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代後期，經濟學家寇斯接受美國政府委託，研究有關廣播公司發送訊號波段如何開放的問題，通常廣播公司向政府申請波段時，一個波段只能「分配」給一家廣播公司，否則兩家同用一個波段，會彼此干擾。但是，發射不同波段的訊號要花不同的成本。因此，一個好的波段分配給地區性較小的公司，則不能德澤廣被，若是分配給大的廣播公司，則能將訊號發射到幅員遼闊的區域，嘉惠聽眾。

　　經過長時間思索，寇斯悟出了一個道理，如果任何事情沒有透過爭執、溝通、議價、協商等行為，縱使如何分配波段都無所謂，因為最好的波段最後一定會落入最需要的公司手裏，因為他們會透過協商，將擁有最好波段公司的使用權買過來。

　　寇斯將此觀點寫成論文發表，當時美國的經濟學界都反對他的論點，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者覺得寇斯是不錯的經濟學家，怎麼會有此怪想法，特別為他舉辦一場會談。論戰開始時雙方是一比廿，寇斯獨戰群倫，最後他憑藉著獨到的見解及毅力，反敗為勝，獲得全數人的認同，成就了歷史上有名的「寇斯定理」。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id=1306040217729

飛越黑板經濟學 「市場失靈」的真義—市場失靈迷思之一


◎吳惠林
供需線的交點即社會福利最高點

學過基本經濟學的人應該都知道，需求線的推導沒多大問題，但供給線就必須假設「完全競爭市場」才可以漂亮地導出，可是完全合乎該市場所要求的條件之市場，「凡間」是不可能找到的。那麼，換句話說，供給線就是純理論的象牙塔裏之產物了，由此一端即可得知經濟學裏的常用供需圖只是分析工具而已，是屬於理念性的東西，實際社會是找不到的。如果再將真實人生裏的消費者也很難都停留在需求線之上，就更可得知「社會福利最大點」，或一般通用的供需圖均衡點只是寇斯（R.H. Coase，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所一再稱呼的「黑板經濟學」，亦即，這些只能在黑板上演練，充其量只提供概念性解析、訓練學習者的邏輯推理能力，不能夠全盤搬到現實世界來直接引用的。
「市場失靈」是人間常態

這個淺顯的道理大多數人都懂，但人卻往往不知不覺地違背，尤其最糟糕的是通常忘記「市場」是無數活生生、會思考的「行為人」活動之場所，不可能如機器般地任意擺弄、停格。光由這個顯而易見的特色，就很清楚地得知大家愛說的「市場失靈」根本就是人生常態，可說無時無刻都存在的，根本不能藉由這個名詞來指稱市場機能功效差，而由之導出政府可以靈巧地算出失靈程度並予以彌補，更是無稽的「天方夜譚」了！◇

飛越黑板經濟學 從此民眾更健康？—「市場失靈」迷思之二


◎吳惠林
台灣在1999年8月3日正式實施公布已達半年之久的〈健康食品管理法〉。據衛生署官員表示，凡是產品有「調節免疫力」、「改善骨質疏鬆症」、「調節血脂」、「調整腸胃」，以及「保健牙齒」等功效的產品，必須向衛生署申請健康食品許可證，否則可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而且，買到「不合法」的健康食品，可要求業者退錢。

甫一實施，官民鬥法即出現，可預見的是，消費者和業者的糾紛必定層出不窮，衛生署、公平會等政府機關會更忙碌，有關的民代和學者也將更活躍。只是，我們更需注意根本的課題：民眾從此真的能夠更健康嗎？
資訊不對稱是人間常態

很明顯地，這是典型的欲以「政府干預」方式達到理想目標，理由何在？「資訊不對稱」是最標準答案，指的當然是生產者或業者擁有較充分資訊，但消費者幾乎全然無知，於是前者往往以「誇大」、甚至「欺騙」手段欺負消費者。居於弱勢的消費者像是待宰羔羊，只有束手就宰的份，由近幾年時常發生的「個案」，經由媒體批露之後的確讓我們融入這種氣氛當中。所以，由「為人民謀福祉」的政府出面，將資訊不對稱「校正」，消費者也就不至於受到傷害，而居心不良的生產者和銷售者也受到制裁。

這種聽起來非常有道理的做法，也是經濟學裡標準的「校正市場失靈」方式之一，庇古（A.C.Pigou）在其1920年的名著《福利經濟學》裡早就提了出來。這種資訊不對稱，用白話來說就是某一方「無知」、「無能」，在庇古書中，有三個有名的例子，一是工人無法適當評估其工作環境的傷害率和危險性，因而往往未能得到足夠的報酬；二是個人沒有能力選擇醫生、律師、藥劑師等等；三是個人沒有能力選擇銀行和保險公司。因此，必須由政府出面來訂定勞動基準法、建立職業證照以求得最低能力水準保障，以及嚴格管制銀行和保險公司之設立。

人為強制力難以彌補資訊不對稱
就1920年代這三類資訊不對稱事例言，在科技日新月異的二十世紀末，真可說是不勝枚舉，或者可以說「專門性、技術性程度愈高」者就會被列在內，特別是「對人體會造成傷害」的更會在行列中。準此，有可能以「人為強制」力量來抹平資訊不對稱、彌補個人的無知黑洞嗎？

不可否認的，利用法令遏止、懲罰來促進人體健康，這種理想相信沒人反對，但如果反而走入「愛之適足以害之」，或「到地獄之路往往是好意所舖成的」適得其反不幸局面，就值得人們作進一層的省思。其中的關鍵因素是：政府及其所信賴的一小群專家，也都是「凡人」，他們不可能具備洞察一切新舊產品對人體是好是壞的「超高」能力，除了物品的組合千奇百怪外，任何一個人都有其「主觀」價值判斷和感覺，而且每個人的體質也都不同，實在難以標準化，即使只限於「最低標準」，也是不可得。
寧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個

最最棘手的是，負管制責任的官員，為了免於「萬一」通過一項不良品所引發的後果，寧可「錯殺一百也不可放過一個」的心態是可理解的。如此，好東西的出現速度必定減緩，但地下不良品（往往以廉價面目出現）卻源源而出，那麼，人民的健康不是會「不進反退」嗎？根本之道還在引導人心，讓每個人都由衷放掉「害人之心」！◇

飛越黑板經濟學弔詭的「獨占」──「市場失靈」迷思之三
◎吳惠林



1999年7月29日和30日，台灣民眾經歷一場「大停電」夢魘，不幸的是正值盛暑，熱醒了無數人的好夢，一時之間各個公園竟然「睏客盈庭」。不過，在全台一片黑暗中，中部靠海一角卻顯露光明，那是位於雲林麥寮的台塑六輕廠。這幅景象所反應的對比是：依賴台電的台灣廣大民眾飽受折磨，自行「汽電共生」的民間企業得以倖免。這個事件的重大啟示之一是：將雞蛋全部置於一個大籃裡，尤其是公家做的籃子，實在十分不可靠。

當然，我們可以引伸至：一旦依賴「絕對大比例」的核電，人民生活的風險恐怕會提高。另一個意涵則是：將電力開放，允許民間參與經營，是一條正確的大道。所以，這一場大停電，應能讓台灣民眾增加對「電業自由化」政策的支持，進一步還能形成逼迫加快腳步的輿論。而此一端也突顯出，「獨占」不但會降低效率，更對民眾福祉不利。
獨占遠離社會福利最大點

在典型的經濟學教本裡，都將獨占廠商列為一項分析重點，經由簡單的圖形，即可容易得知獨占的後果是「價格偏高，數量偏低」，獨占力愈大愈嚴重。如此，獨占市場的均衡點就遠離「社會福利最大點」，當然是人類所要避免的現象。這樣子的後果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市場失靈」，不過，以往的教本裡所強調的是「自然獨占」。

顧名思義，自然獨占就是「很自然地」就居於獨占地位，最典型的說法是「規模甚大、固定成本非常高」，程度達到現實生產點都還處於平均成本遞減階段，因而產量再提昇，平均成本卻下跌。如此一來，若放任讓「市場機能」自由運作，「只此一家、別無分號」就是最佳寫照，此時的最大利潤產量乃遠離社會福利最大點。為了促進人民福利，校正這類的市場失靈，「政府出馬」就是標準答案，可用的標準方法為「政府經營」和「民間經營、政府定價」。
政府操縱的人為獨占才是問題所在

無論哪一種方式，都是想藉政府這隻「有形之手」，把生產點搬到社會福利最大點，起碼也要靠近它，於是「邊際成本定價」和「平均成本定價」就被作為政策。這樣的理念利用黑板將圖一畫，非常容易讓人懂。可是，很遺憾的是，「黑板經濟學」搬到實際人生來應用就走調了，因為人是活生生的，其經營成本根本不能作「客觀」的評估，在政府管制下，要嘛效率差（公營的極自然狀況，而反面看就是成本增加），要嘛高報成本（民營而政府管價）或官商勾結形成「尋租」行為。不論是哪種狀況，都可能更為遠離社會福利最大點。如果放任市場自由運作，由「民間自然獨占」，表面上不可能有競爭者，但若利潤豐厚，令人眼紅，怎可能沒有想盡辦法來取代其獨佔地位的「潛在競爭者」呢？為了防止別人的覬覦，自然獨占者會追求有效率經營，但價格不會訂在獨占利潤最高水準上。換句話說，比獨占點「價低量多」是其經營方式，有可能更接近社會福利最大點。就因為這個道理，自然獨占市場失靈理論在教科書裡乃逐漸引退。
自然獨占難以長存

不過，台電的公營且獨占，其理論根據卻可能是自然獨占市場失靈論。除了上述理論分析已將之粉碎之外，由這次的大停電，台塑六輕能自行供電，更赤裸裸否定有「自然獨占」這回事了。如此，我們或可下結論說：所有的獨占應該都是法令賦予的「人為獨占」，其必須打破也再明顯不過了！◇

飛越黑板經濟學國防非得國家提供不可嗎？「共用財」的迷惑
—市場失靈迷思之四



◎吳惠林

1999年7、8月時分，當時的李登輝總統對外國媒體提出「兩國論」，而「兩國論」一出鞘，國防部立即成為媒體焦點，國防部長也頓成頭版焦點人物。雖然展示了不少精良武器，我們也聽到了國防部有充分準備的保證，但在一連串飛安事故下，不知台灣民眾對「國防安全」是否拋出頗高懷疑的眼神？

由高層次的觀點思考，我們實在應嚴肅思索為何人類相互間會如此不斷相殘？若能和平相處，何需創造發明殺傷力愈來愈強的各類武器？而所謂的「國防」、「治安」也當然消失無形了。撇開這個根本性的關鍵難題不談，落到現實的醜陋人間來看，國防已是各國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而且耗費龐大，在政府預算中占了很大比例。這種現實也明白告訴我們：國防是掌控在政府手中？這個已是習以為常、天經地義的觀點，真有其必然性嗎？我們由一則軼事談起。
國軍不保護台獨？

一度曾是台灣軍事強人的郝柏村先生，在擔任行政院長期間，台灣民眾最常看到的畫面是他和民進黨立法委員們爭執場面，尤其對於「統獨」這個敏感性極高的國家定位問題，雙方簡直是水火不容、劍拔弩張。在立法院質詢場合，郝先生曾經音調高亢地說：「國軍是不保護台獨的。」他的意思是：一旦對岸共軍來犯，國軍奮勇殺敵之餘，是會眼睜睜地放任共軍將主張台獨者殺害的。這樣的邏輯當然是石頭落井「不通！」不說主張台獨的人不會綁上台獨標緻在身上作辨識，即使能辨識，若國軍不會讓共軍侵入台灣，使台灣免受砲火洗禮，生活在寶島台灣的所有生物不是都可平安無恙嗎？那麼，包括台獨分子在內的全部住民，不也都受到保護了嗎？原因何在？關鍵就在「國防」這種物品所具有的「特性」，一旦它出現，而且作得好，其所涵蓋範圍內的民眾，都能得到安全保障，不論是否曾經支付國防經費者，一概都可享受到該物品的好處。這樣子的特性，換個說詞就是既有「共享」又有「不能排他」的性質，在標準經濟學課本裡稱擁有此特質的物品為「共用財」（一般的用詞是公共財，英文叫public goods，但這些用詞都很不恰當，這留待下文再談）。
坐享其成，搭便車

由於具有這種特性，追求「自利」的理性個人，不是都會期盼別人生產、提供，自己則靜靜等待「坐享其成」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依此道理，若放任自由市場去運作，除非是社會上充塞著心懷公益的大善人，否則具這種特質的物品不是不可能面世的嗎？即使可以出現，其數量也是「嚴重不足」的，那麼，這不就有礙人民福祉的提升了嗎？市場不是就嚴重失靈了嗎？為了讓這些好東西得以面世來造福群眾，而且又可抑制「搭便車」（free rider）行徑，由代表全民的政府來負責提供不就可以彌補這種市場失靈狀態了嗎？這麼完美的分析有什麼不妥的呢？
真有共享和不可排他物品嗎？

首先，人世間真有既具「共享」又「不能排他」的物品嗎？國防和治安似乎極接近，但還是能以驅逐出境及趕離保護範圍來「排他」的，連這兩種物品都難符合了，遑論其他！在經濟歷史上，這個課題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燈塔」。一旦燈塔被建造起來，任何進港的船隻都能受惠，燈塔主人不可能排除任何船隻享受燈光之福。除非懷抱服務人群理念者，否則不會花錢建造來「免費」分享大眾，這裡已點出了一個重點：「免費」！若能夠收費，問題也就不存在了。關於收費困難及共用財的其他問題，也請見下文。◇

飛越黑板經濟學「公共財」名詞的迷思—市場失靈迷思之五


◎吳惠林
當台灣高鐵公司在資金籌措遭遇困境、興起不如放棄的動作表示之際，當時的交通部長林豐正曾明言，一旦台灣高鐵果真棄守，政府將扛起興建高鐵的任務，原因是：高鐵是社會公益。部長的意思應是高鐵裨益全民，能被全民共享，由政府來做天經地義。姑且不提既然如此，為何不從一開始就由政府來興建高鐵，而要花下如此多的寶貴人力、物力來從事BOT這麼一件相互矛盾之事，就只針對高鐵是社會公益這個觀念來談，也恐怕都很有商榷餘地。
社會公益，大家共享

何謂社會公益？顧名思義「對公眾有益」之謂，雖說要予以明確、嚴格定義並不容易，但「大家共享」的特質應該具備，如果再加上「無法排他」就更完整。兼具這兩種特質的物品往往被通稱為「公共財」，標準的中文經濟學教本裡幾乎都如此處理，可是公共財的稱呼很容易被當成「公家財物」，亦即公家所提供的物品，而公家也就是政府。不過，實際社會裡政府所提供的諸多物品中，符合上述兩種特質者有多少？而符合這些特質的物品是否需要政府提供呢？經濟學課本裡對於後一問題的標準答案是「肯定的」，這也提供政客們在各項選舉場合大開建設支票的「有力理論基礎」，因而絕對是很夠份量的問題，說實在的，也是一個非常棘手的課題。

我們在上文已就燈塔這個有名的經濟歷史實例做過簡單提示，也對國防這項經濟學教科書裡的典例做了反思，都得到：兼具近似上述兩種特性的物品，由政府來提供不一定合適的結論。其實，知識和電視節目也都是具這兩樣特質的顯例，但很明顯的，民間製作的電視節目及出版品，都比政府提供的好看、受民眾歡迎，也當然對人民的福祉較有貢獻了。所以說，兼具這兩種特性的物品必須由政府提供，否則量會不足、甚至不會出現，一定是言過其實的，因而目前將此種物品以「公共財」稱呼，其易被立即認定為必須由政府供應，著實是個很不適當的用詞，換以「共用財」稱之雖也不是很恰當，但應較公共財來得名符其實。當前台灣社會到處充斥政府（公家）供應的物品，其中合乎「共享」又「不能排他」特性者，可以說少之又少，而將公共財正名之後，是否會有所改善？
公共財是不恰當名詞

「公共財」是由「Public Goods」直譯過來，是1970年第二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遜（P.A. Samuelson）在1953年以精湛文章提出來的。張五常教授明指其錯誤，他用薩繆爾遜的原話解釋說：「在燈塔的例子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燈塔的經營者不能向得益的船隻收取費用，這使燈塔宜於被作為一種Public Goods（張教授指出此名詞誤導讀者，因為此時所指的並非共用財特徵）；但就算是燈塔的經營者以雷達偵察的方法，成功地向每一船隻收費，為社會利益計，要像私人物品（張教授又指此時用Private Goods一詞，再加誤導）那樣地以市價收費並不一定是理想的。為什麼呢？因為對社會而言，向多一條船隻服務的額外費用是等於零（張教授指出這才是共用財的特徵，跟難收費是兩件事。他又說薩繆爾遜是Public Goods的創始人，但在這段文字中把這個詞用得太早了，以致誤導，他也推測中文譯為公共財，很可能是因為這段文字引錯了的。）……。」
「邊際成本為零」是共用財特質

這一段文字明確地顯示，共用財的真正特色應是其使用的「邊際成本為零」，並不是收費困難，但由此特色推得需由政府供應讓民眾「免費」使用，卻無疑是頗值得商榷的！◇

飛越黑板經濟學「治安」應由政府擔當不可嗎？—市場失靈迷思之六


◎吳惠林
近幾年來「治安敗壞」一直是國人頭痛課題，也是各項選舉時候選人信誓旦旦要改善的重要政見。由此一端已可清楚得知，與治安緊密不分的「警察」業務由公家提供，是所有民眾的共識，而公家也者「政府」是也！

記得在電視上看過一部有趣的好萊塢電影「我的子彈會轉彎」，故事情節雖然有點荒誕不經，但主角所從事的職務卻令人印象深刻，就是擔任「社區治安」工作，可是並不屬於政府部門，而是私人出資籌組的民間「治安團隊」。其經費來源是社區民眾繳交的，與民眾訂有契約，一旦治安狀況得不到民眾的認同，就會受到解約或不續約命運，而由其他民間團體接手。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警察部門也存在，但其角色在於監督和提供必要協助而已。
治安工作並非警察專屬

其實，電影的情節在台灣社會也有類似狀況，社區警衛、保全公司都是很好的例子，只不過這些民間組織沒有公權力，也沒有足夠武器配備。換句話說，由政府提供、負責的「警察治安」事務，仍是不可或缺，只是其中的某些業務已經可以委由民間來辦理而已。為何治安需由政府提供，其道理與國防相同，該種物品是「共享」且「無法排他」，一旦做得好，不管是否支付了費用，任何在治安範圍內的民眾都能享受。為了免於該物品「數量不足」、甚至於「不會出現」，乃由大家一起出資、由代表人民的政府來提供，這就是典型的「共用財」市場失靈經濟理論。

為何任由市場機能運作，此種物品必定會提供不足，「收費困難」、由而血本無歸，於是私人不肯提供是最重要因素，經濟學上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燈塔」。 早在1848年，米爾（J.S. Mill）就指出由於收費困難，燈塔的建造及維修需由政府為之。到1883年西格畏克（H. Sidgwick）推廣說「在好幾種情況下，以市場收費來鼓勵服務供應的觀點是大錯特錯的。……某些對社會有益的服務，供應者是無法向那些需要服務而又願意付費者收費。例如燈塔。」到1938年，庇古（A.C. Pigou）認為既然在技術上難以向船隻收費，若燈塔是私營的，私人收益在邊際上就會低於燈塔對社會貢獻的利益，於是政府建燈塔是必須的。
收費困難是一關鍵

華裔國際著名產權經濟學者張五常評論說，上述這些學者並不反對提供服務者向使用者收費，他們認同收費符合經濟原則，且市價是重要的供應指標，但因燈塔收費困難，致私人興趣缺缺，為免社會福利受損，政府以干預手段來提供，俾彌補市場失靈乃有必要。

到1964年，薩繆爾遜（P.A. Samuelson）進一步認為，燈塔就算容易收費，但因其多服務一條船的費用毫無增加，亦即「邊際成本為零」，收費將嚇阻使用者，由而社會福利即減損。所以，為社會福利著想，燈塔不應收費，如此一來，私人當然更興趣缺缺，於是類似燈塔的「共用財」，應由政府免費提供。
免費午餐要不得

張五常對這種主張的好心腸經濟學者批評說，對那些願意付費但仍設法逃避者，這些學者竟要政府為他們免費且增加服務，那麼，對那些在飯店白吃而不付帳的人，這些學者是否要政府為他們大擺宴席呢？如此的免費午餐能吃多久？而寇斯（R.H. Coase）1974年發表的〈經濟學上的燈塔〉就回答了張五常的這個疑問，亦即，收歸公營後燈塔反而減少了。（關於「公共財」和public goods用詞不妥之迷思，請參見張五常1984年3月6日發表的大作〈燈塔的故事〉最後第二節。）◇

飛越黑板經濟學「外部性」不應是政府干預的藉口──市場失靈迷思之七


◎吳惠林
時序進入九月底，各級學校都已先後開學，1999年度「學雜費」的繳交普遍成為爭議點，無論那一級學校都難以避免。為何會有此一爭議出現，肇因似乎是精省和教育自由化政策。不論是那種原因，都是政府對學校經費的補助已然縮水，尤其是大學這種高等教育。平實來說，這種趨勢是正確的，而其所觸及的就是一個根本性課題，此即，教育應不應該由政府來主導，甚至於完全由政府負責？
教育應由政府主導嗎？

在經濟分析裡，這個課題的切入點就是如今為人熟知的「外部性」（externality）。自從1920年庇古（A.C. Pigou）那本《福利經濟學》揭櫫「社會成本」和「外部成本」以來，外部性課題就如影隨形縈繞人間，而且標準答案就是，外部性的存在就是「市場失靈」的表示，進而就必須由政府出面動用干預手段。據寇斯（R.H. Coase）的研究，外部性這個名詞是薩繆爾遜（P.A. Samuelson）在1950年代提出的，而杭恩（Frank Hahn）在1981年再明確定義外部性為「一行為者的行為對他人福利所造成的影響」，他並且說，自馬夏爾（A. Marshall）與庇古以來，一般都同意，一有外部性，政府就有正當理由介入市場經濟活動。這樣子的分析，無疑就是當代經濟理論的主流，寇斯特別提醒我們注意，他說當代經濟學家所謂的政府介入，通常指的是課稅或者直接管制廠商或個人活動，而課稅則較常被提及。

對於此種幾乎已被大家欣然接受而理所當然的理論，寇斯卻指出其嚴重缺陷，因為它未能告訴我們那些因素決定政府介入經濟活動是否有益，以及應該介入哪些活動，而且該理論也未考慮是否有其他可能的做法。所以，經濟學家就時常由該理論得出不適當的經濟政策建議。寇斯特別強調，外部性的出現，並不表示政府就有正當理由介入經濟活動，亦即，並不表示政府就理所當然地可用租稅或直接管制等方法，政府其實可以採用放棄過去所採行的政策，或設法使市場運作得更為順暢，或者根本不必採取任何行動。
使用者不一定需要付費

寇斯舉甲工廠排放黑煙傷害了某乙為例，若甲有權排放黑煙，而甲與乙沒簽任何協定、甚至甲根本不知有乙這號人物，於是外部性就產生了。如果乙願意付甲一筆錢，要求他不排放黑煙，但這筆錢卻小於甲不排放黑煙所必須負擔的額外成本，則一個十全十美的政府在求取社會總產出極大下，應該是袖手不管，讓甲繼續排煙，讓外部性繼續存在。就只用這麼簡單的分析，即可得知當前社會中流行的「使用者付費」，尤其是要求政府出面來強制使用者付費（通常是繳交被政府強制設算得出的某一定量之稅），不一定是有利於社會福利。

這個結果大大地背離一般人的認知，也與一般人口中的社會正義不搭嘎，無怪乎1959年時寇斯提出如此異於通論的看法時，曾勞駕當時芝加哥大學一大票世上最頂尖經濟學家集體拷問呢！結果是真金不怕火煉，不但過了關，還讓寇斯來了靈感快速地在1960年寫出〈社會成本問題〉這篇轟動武林的經典之作呢！
外部性不一定得清除

當然，這個課題不是這麼簡單，其中最關鍵的「交易成本」課題和「寇斯定理」仍紛紛擾擾。唯一可確定的是，外部性一出現，並不表示政府就應設法消除或干預之，對於教育這種被認為具外部性效益的事務也是如此！◇

飛越黑板經濟學寇斯定理的迷思 由震災省思市場失靈──市場失靈迷思之八


◎吳惠林
1999年9月21日是台灣民眾刻骨銘心的日子，「百年大震」悄悄地來到，悽慘已無法形容災情，連「人間煉獄」這種聳動詞句也成媒體標題。在救災總動員中，人性的各個面向一一現形，通力合作、互助的善良面固展露無遺，但貪婪、爭名奪利面也多有顯現。無論如何，這場世紀大震災，讓人的渺小無所遁形，「人定勝天」不過是夢囈，而如何善用大自然，如何與大自然共存共榮的最現實課題，也再度突顯出來。更實際地，人類需透過「學習」、不斷地付出代價來改善生活，也赤裸裸地擺在眼前，不可能過分依賴政府的教訓，也浮出水面，甚至於連最基本的保障生命財產安全這個任務也應作如是觀，「自助」終究才是最可靠的。

本來自助、互助、人助、天助是依序而來的，政府的得以出現應在使互助更為順利，亦即減低人際間的交易成本，否則人與人間自動自發、透過市場來實施分工，就可以增進生活福祉。而廠商的出現以及政府這種組織的來到，為的就是促進市場運作的順暢，用當前主流經濟學術語來說，亦即減少「市場失靈」的程度。在標準經濟學教科書裡，都以圖形或以數學式子來告訴我們「市場失靈」的存在，而且也都明確標出失靈的程度（以數量表示）。既然已明確得知失靈的原因及程度，於是賦予政府職責以課稅或補貼，就可彌補失靈，將市場失靈完美的校正過來。

此種天衣無縫的分析，被寇斯一針見血地用「黑板經濟學」來形容，因為是老師在課堂的黑板上講授的，如果一切都能依照圖形和數學式子來進行，其結果當然就是人類福祉的至善，但實際人生可不是這個樣子。舉例說，寇斯在評論包莫（W. J. Baumol）的〈論租稅與外部性之控制〉一文時，同意包莫的下列觀點：「要一五一十地實施庇古氏租稅制度，我們實在沒什麼理由抱持太大的信心。實施這個制度所需要的租稅，或所需給予補貼的額度，我們不知道應該如何去算，也不知道如何由嘗試錯誤中去算出大概數字。」因此，寇斯直指庇古派的說法是「在邏輯上」沒瑕疵，寇斯也不否認「假定」能將該制度付諸實施的話，資源配置可達最適，只不過可惜的是，這些稅制方案只是些夢想罷了。

寇斯下結論說：「當我年輕時，有人說，說不出口的蠢話，可以用唱的。而在當代經濟學中，說不出口的蠢話，則可以用數學來表達。」

黑板經濟學可以幫助學習者的邏輯推理，讓我們可以清楚釐清事件的來龍去脈，可是其「答案」（數字的）卻不可當真。遺憾的是，實際社會裡，政府的決策往往就是根據黑板經濟學之推估，其無法達社會福利最大也再明顯不過了，可惜又弔詭的是，由於不可能找到社會福利最大值來證明及斷然否定政策的錯誤，這種政府政策也就一直沿用下來。不過，理論上或常識判斷，每個人「自己」最可能毫無保留地設法使其擁有的資源作最有效率使用，因而提供一個自由自在寬闊空間，讓每個人自由地作行為，應最有可能達到最適境界。

尤其在一個沒有交易成本的世界裡，這個推論是千真萬確的，但實際人生卻到處充斥著交易成本。因此，經濟學家應跳出無交易成本的黑板經濟學，下凡來研究有交易成本的世界到底是怎麼回事，恐怕這也才是著名的「寇斯定理」的真正涵義！而由此也才可能感受到寇斯的聲聲呼喚經濟學家，趕快由烏托邦夢幻中醒來，共同來面對醜陋的人間之苦心啊！◇


http://news.epochtimes.com.tw/7/7/14/6047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