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五月五日，中國民航自瀋陽飛上海的二九六號班機，被六名暴徒持械劫持飛往南韓，在首都漢城的春川美軍飛彈基地降落。這艘被劫持的三叉戟客機上，還有九名機組人員與包括三名日本人在內的九十六名乘客。

    消息一出，台灣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麻煩大了。當時南韓處心積慮地想與中國勾搭，但中國因為要拉攏北韓，始終不予理會。如今爆發劫機事件，又有日籍乘客，中國官方勢必要出面與南韓官方接觸。果然兩天之後，中國民航總局局長沈圖到了漢城，交涉人機歸還問題，等於促成了南韓與中國官方的正式接觸：而人機於五月十日平安飛回上海，也等於促成了南韓與中國的首次「直航」。

    從《東京公約》、《海牙公約》到《蒙特利爾公約》裡都明定，以暴力手段劫持民航機是萬國公罪。但兩蔣統治下的台灣，一切仍以政治思考。為了「反共」的神話，官方與媒體不敢說這是「劫機」，而必須配合政策，統一口徑稱為「奪機投奔自由」；至於在中國因犯案通緝而出此下策的卓長仁、姜洪軍、高東萍、王豔大、安偉建及吳雲飛等六名暴徒，則必須說是「六義士」。南韓當時以違反國際反劫機公約判處他們四至六年徒刑，台灣這邊群情激憤。激情一年後，南韓在台灣外交單位的積極活動下，才在一九八四年八月羈押他們一年三個月後，趁媒體忙著報導洛杉磯奧運時，提前釋放這六名劫機犯，並驅逐出境遣送到台灣。

    接回了「奪機六義士」，小蔣如獲至寶，不但立刻接見，盛讚他們「唾棄暴政的英勇壯舉」，還藉此勸勉國人「共產制度違反人性理性，自由與奴役不能共存」。而帶頭「起義」的卓長仁，也在抵台記者會上說：「我們來到中華民國的目的，就是要報效國家，沒有其他目的。如果中華民國政府和我國人民相信我們，那請看今後行動，我們將全力以赴，投入收復大陸、統一祖國這項偉大事件。」卓長仁的「今後行動」，果然在小蔣死後實現，讓全台灣灰頭土臉。

    為了「六義士」的來台，官方除動用了第二預備金，發給每人二百五十萬元以外，還安排年長的卓長仁在「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專職，其餘的「五義士」則在世界新專和實踐家專就讀，並在公賣局、社教館等機關「帶職留薪」（就是免做事拿乾薪）。他們受到各界英雄式的熱情歡迎，紛紛捐獻慰問金，這種待遇是台灣小老百姓夢昧難求的。

    但「六義士」在對岸都是些什麼樣的貨色？特務與傳媒也不至於笨到完全不知，只是在「愛國有理、反共無罪」的最高原則下，大家爾虞我詐的來合演這場反共鬧劇。然而「六義士」卻始終覺得台灣社會虧欠了他們，因為他們認為開戰鬥機來台的共軍飛行員，比他們拿的獎金更多。

    「六義士」與之前那些為黃金而反共的「黃金黨」一樣，來台沒多久就將獎金揮霍殆盡。策劃者卓長仁在一九八八年元旦，與六人當中唯一的女性高東萍，於豪華的圓山大飯店席開二百桌結婚，場面盛極一時，但七個月後卻因曠職過多，被任職的研究機構停職；而他的大陸元配王玉春，也透過黨外國代吳哲朗，在台代打重婚罪的跨海官司，卓高二人因而被起訴，一九九一年一月被台北地方法院判決兩人重婚，處以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三年；但他們依舊無視法律尊嚴，公然在台姘居，還生下兩個非婚生子女。 

    阮囊羞澀的卓長仁，與另一位共同「奪機」來台，先被台北市公車處記過停職、又被世界新專退學的「義士」姜洪軍，於一九九一年七月共同綁架殺害前國泰醫院副院長之子王俊傑，再對其家人勒贖。卓長仁被捕後，當年奉小蔣之命到南韓探望他們的情治官員，阿輝時代已任國安局長的宋心濂，生前持續關心本案，以致由一審、二審、更一到更五審，纏訟九年，直到國民黨下台，阿扁登基後的二○○○年九月才定讞。二○○一年八月十日，卓長仁在高喊「中華民國萬歲」與「中國統一」的口號下被槍決，「奪機六義士」的鬧劇終於結束。

    台灣在戒嚴時代，對「大陸苦難同胞」鼓吹「奪機」來台，固然是謊話連篇；可是另一方面對台灣這邊的暴徒劫持民航機叛逃，照樣是連篇謊話。其實兩蔣統治台灣時，也出現過「奪機義士」（不，要說是劫機暴徒）。

    一九五六年一月七日凌晨，台灣爆發了歷史上首次的劫機飛往中國事件，但這架被劫的「民」航機，卻是專屬於一「民」，也就是全台灣只有他一個人夠資格唱〈哥哥爸爸真偉大〉的「人民」－－老蔣的二太子緯國殿下。而參與「奪機」的三位「義士」，背景與那些自中國來台的「黃金黨」，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當時是老蔣遷台的第七年，「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已經證明是全部落空。但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口號依然響徹雲霄，臥薪嘗膽、克難運動也在軍中貫徹實行。然而與老蔣來台前的大陸同樣光景，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基層軍人連兩餐雜糧都難以吃飽，日軍留下的台北松山機場裡，卻有一個隸屬於民航局的奇怪組織「台北飛行社」。社裡有二十幾架「民航機」，專供大內權貴巡幸全國各地使用，而被劫持的這架賽斯納旅遊專機（Ａ一七○Ａ型），則專屬於緯國少爺。至於駕機投共的飛行員韋大衛，則是當時典型的「兵油子」。

    什麼是「兵油子」？就是長期在軍中而沾染了惡習的士兵。當年中國境內從各省軍閥，到「以黨治軍」的國軍或共軍裡，都有為數不少的兵油子，他們的「五大信念」就是：有飯就吃、有覺就睡、有女人就上、有仗就打、打不過就逃。兵油子不斷逃兵，又不斷改名（或冒名）到其他部隊當兵。那年代反正一來打仗就是會死人，二來長官也要「吃空缺」，所以兵油子領了月初的餉就「開小差」，在外面招搖撞騙不行了，又換個部隊領餉吃糧。但這是中國內戰下的特殊情況，像韋大衛在台灣這種沒戰爭的地方，還能在陸海空三軍都輪流吃糧開小差，國軍來台時的軍紀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韋大衛是廣西壯族人，一九二九年生於桂林，三個叔叔都是國軍飛行員，因此從小就嚮往飛行，但三個叔叔卻先後殉職，以致父母反對他當空軍。一九四九年七月，國軍在廣州撤守前，以「陸軍騎兵學校」為名義招收學員，韋大衛考上後在八月二十三日，與同學們從黃埔港乘「惠民輪」來台，但沒料到這只是老蔣「拉伕」的騙局，船一到高雄，他們就被押送到鳳山，編入八○軍三四○師充當二等彈藥兵，然後又調到紅毛港。韋大衛在這裡開了小差，往南逃到了屏東，進了空軍十一大隊。

    在空軍待了一段時間，他又開小差回到高雄。遊蕩一段時間後又進了海軍，被分派到二戰後自美接收的「八艦」之一永泰艦，但沒多久他又厭膩了海上生活，一九五二年再次開了小差，回到空軍，半年後竟成了飛行員。

    這時老蔣在軍中也進行了大規模的整肅，韋大衛因逃兵前科被調到台北司令部監控，接著與其他七名同學竟因匪諜罪被轉送台南空軍監獄，再押往火燒島（現改稱為綠島）管訓，幸好其中一位同學有後台，將七人保出，其他六人都回到空軍服役，只有韋大衛來到民間，靠同鄉介紹進了這個不軍不民的台北飛行社工作。

    一九五六年一月七日淩晨，韋大衛利用機場值班人員換哨時，與台北市警局雇員翟笑梧、陸軍總部士官梁楓，自台北松山機場劫持蔣緯國的旅遊專機叛逃，國軍出動軍機追趕不及，韋大衛成功迫降於福建南安境內，獲中國頒發八千元獎金，不但福建軍頭葉飛設宴款待，毛、周、鄧、彭等領導人也相繼接見，成了傳誦一時的回歸英雄。

    但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韋大衛卻因「七三一案」被捕，繫獄七年後，又在一九七四年十月越獄，而且逃到了北京，在葉劍英保護下安享晚年。文革結束後，妻子薛蓮莉帶女兒去了美國，他則再娶靳玉珍，並出任「花瓶黨」民革中央祖國和平統一促進委員會副主任，以及連任第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韋大衛劫持的「民」航機，因為機上的兩位乘客也是共犯，而全民勒緊褲帶來成就老蔣反攻大夢時，二太子擁有旅遊專機的消息也不宜曝光，所以情治機關與媒體高層將本案淡化處理。八年之後，台灣爆發了民航史上真正第一次，以及至今仍是傷亡最慘重的劫機事件，但老蔣為了塑造台灣是民主富裕的天堂，中國是極權落後的地獄，以及反攻基地裡萬民擁戴的神話，自由寶島裡怎能有人想劫機投奔中國呢？只好將這起空難歸罪於航空公司的「駕駛疏忽」。要談這起劫機事件，就必須先從被老蔣栽贓是「禍首」的民航公司說起。

    二戰之後中國有中航、央航及民航空運隊等三大航空公司，老蔣遷台時僅有民航跟隨，而中航、央航則從上海將數十架飛機陸續移至香港，但中航總經理劉敬宜及央航總經理陳卓林，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早上，指揮十二架飛機從香港啟德機場飛往共軍控制的地區，在香港及海外辦事處的員工也發表聲明投共，並陸續回到「匪區」復員。老蔣擔心統治香港的英國政府承認新中國後，會將兩航香港還剩下的數十架飛機還給中國，讓共軍渡台更方便，只好緊急將飛機產權移轉給陳納德主持的民航，成為美國人的資產，再根據這個理由請民航出面打國際爭產官司，要求扣押這些飛機。

    雖然老蔣已是「賤賣」兩航，但民航營運狀況本來就不佳，陳納德的個人財力也不足，買下兩航後，本來寄望官司勝訴後，收回的飛機可以營運或販售，不料這些飛機滯留香港啟德機場多年，缺乏保養維修，收回時已鏽蝕不堪使用，只能拆換零件與當廢鐵來賣，因此民航的資金周轉始終難以脫困。幸好美國中情局入股，把空援印尼反蘇卡諾叛軍、西藏反中國叛軍，以及對中國的滲透等官方不便出面的「特別任務」，全都給了民航，這家公司才得以存在。可惜後來中情局又將位在台南機場的維修部獨立為亞航，把特種任務部份獨立為美航，所以民航在發生空難時，營運又日漸困窘。

    一九六四年六月，第十一屆亞洲影展在台北舉行，各國的知名影星，尤其是遠道由好萊塢而來的威廉荷頓，以及馬來西亞的華僑富商陸運濤夫婦都來台赴會。六月十八日晚上影展結束後，十九日起與會貴賓赴島內各地觀光。陸運濤夫婦對老蔣從北京故宮搶運來台的文物很有興趣，當時台北近郊士林的故宮博物院尚未完工，陸運濤夫婦就希望專程到台中縣霧峰鄉吉峰村倉庫，參觀這批文物。

    二十日上午，陸運濤夫婦由台製廠廠長龍芳、國泰電影總經理夏維堂、省新聞處長吳紹璲及行政院新聞局聯絡室主任廳耀奎陪同，搭乘民航Ｂ九○八號環島班機前往台中。出發前他還在圓山大飯店訂下麒麟廳及金龍廳，預備當晚回台北後，宴請包括行政院長嚴家淦在內的六百多位貴賓。威廉荷頓原定二十日返美，因而十九日已去過了台中，躲過這場大劫。

    當時民航班機就像縱貫線的對號火車一樣，早上由台北起飛，在台中降落後再飛台南，然後再跨海飛澎湖馬公；這時飛行員及空服員們下機休息，下午兩點鐘再起飛循原路飛回台北。當天的正駕駛是空官二十四期的林宏基，副駕駛是空官十期的龔慕韓。十七時三十五分自台中水湳機場起飛後，另一架空軍救護中隊的直升機正在附近執勤，發現這架Ｃ四六起爬升一千多呎時，就突然轉向往南飛，接著又往西飛，又猛然轉向北飛，最後就在直升機飛行員目視下，於神岡鄉三村里稻田內墜地爆炸。直升機飛行員馬上轉往失事現場降落，現場唯一存活人士，是一名地面被飛機爆炸破片擊傷的小男孩，其他則沒有任何生命跡象。

    神岡空難發生後，立刻震驚海內外，一來這是台灣首次民航機空難，五十七名乘客（含二十名外籍）與機組員全部罹難，尤其陸運濤夫婦的猝逝，造成台港兩地電影界極大震撼，年底的金馬獎也因此停辦。二來失事現場管制不嚴，附近民眾蜂擁而來撿拾罹難者財物，而機上又有許多美軍顧問團與中情局人員，美國大使館擔心機密文件或物品外流，派出駐台空軍武官趕赴現場勘查。結果他在現場殘骸中，發現了一本很厚的二戰時期美國海軍《雷達識別訓練手冊》，而書的中間挖空成一把手槍的形狀。

    美軍武官發現這本書後，中央社與《聯合報》等報社記者，立刻上前拍照存證，現場的治安人員制止不及，只將書收走。接著在駕駛艙附近的殘骸中，又發現了一把編號一八六六一一二的四五口徑手槍，而飛行員林宏基的屍體從殘骸中被挖出時，右頰有個小洞，左半邊的臉則被炸掉一半，顯見是在近距離遭槍擊。另外駕駛艙內也發現一件撕爛的卡其布上衣，上面有著海軍中尉的肩章，根據衣服撕裂的情形判斷，應是劇烈扭打時被撕爛的。當飛機左發動機被吊起來之後，又發現另一把編號一六九八九二二的四五口徑手槍，同時也發現了另一本中間也被挖空成手槍形狀的雷達手冊。兩本手冊都有澎湖海軍第二造船廠圖書館的借書卡，借書卡可看出借書人是「曾晹」，借書日期是在一星期前。

    另一方面，在澎湖的民航公司女售票員指證，空軍每天下午有一班飛機自馬公直飛台北，軍人及榮民都可申請免費搭乘，但三十八歲的湖南籍海軍中尉曾晹，與四十八歲的海軍退役軍官王正義，捨棄免費直飛的班機，偏要購買經台南、台中再飛台北的班機機票。而民航公司在馬公機場的地勤人員也指出，曾晹及王正義兩人下午一點半鐘，與其餘二十六名旅客依序登機，手裡都拿著一本厚重的英文書籍。但當時機場裡並沒有金屬偵測器，軍官登機前也未搜身，這些證據都明白顯示，兩人選定陸運濤所坐的班機，是想劫機萬一失敗時，還可以挾持他來作人質。但空軍出身的兩位飛行員，寧死也不肯飛往匪區，最後暴徒選擇全機同歸於盡。

    儘管劫機事證如此明確，媒體與民航公司雖不敢直說是「劫機」，可是那張被挖空成手槍形狀的雷達手冊相片，以及飛行員頭部遭槍擊的報導見報後，全國人民都已心知肚明。六月二十七日民航公司董事長王文山，在立法院交通委員會答覆質詢時，還亮出這張藏置手槍的書本照片，交由委員們傳閱，中央社記者陳侃聲也拍攝了下來。但老蔣為了面子，硬是要民航局睜眼說瞎話，駁斥有任何劫機可能，而將失事責任推到民航公司身上，就連依法召開的失事審查委員會審議結果也說：「該機左操縱線有嚴重磨損痕跡及左螺旋槳轉數超速現象，顯見維護有欠週到，駕駛員亦有措置不當之跡象。」民航空運公司裡的美籍員工聞訊後非常氣憤，因為這樣不但保險不理賠，公司還要倒貼賠償罹難者，所以上書美國國務卿魯斯克，希望美國政府能出面解決。

    但劫機事件老蔣已在台灣定了調，美國國務院為了情治單位對中國的特種任務，還需要老蔣的配合，竟反過來勸民航公司以大局為重，別再提劫機的事了。據空官十八期曾在民航公司任職張崇斌回憶，陳納德將軍夫人陳香梅女士，也出面拜託美籍職員閉嘴，因為公司的營運還需要老蔣支持，連大股東中情局自己都不吭聲，民航公司只好將這個黑鍋揹起來，導致日後黯然離開台灣航空市場。

    在這次劫機造成的空難裡，監察院交通委員會郝遇林、馬慶瑞兩位委員也趕來湊熱鬧，提糾正案「為民航空運公司客機，因維護欠週，駕駛員措施不當，失事墜毀，造成全機五十七人罹難之嚴重慘劇，交通行政當局對該公司平時姑息，疏於監督，致肇禍端，民航法令疏漏陳舊，不能與時代併進隨時增修，易生危險，亟應改善，特依法提案糾正。」

    不過話說回來，民航公司的飛安紀錄也甚差，創業時的機師都是戰後滯留中國的美軍飛行員，技術一流，但紀律與日後國軍飛行員組成的華航類似，把民航機當戰鬥機開。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六日，民航公司唯一的那架波音七二七型噴射客機「超級翠華」號，從香港飛抵松山機場降落前，在台北縣林口山區墜毀，造成二十一人罹難，調查結果當時竟是美籍機長的朋友在駕駛 (雖然這位朋友也是飛行員)。林口空難為民航公司敲了喪鐘，原本代表台灣的國家航空公司地位，被國軍新組成的華航取代。一九七五年越戰結束後，大老闆中情局決議解散民航公司，民航公司就此走入歷史。

    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下午五時十五分，華航從高雄飛往香港的七三七班機在降落前，距啟德機場約六浬的二萬呎上空時，客機上的機械士施明振，以剪刀威脅正駕駛高志賢與副駕駛龔仲康，將飛機駛往廣州白雲機場，正副駕駛不從，施明振就在駕駛艙內揮動剪刀，向正副駕駛襲擊，正駕駛左額受傷，副駕駛胸部及腳部受傷。但正副駕駛受傷後，仍奮勇搏鬥，使暴徒未能得逞，而由機上的便衣警衛鄭良將其擊斃。客機降落啟德機場後，另有兩人遭香港警方逮捕，但警方拒絕透露他們的身分及逮捕原因。正副駕駛則被迅速送往香港伊麗莎白醫院急救，檢查後並無大礙。

    這是台灣媒體有史以來，在媒體上首次報導的民航機劫機事件。然而卻是因為劫機地點在兩蔣勢力範圍所不及的香港，當地媒體事發當時就報導是劫機了，但台灣的情治機關與華航高層，管你香港怎麼報導，他們起初只比照十四年前神岡空難，還想在台灣關起門來搞愚民政策。一開始竟然說是：「機械士施明振與機長高志賢發生衝突，繼而互毆，隨後副駕駛龔仲康也加入鬥毆，正副駕駛都受了傷，施明振因傷重送醫不治死亡。」

    把劫機淡化成互毆，情治機關與華航高層天真的以為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但問題是「互毆致死」這種荒謬的說法，卻惹來更大的麻煩，因為他們無意間觸及了台灣內部最敏感的族群問題。空軍退役高官把持的華航，就跟兩蔣政府裡的組成一樣，裡面拿高薪的管理階層與飛行員，都是空軍退役，甚至客艙裡的空服員，反正白領階級幾乎都是外省籍；僅有少數機械士等「黑手」，才會讓本省人擔任。

    像這艘出事的客機裡，五十八歲的機長高志賢是河南洛陽人（空官十五期），四十九歲的副駕駛龔仲康是江蘇崇明人（空官三十五期），開槍的三十八歲便衣警衛鄭良是山東樂陵人，身高一七八公分，體重七十公斤，在嘉義讀高中時得過拳擊冠軍，服役時擔任總統府侍衛，退役後任職四四兵工廠，一九六九年進入華航擔任空勤，這三人都是外省籍。

    至於被擊斃的三十四歲機械士施振明是台灣彰化人，在七個兄弟姐妹裡排行老四，家住在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一棟四層公寓的三樓，台北工專機械科畢業，一九七四年與楊垂映結婚，兒子三歲，女兒一歲多。原本在台電工作，因成績優良派往新加坡研究發電工程，一九七七年七月才轉任華航儲備飛航機械士。

    劫機行為在一九七○年代起，因為巴勒斯坦游擊隊與日本赤軍旅的多次犯案，各國都針對這一行為制定專法、並科以重刑。然而眷戀權位的情治與華航高層，當劫機消息在香港曝光時，還想用「互毆」來淡化劫機。但這些外省權貴顯然是長期執政後，大腦逐漸退化，說謊的結果變成了前門拒小狗，後門進群狼，坊間就以華航這個「互毆」版本來發展謠言。什麼駕駛艙裡一個外省人與一個本省人打架，另一個外省人也來幫忙圍毆本省人，本省人拿了一把剪刀自衛，外省人機長就叫客艙裡的外省人警衛進來，開槍殺了本省人。沒過多久，這種三個外省人打死了一個本省人的故事，就在坊間迅速流傳開來，成了二二八事件以後最勁爆的族群衝突。

    戒嚴時代法官判案的自由心證，經常強調「案重初供」，但警方或那些什麼調查局警總之類的情治機關，往往抓了人就先好好「招待」一下，所以在實務經驗裡，「初供」往往是屈打成招的冤案源頭，大家對法庭裡「初供」的公信力也消失殆盡。但是對媒體又不同了。像民航公司的神岡空難，一開始媒體把挖空成手槍形狀的原文書照片、駕駛員屍體的頭上有槍傷等劫機證據，報導得非常詳盡。偏偏上面政策一轉，要對「劫機」的說法消毒，戒嚴時代的媒體與民航公司一樣，也都是兩蔣政權所豢養的，要靠皇恩浩蕩才有生意可做，當然也樂於配合，於是方向一轉，駕駛員身上沒火藥反應了，手槍無擊發現象了，大家煞有其事的抨擊民航公司與駕駛員，前幾天報導的內容，好像從來不曾出現過。

    有了這種經驗，台灣老百姓也學乖了，對媒體報導劫機案就是要「案重初供」，只要看他們一開始報導什麼，真相就大概是什麼。不然等情治單位一開始「關心」，對案情指導了「播報方向」後，接下來就只剩下口號與謊言了。

    不過這次華航在香港的劫機案，就完全不適用對媒體「案重初供」的經驗法則了。因為一開始「只是互毆」的官方說法，捅穿了台灣更麻煩的族群問題，即使後來情治機關不敢再遮掩劫機的事實，放手讓媒體自由報導。但無論再怎麼修改，一開始說了謊，後來想彌補也就難了。

    從一開始的「互毆」事件，直到被情治機關定調為「劫機」後，媒體趕緊訪談其他先返台的機員與前排乘客，以及在香港醫院養傷的正副駕駛，不但巨細靡遺的報導劫機過程，正副駕駛與警衛，也從口角打架、持槍殺人的疑犯，變成了臨危不亂、忠黨愛國的反劫機英雄。

    為了證明死者施明振是劫機暴徒，華航董事長司徒福還親自出面召開記者會，把施明振犯案前向國泰人壽投保的一百萬元三個月期意外險，還有本來想投保人壽險及旅行險，卻因血壓太高與空勤是高危險工作，沒被保險公司接受，當作「預謀劫機」的準備動作。另外還公佈一張施明振被格斃後，香港警方從他身上搜出用英文草擬的計劃書影本，這張長約十五公分、寬約十公分的紙上顯示，預定劫機的目的地一是汕頭，二是廣州，並註記其他飛航資料。

    但華航老董親自召開的記者會，外加媒體舖天蓋地的報導這是「劫機」，仍無法斷絕民間言之鑿鑿的傳言，就是有人要選擇相信這是「互毆」。立委鄭水枝在立法院交通委員會質詢時說，外傳這次劫機不是政治因素，而是華航高層對不同省籍的員工，有不公平的待遇，造成本省籍的機務士情緒不好，與駕駛發生了衝突，因而他促請政府澈底查明劫機事件的真象，公諸於世。也有人質疑既然劫機者只有一人，武器又只有剪刀，警衛有槍，其他男性空服員為何不一起制服暴徒，卻由警衛一槍畢命，現在死無對證，莫非另有隱情？

    島內謠言滿天，外國媒體在報導本案時，也是說法不一。《路透社》十二日自香港報導：「施明振在空中攻擊其同僚的動機為何，今天疑雲加重。香港警方原說這次事件是劫機企圖，但現在卻說，他們對施明振的動機『未有定見』。警方雖證實他們在施明振身上，發現一張寫有降落計劃的小卡片，但又說『它不是週詳的劫機計劃』。警方強調施明振是機務士，身上帶著這種卡片可能很正常。」同一天《美聯社》自香港報導則說：「香港警方似乎不完全相信施明振企圖劫機的說法。」香港本地報紙《南華早報》則說：「在施明振身上發現的所謂劫機計劃，可能只是自繪的飛行圖。」顯然外國媒體也都認為這次事件並非單純的劫機。

    為了證明施明振真的是劫機，國民黨的《中央社》十九日報導「施明振在新加坡期間已被中共收買，同時中共對於騎劫華航失敗曾進行內部檢討。中共因香港左派對該事件之宣傳處理不當，已召回一名在港負責統戰的爪牙參加該項檢討。在檢討中還透露，施明振這類人沒有什麼政治意識，有錢有利即可輕易拉攏。」

    另外在三月二十五日華航公佈的＜空中反劫機經過調查報告＞裡則說：「施明振在華航服務一年餘，調服空勤僅兩個月，各單位對他的考評大致相同，認為他『個性內向，不太合群、心胸狹窄、幻想多疑、不明事理、自卑偏激』。且早就收聽匪偽廣播，劫機已有預謀。」

    華航的報告讓人很不解，為何公司要讓一個「個性內向，不太合群、心胸狹窄、幻想多疑、不明事理、自卑偏激」的機械士擔任空勤？不過華航當時內部的省籍問題，與兩蔣政府裡的問題可說是一模一樣，劫機事件的追查，也就只能跟著最高當局的決策而不斷修正。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六日，這架編號Ｂ一八七○的七三七客機，在澎湖馬公機場重落地拉起重飛後墜海，機上十三人全部死亡。八年前的這齣劫機鬧劇，就在人死機毀後，消失在大家的記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