。」我聽到這裡就確定了，這女子背後必然有故事。於是我從當兵前打工存下的一萬多元，先拿三千出來拜託他，務必想辦法把這個女子約出來。老兵就笑說：「你花一百三就能看到她，幹什麼花這麼多錢找她出來。」我說：「我是寫小說的，我始終相信，眼淚在哪裡，小說題材就在哪裡。不約出來，就問不出個所以然。這件事就拜託學長了。」老兵一聽，也覺得這好像很好玩，就打包票說：「一句話，三千元要是不夠，學長來貼。」幾天後，他真的幫我把這個女生，還有兩個陪她一起來的兩個姊妹約出來，我們兩男三女吃了一頓午飯。
那三個年輕女孩，都穿綠色的體育服裝，完全沒有化妝；不過餐廳裡有些阿兵哥，還是認出了她們。但我也管不了那麼多，就開始訪談起來。老兵事先已經跟她們說了我的來意，她們也不反對，很多素材就這樣用在我後來的小說《塵年惘事》裡。不過最讓我驚訝的是，之前我都以為這些軍妓是在台灣當私娼被抓，才「志願」來外島抵充刑期的。但那個女子卻流著淚搖頭說不是，她是因為老公的生意失敗，開的支票卻都是用她當人頭，所以她是票據犯，坐了幾個月的牢，丈夫卻以此為藉口申請離婚，原來他已另結新歡了。女子監獄裡的人就勸她看開點，找了老鴇來為她繳清了罰金「贖身」，再送她到金門。所以她在金門當女侍應生，並不是在抵刑期，而是要還老鴇的債。
1984年部隊移防回台後，我就試著去了解為什麼當時台灣會有這麼多的女性票據犯。原來台灣的票據法是1929年國府在大陸時頒訂的，支票與本票不同，原本只是替代現金的支付工具，但國府的票據法卻承認遠期支票是信用工具，還對不能兌現的空頭支票設有刑罰，結果商場上普遍都以遠期支票作為調度資金或進貨賒帳的工具。支票不能兌現，侵害的是個人法益，世界各國都採告訴乃論，但兩蔣卻用票據法讓法院成為斂財工具。舉例來說，你收到了我開的支票不能兌現，你原本是該去法院告我，要我清償你的債權。但兩蔣時的票據法卻是不等你提告，只要我的支票不兌現，就要依票據法先判我的刑；但因刑期不長，又可折抵罰金。也就是說，你收到我的空頭支票，你去告我也來不及，因為我會因違反票據法先被國家判個三年以下，但交得出罰金就免坐牢。那麼請問就算我還能借到錢，我是會先交罰金給國家，讓我自己不坐牢，還是會先還你的錢？
票據法的條文荒謬，早已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惡法，兩蔣明知將支票跳票者不依是否有詐欺犯意，一律科以刑罰，既侵害發票人的人權，也無助於持票人的債權；但卻不廢只改，而且是越改越惡質。起先對票據犯只科以罰金，到了1960年，竟修法改為自由刑，最重可達一年徒刑。到了1973年，再修法改為兩年。到了1977年，乾脆修法改為三年。也許有些人會誤以為，重刑就能遏止空頭支票，所以兩蔣才會越修越重，但事實剛好相反。我在金門那一年（1983年），該年度因違反票據法移送地檢署偵辦的已高達十二萬件，占收案總數約一半。累計因違反票據法而被通緝者更高達二十萬人，占通緝犯總數十分之六以上，讓台灣成為全世界通緝犯最多的國家。而且大多數坐牢的票據犯都是女人，因為在台灣商場上（尤其中南部）男人做生意，都習慣用妻子的名義申請支票；結果支票一跳票，因為票據法是「認票不認人」，檢察官和法官明知是誰開出去的空頭支票，但依法卻只能照支票上的人名判刑，於是坐牢的往往是從未看過支票簿長得什麼樣子的可憐女人。
1985年我退役後，看到阿圖的新書《手扶著鐵窗向外望》在報紙連載，我才知道原來河洛倒閉後，他因票據法坐了一年七個月的牢，這本書就是描寫他在土城看守所的經歷。接下來他又被移往龜山監獄與台東監獄，所以又寫了《我不入監獄誰入監獄》與《手銬腳鐐台東行》，這三本被文壇尊為「鐵窗三書」的佳作，都由五千年出版社出版，是台灣很重要的監獄寫實紀錄。但回頭一想，兩蔣時代若沒有這個舉世無雙的惡法，監獄裡就不會有這麼多女性受刑人；軍方的特約茶室裡，也就找不到那些「清純好管理」的女侍應生。即使想招募老娼，一來在量上仍不敷所需，二來在質上也極難管理；所以一直拖到解嚴前，小蔣才修改了這惡法。看了阿圖的「鐵窗三書」，我再拿出那女侍應生臨別前送我的紀念品，娛樂券上四個角落，竟然印著「服務三軍」四個字。原來對兩蔣來說，票據法在維繫三軍士氣上，也有這麼大的貢獻。唉！阿圖也不必一直寫書抱怨這惡法，他只能感慨自己「恨不生為女兒身」了。
鐘聲21響導演柳松柏是我隔壁姊姊的先生，我小時候常看到他。後來他出了一系列的佛教音樂。
當時年紀小: 我也有相同的疑惑, 怎麼點個聖火, 就下台一鞠躬了。無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