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3-01 07:50:38夢天使

吳鳴:音樂是生命的陪伴

  吳鳴,本名彭明輝,台灣花蓮人,客籍,政大歷史學博士;曾任《聯合文學》執行主編、叢書主任,聯合報編輯;現任政大歷史系教授。曾獲時報文學獎散文首獎,三次國軍文藝金像獎,教育部文藝獎創作獎散文首獎,中國文藝獎章等。愛樂成痴,書畫自悞,研究範圍為中國近、現代史學史;文學創作以散文為主,內容主要以成長歷程的農村經驗,以及歷史情境的思維為主題,以所受史學訓練,關懷斯土斯民的人文經驗,1990年代以後漸轉向學院式思考。 

親愛的創作坊大小朋友們:       

  尼采在給華格納的絕交信裡說,「沒有音樂的人生是一種錯誤」,這可能是所有愛樂人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卻遺忘了這句話來自兩位好友之間的絕交信。描寫愛情與死亡的《崔斯坦與易索德》,開啟了尼采與華格納的友誼之門,描寫回歸基督精神的《帕西法爾》,造成尼采與華格納絕交。對宣布上帝已死的尼采而言,怎能容忍好友華格納回歸上帝的懷抱,於是尼采在給華格納的絕交信上寫道:「沒有音樂的人生是一種錯誤。」  

    1.國小時飄在後山的樂音

  對我而言,音樂可能是陪伴我生命最多時光者,甚至比我的本業閱讀更多。我大半生從事研究教學,書是吃飯的工具,但書陪伴我的時間可能還沒有音樂多。當我身心幽黯時,安頓我的往往不是書而是音樂。在生命歷程中,曾經有許多長輩和友人,引導我走向音樂的世界。音樂是我身體的一部分,而且是極重要的一部分。四十歲以後,我生活的兩個主要空間,家裡和研究室,恆常各有一套音響,而且器材極為接近,因為我不想在家裡或研究室當二等公民。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研究室和家裡的音響器材幾乎一模一樣,同樣的黑膠唱盤,同樣的唱臂、唱頭,同樣的擴大機和揚聲器,簡單地說,就是同樣的器材買兩套。有發燒友認為應該聽不一樣的呀!但我卻選擇聽同樣的音響重播系統,只為了工作時不想在家裡和研究室有分別心。有人在同樣的空間用不同器材,我是在不同的空間用同樣的器材。

  雖然張繼高先生並非我的音樂啟蒙者,卻是我聆賞古典音樂的導師。我的音樂取向泰半受其影響,誼屬私淑弟子。張繼老說:「聲音不是音樂,聲音裡的表情才是音樂。」深深影響了我。我的人生有兩個模版,一個是晚明的紈袴子弟張岱,其〈自為墓誌銘〉曰:「少為紈袴子弟, 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 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雖然我會的壞勾當沒有陶庵齊備,亦差近乎是。張繼老則是我另一個模版,廣博優雅,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在後山出生長大的我,並沒有太多機會接觸音樂。鄉下沒有幼兒園,我第一次看到五線譜是上小學以後。彼時的豐山國小是包班制,入學時我被編到一年乙班,教室在升旗臺南方靠近荒埔地那排,導師是張東坡,一個有點木訥的老師,印象裡一直到我小學畢業,張東坡老師都是教一、二年級,即雙數年教一年級,帶到二年級結束,再回頭帶一年級。張東坡老師有點木訥,教書教得好不好,以我當時的年紀實無法判斷,但我們喜歡一年甲班的古錦英老師,有點富態,講話的聲音很好聽。有一回張東坡老師請假,古錦英老師來代課,教我們唱歌。臺灣的小學制度是包班制,平常唱遊課是張東坡老師教,張老師有點嚴肅,連唱遊課都上得硬板板的。古錦英老師的唱遊課比較有趣,教室裡擺了一架風琴,老師走進教室,試了試音,教我們唱歌,琴聲響起,我們大聲唱著〈掃掃地〉。五十幾年後我再遇到古老師,古老師已經九十幾歲了,我提起當年她教我們唱〈掃掃地〉和〈小星星變奏曲〉,古老師笑得像冬天的太陽。

  五年級時加入學校管樂隊,吹長號喇叭。管樂隊的指導老師是林宜爵老師,主要教自然課,音樂素養極佳,帶學校的管樂隊和合唱團。多年以後,我認識小說家林宜澐,並且成為好友。宜澐兄的小說創作繼承王禎和黑色喜劇風格。宜澐兄知道我是豐山國小畢業的,問我認不認識林宜爵,我說宜爵老師是我管樂隊的指導老師,宜澐兄說宜爵老師是他大堂哥,花蓮還真的很小。翻譯卡薩爾斯心路歷程《白鳥之歌》的林宜勝則是他大哥,台大外文系畢業,擔任過洪建全視聽圖書館主任,在東吳音樂系、台北藝術大學講授錄音學和音響學;林宜澐是林宜勝的幼弟,我卻與林宜勝大哥緣慳一面。林宜澐吹薩克斯風,大學時代和幾位花蓮中學畢業的校友組樂團,在餐廳演唱。長號喇叭在樂隊裡並不起眼,一音一音地拉長縮短,像教堂裡唱聖歌時伴奏的背景。管樂隊表演時,獨奏絕對輪不到我,永遠在低音部當陪襯。  2.回眸中學的印記與溫度

  國中音樂老師音施瓊花在我國一時到到壽豐國中任教,帶合唱團,上音樂課時喜歡叫鄭貴章、林永新和我起來唱歌。鄭貴章和林永新唱得很好,我天生不會唱歌,又害羞,唱歌像蚊子叫,許多年後在台北與施老師重逢,施老師仍愛取笑我當年唱歌小小聲的事兒。倒是施老師的大兒子李弘祺教授,在我後來的學史之路引導良多。李弘祺教授在《讀史的樂趣》中認為,歷史作品當然和科學論文不能相提並論,但是如果我們堅持把歷史作品寫得像科學文字那樣的客觀,完全拋棄自我,實是歷史學問的不幸。李弘祺教授更進一步說明,因著1970年代以後,歷史哲學重新提起敘述 (narrative) 的重要性,認為史著的特點乃在敘述一個故事,因而使得文學特質的史家受到新的鼓舞。說明史學文本應具可讀性,使人樂於親近。  

  有一回音樂課,施瓊花老師上到舒伯特歌曲〈菩提樹〉,叫我起來唱:

   井旁邊大門面前

   有一棵菩提樹

   我曾在樹蔭底下

   作過甜夢無數

   我曾在樹皮上

   刻過寵句無數

   歡樂和痛苦時候

   常常走近這樹

  我的歌聲小到細不可聞,心裡想著小學校園裡種著幾棵菩提樹,因著舒伯的歌曲,感覺更親近了些。許多年後,在落雨小鎮靠山邊的研究室,冬雨霖霖,唱盤傳來赫特 (Hans Hotter) 演唱的〈菩提樹〉。一九五五年的單聲道錄音,一九六五年 Angel 紅標黑天使版黑膠唱片,第一面第五軌。在莫爾 (Gerald Moore) 緩急有致的伴奏聲裡,赫特溫暖而充滿感情的歌聲,在午後的研究室飛揚。  

  這是我很喜歡的一套Schubert《冬之旅》(Die Winterreise)唱片,相較於費雪迪斯考 (Dietrich Fischer-Dieskau),赫特的演唱常被樂友不經心地遺忘在唱片堆裡。論演唱技巧,表現的幅度和張力,費雪迪斯考在EMIDG的兩次錄音 (伴奏都是莫爾),顯然都遠遠超過赫特;就藝術的完成度而言,費雪迪斯考的演唱,實已達藝術歌曲的完美之境,宏大的音量,大幅度的起伏轉折,理性的聲音與技巧,控制良好的胸腔共鳴。而我卻獨鍾赫特的演唱,淡然的歌聲,帶著些許溫暖和滄桑,是我心目中舒伯特《冬之旅》的原型。猶似冬日裡微溫的篝火,低緩地吟唱著。宛如看到一個冬日的旅人,經過長程的踽踽獨行之後,坐下來慢慢咀嚼流逝的歲月。

  引領我更靠近音樂的是花蓮中學音樂老師郭子究,花蓮中學畢業生很少不懷念音樂老師郭子究,懷念郭子究老師有兩種,一種是被音樂課折磨地要死,另一種是終身成為音樂愛好者。每學期開學第一堂課,郭老師會在黑板上寫上四個音節的節奏,要我們視唱,通過六十分,通不過零分,有許多同學整個學期練著那四小節節奏,痛苦不堪。我相信有一半以上的學生是用背的,背下來後隨手打拍子,唱過拿到六十分了事。有些同學因為從小彈鋼琴或拉小提琴,音樂很容易就拿到九十幾分,但對未學音樂的同學而言,拿零分並不是什麼太稀奇的事。在花蓮中學音樂教室,我第一次聽到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那是郭子究老師用賣唱片和創作樂譜所得為學校購置的。郭老師在音樂欣賞課上為我們播放《田園》,不知名的音響,不知名的唱片,深深感動著我們。郭子究老師的第一張合唱曲集唱片,伴隨我四十幾年,我的青春,我的夢,我年少的憧憬,中歲的沈吟。從此,音樂成為我脈管裡奔流的血液。

  二十幾年後當我在自己的音響系統聽克倫培勒 (Otto Klemperer) 指揮的《田園》,第一樂章自揚聲器傳來,優雅的雙簧管與第一小提琴此呼彼應地對話,我的心裡真是感動極了。這是我最常聽的兩次《田園》錄音之一,另外一次是卡爾貝姆 (Karl Boehm) 指揮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的演奏。

  在德奧系統指揮家中,克倫培勒和貝姆最愜我心,他們的指揮帶有傳統德奧音樂的從容,結構雄偉,弦樂溫潤,木管優雅,雖然在深層意涵上兩人略有所異,貝姆較具人性的光輝,表現較多的傷春悲秋;克倫培勒多一些自然和神性,其低音弦樂部的雄渾有如盤石般穩固,在內行人眼中是貝多芬交響曲的最佳代言人。美國紐約時報著名樂評人荀伯格 (Horold C. Schonberg) 曾指出克倫培勒指揮的貝多芬交響曲是一種原型 (archetype),其他指揮只能在這種原型中增增減減。雖然這個說法可能引發托斯卡尼尼 (Arturo Toscanini) 和福特萬格勒 (Wilhelm Furtwaengler) 支持者的不滿,不過我倒頗覺心有戚戚。  3.聽到「比較對」的聲音

  小時候家裡有一部「拉吉歐」,附拉門那種,中間是黑膠唱盤,姆媽用來聽楊麗花歌仔戲,我聽一張十元的B版電影原聲帶唱片,我真正自己擁有的第一部唱盤來自康樂。一九九三年取得博士學位後,返回政大母系乞食講堂,某日康樂約我共進消夜,相聚小飲。杯觥之際,我問康樂家裡的收音擴大機是否尚在使用,康樂問我為何有此一問,我答說想弄一部簡單的唱盤,聽手邊珍藏多年的黑膠唱片。康樂表示他返台時攜回的老唱盤或許可以一試,於是康樂的唱盤就到了我的手上。

  我將唱盤搬回家,插上電,轉盤還會動,我想調校後應該可以唱出聲音吧!因為對唱盤不熟悉,故爾搬到音響店做各種測試。這部唱盤出自日本松下電器的副牌 Technics,為全自動直驅式軟盤,接上德農 (Denon) S型唱臂,MM唱頭為 Audiotechnica (俗名鐵三角),在當年是相當高級的動磁式唱頭。但因年代日久,在音響店進行行調校時,換上了一顆普通的廉價唱頭。唱盤發出聲音來了,溫溫的,帶著老唱片的炒豆子聲。

  康樂將三十年來收藏的黑膠唱片清理出來,要我去拿,幾十張唱片提在手上還真有些沈重。這些唱片不乏錄音史上的名盤,諸如祖賓.梅塔 (Zubin Mehta) 指揮的普契尼 (Giacomo Puccini) 歌劇《杜蘭朵公主》(Turandot),這是三十年來雄倨美國發燒天書TAS榜上的名片,在音樂和音響族中都具有崇高的地位,這也是我最喜愛的一次《杜蘭朵公主》錄音,其中〈公主徹夜未眠〉一段,尤令人動澈心肺。康樂說這套唱片是當年在耶魯念書時同學兼室友柯嬌燕 (Pamela Kyle Crossley) 送的,柯嬌燕是新清史專家,名列美國新清史四大將,一九九九年曾到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開會,康樂夫婦陪同遊烏來洗溫泉,對台灣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惜當時我諸事煩瑣,南北奔波,終致緣慳一面。帕爾曼 (Itzhak Perlman) 和阿胥肯納吉 (Vladímír Ashkenazy) 合作的貝多芬《小提琴奏鳴曲全集》,是英國《企鵝評鑑》指南三星帶花的版本,長期為愛樂者所蒐尋、珍藏,這個版本被列為一九七年代貝多芬《小提琴奏鳴曲全集》的代表;和一九五年代代葛羅米歐/哈絲吉爾 (Arthur Grumiaux / Clara Haskil),一九六年代大衛歐伊斯特拉赫/歐柏林 (David Oistrakh / Lev Oberin) 的錄音鼎足而三,早已名垂古典音樂錄音史。卡拉揚 (Herbert von Karajan) 指揮柏林愛樂的一九七年代版《貝多芬交響曲全集》,是他一生五次錄音《貝多芬交響曲全集》中的第四次,評價雖不若第三次錄音的一九六三年版,卻亦是版本比較中不可或缺的演奏,一九八年代以後卡拉揚的《貝多芬交響曲全集》為數位錄音,乃數位初期之名演。

  第一次在自己的音響重播系統聽到「比較對」的聲音,那種感覺實非筆墨所能形容。長久以來,我在音樂廳與音響重播系統之間冀期找到溝通的橋樑,不意這一程路卻走了十幾年,現在總算聽到差可接受的聲音,有如看到清晨的第一線曙光。我既非音響派發燒友,亦不是音樂廳的絕對擁護者,只是一位平凡、普通的愛樂人,既無暇也無錢常上音樂廳聆聽現場演奏,又不肯完全用罐頭音樂填補音樂生活,於是徘徊於現場演奏和罐頭音樂之間的旅程漫長而辛苦。我很高興終於找到了自己喜歡的聲音,而且是距離真實樂器不太遠的聲音。對我而言,罐頭音樂最多只能達到接近現場演奏的五、六成,所以長久以來並不是很用心地調校音響重播系統。心裡老想著反正是魚罐頭,就算用最好的黑鮪,亦仍然是魚罐頭。最好的黑鮪應該拿來做生魚片,而且吃的時候最好不沾芥茉。生活裡不可能天天吃黑鮪生魚片,偶爾吃吃沙丁魚罐頭亦聊勝於無。    4.白色的帆布

  聆樂豐儉由人,硬體花費高於軟體者是發燒友,軟體花費 (包括買票進場聽音樂會) 多於硬體者為愛樂人,要當發燒友或愛樂人,存乎一心之所向,沒有誰高誰下,隨情適性就好。

  我常跟朋友說,人生之美在於度,只要不偷不搶,自己賺的錢自己花,誰也管不著。張岱說「「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

  有一位初識的朋友說他很喜歡音樂,一上車就打開音響,回到家第一件事是打開臺北愛樂電臺。我說這和喜歡音樂真沒啥關係,你老兄只是怕寂寞,需要有聲音陪伴你。朋友有點不開心,說他真的很愛音樂。我說你老兄平常很少走進音樂廳,家裡沒幾張唱片 (黑膠唱片或CD),你怎麼說服我你很愛音樂。朋友說,我用幾千塊的床頭音響和車用音響就聽得很開心了。我說你會花兩百萬去買車,不會花一百萬在音樂上,我指的是買票進音樂廳或買一套符合你身分的音響,而花八千元買床頭音響聽音樂,這就是你的選擇。朋友忽然安靜下來,不知是贊同我的意見或不以為然。我不知道後來朋友有沒有買票進音樂廳,或買一套和他汽車一樣價格的音響,因為後來我們就沒再見過面了。

  我並不認為要很貴的音響才能聽音樂,但總有一個度,度者,分寸也。一個人如果有喜好,那麼,花一年的總收入在自己的興趣上,完全是合理的。譬如我的愛樂啟蒙師父張繼高 (吳心柳) 先生,如果他的黑膠唱盤是鐵三角入門自動盤,愛樂人大概會覺得很奇怪,因為太不相稱,簡單說就是不合度。Muzik 主筆明格斯有一回說了一句發人深省的話:「我們用的音響已經夠好了。」誠哉斯言,音響的追求永無止境,何若坐下來好好聽一首樂曲。

  許多年前,在日本的音響雜誌上讀到一段有關音響評論的文字,作者提到他換音響的經驗,就是要找一張白色的帆布,沒有音染,沒有修飾,祗是忠實地把聲音呈現出來,而他在聽音樂的時候,也希望自己是一張空白的帆布,把聲音細緻的分辨出來

  讀到這篇文章時,真是感動極了,因為一張白色的帆布,是多麼不容易獲得!所謂沒有音染簡直是天方夜譚,任何音樂透過錄音,混音,壓片,然後在不同的音響系統重播,豈有不失真之理?要找一張白色的帆布,大概祗有到音樂會場了;但縱使音樂會場也還不是白色的帆布,音樂廳的殘響、駐波,觀眾人數,聆聽位置,在在都會影響樂聲的傳布與感受。就算這些問題都解決了,別忘了還有附近觀眾的咳嗽聲。當種種聲音環境的變數加起來,白色的帆布該是如何難得?也許那是永遠也追求不到的目標。

  話雖如此,我還是極度嚮往白色帆布的世界,如果我們閱讀書籍,聆聽音樂,隨時懷抱白色帆布的心情,我們的收穫將會更多。物質上的白色帆布不可得,追求心靈的白色帆布卻非不可及之夢,祗要保持一點童心,保持純淨的心靈,白色的帆布就在我們心田,隨時準備接受新的資訊。

  白色的帆布,代表無污染的、純淨的世界,音樂的率真、人性與溫暖,都是愛樂人努力追求的,雖然理想總是不易獲得,但擁有理想總比沒有好。在我個人的聆樂經驗裡,聆聽名家名盤似乎己成家常便飯,對指揮家、演奏者、歌手,往往也有一定的評價,每當有世界級的音樂團體或個人來台演出,總不肯錯過聆賞的機會,長久下來,無意間在心裡畫出一幅音樂表演藝術的等級圖,誰是一流誰是二流,心中自然有譜。但我也常常思考這樣的譜系是否有問題?特別因為音樂演出是一種再創作,同樣的樂譜由不同的人演出,表現可能小有出入,也可能南轅北轍,那麼,到底誰是正確的?如果我們的心靈是一張白色帆布,手抱樂譜聆樂,胸無成見,或許可以獲得比較純淨的評價。但真是這樣嗎?我們真可以使自己的心靈成為白色帆布嗎?想想還是有點氣餒。

  白色的帆布是我心靈的夢土,那是一種想望完成而不可能達到的境界,以這樣的心情面對表演藝術,可能會獲得比較多滿足的喜悅吧!面對人生的一切事情,豈不也是這樣,先莫認為什麼是絕對的對與錯,用白色帆布的心情細細品味,或許更能擁有生命的喜悅。  5.盤帶給了我一片森林

  我調整唱頭的知識來自張繼高先生、台企行陳正雄老師和台南合笙音響蔡政達,他們教會我如何調整循軌角、針壓、VTA和抗滑,以找到自己喜歡的聲音。

  一九九四年春天,我來到張繼高先生位於臺北敦化南路的家,繼老穿著喀什米爾 (cashmere) 高領毛衣,在家裡仍穿著襪子見客 (這一點不知是否受到歐陸日身曼文化的影響,德國人在家裡是穿襪子的)。走進繼老書房,黑膠唱片傳來動人的樂音。書房並不大,粗略估計約七、八坪之譜,半套沙發,一座音響架,揚聲器置於音響架和書櫃之間。靠窗的角落有一列沿牆釘成的寫字檯,放置唱片的書櫃也擺書,上半部擺書,低層收藏唱片,以我當時的認知,書稱不上多,唱片也不算太多,兩者均約在一千之譜,比起我認識的一些書蠹和發燒友來說,算是中等。音響亦非特別高價的器材,揚聲器是用了二十幾年的 JBL 4315,擴大擴前級 Conrad Johnson,後級 Swiss 晶體機,唱盤是日本 Denon,盤帶機為 Studer b67;以發燒友的標準來看,算普通級,但卻發出了感人的聲音。我特別記得繼老用盤帶播放卡拉揚 (Herbert von Karajan) 指揮海頓 (Franz Joseph Haydn)《創世紀》 (Die Schöpfung) 時,開闊的音場,高密度的管弦樂,優美的人聲,身歷其境的音樂栩栩如生。繼老說:「吳鳴,這輩子你一定要有一部盤帶機。」

  我不是很了解繼老說我這輩子一定要擁有一部盤帶機的用意,雖然盤帶機發出的聲音,是我在音響重播系統所僅見。除了現場,我不曾聽過如此栩栩如生的聲音,二十幾年後,我仍清楚記得卡拉揚指揮海頓《創世紀》的錄音,音樂生動,氣勢恢宏。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阿基里斯腱,盤帶機或許就是我的阿基里斯腱。乞食講堂,研究,教學,升等,評鑑,一忽兒二十幾年過去了,我繼續聽著黑膠唱片和CD,有時走進音樂廳或友人舉辦的家庭音樂會,但我仍心心念念著盤帶機。

  因為甫登講堂,研究教學兩忙,遲遲未處理盤帶機的事。雖然張繼老說得很簡單,買一部二手機,換一顆新磁頭就行了。但找誰買盤帶機,找誰換磁頭,我卻茫無頭緒。一九九五年繼老蒙主寵召,盤帶機於是埋藏在我內心深處。

  二一六年三月廿七日,連緜兩季的雨終於停了,星期天中午上完水墨畫課,開車到台北民生社區載喻紹發兄。紹發兄是我東海大學的學弟,幫我準備了一部 Revox PR 99 盤帶機,乃昔時繼老所用 Studer b67 的家用版,終於完成了我人生的盤帶夢。

  喻紹發兄將盤帶機接上家裡的音響重播系統,當大衛・歐伊斯特拉赫 (David Oistrakh, Давид Фёдорович Ойстрах) 主奏,克路易坦 (André Cluytens) 指揮法國國家廣播交響樂團 (National Radio Ochestra de France) 的《貝多芬小提琴協奏曲》(Beethoven Violin Concerto in D major, Op.61) 從盤式帶傳來,我的心裡真是感動極了。歷經廿二載歲月,終於完成我的盤帶夢。雖然我有同一個演奏錄音的黑膠唱片,但那是完全不同的感覺,黑膠唱片給我一幅油畫,盤帶給了我一片森林。

  確定盤帶機在我的音響系統可以出聲後,完成音響重播系統的最後一塊拼圖,走進生命的美好夢境。我心裡想著:這是夢的結束,還是開始。我計畫自己的盤帶機系統為:一部 Revox PR 99,一部 Telefunken M15,一部 Studer A80。二一六年六月四日,Telefunken M15 自義大利翩然降臨,在熟悉的音響器材和空間,發出令我感動的聲音。二一六年八月杪,Studer A80 入荷,完成我音響系統的最後一塊拼圖。  6.百花谷養幾箱玉女蜂

  我曾用金庸小說人物形容自己是老頑童周伯通,我的音樂賞析基本武功是王重陽 (張繼高) 教的,向小龍女 (戴洪軒) 學了左右手分使的玉女劍法,認識音樂的基本結構和演奏;唱頭調整是黃藥師 (台企行陳正雄老師) 教的彈指神通,迄今我仍繼續使用他為我做的印度黑金石唱盤 Garrad 401VTA和抗滑調整是向楊過 (台南合笙蔡政達) 學的暗然銷魂掌;唱片的版本知識是向林耀民學的九陰真經,拓展我聆聽的視野。我只是把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合起來,偷偷養了幾箱玉女蜂,在百花谷隱居。

  我聆樂的模版是張繼高先生,繼老口才極佳,風趣幽默,聽其言如沐春風,名列臺北四大名嘴。昔時四大名嘴乃唐魯孫、王大空、夏元瑜、張繼高;其後則有四小名嘴,惜我謹記得其二,一為詩人瘂弦,藝文界稱瘂公而不名;另一是亮軒馬國光哥,講話如唱戲,時時口角春風。繼老罹癌後赴中國就醫,歸返臺北時,友朋設宴洗塵,席間有人說「繼老看起來氣色很好」,繼老笑答:「我是外表看起來鈑金完好的勞斯萊斯,可惜裡面的零件都壞了。」其人其語有若此者。

  張繼高先生欣賞女高音舒娃茲柯芙 (Elisabeth Schwarzkopf),其演唱的史特勞斯 (Johann Baptist Strauss) 《最後四首歌》 (Vier letzte Lieder),成為我的最愛。有一回繼老提到一位臺裔小提琴家,略云其讀書不多,發展有限。談及一位華裔大提琴家,則說其成名後走向流俗,成就難攀巔峰。當然這些觀點都非常個人,姑記其語,以俟將來。至於二十世紀的小提琴演奏家,繼老欣賞大衛・歐伊斯特拉赫的恢宏、溫暖,葛羅米歐的優雅、高貴。反而對柯岡 (Leonid Kogan) 的名人技略有微辭,云其氣質稍欠。不意新世紀後,柯岡的貝多芬《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首版唱片,價格飆漲到一萬美金,恐非繼老始料所及。對於年輕輩鋼琴與小提琴家 (現在當然都已逾六、七十歲) 的評語,繼老說,怎麼他們演奏時,臉上的表情比音樂表情還多。我不便在此提及這些演奏家的名字,以免引發不必要的筆戰。

  哲人已遠,典型猶在,我踏循著張繼老的腳印,繼續走在愛樂之路上。

秋芳 2022-03-01 09:08:17

【幽黯不安,幸而有音樂安住】
吳鳴的人生有兩個模版,張繼老廣博優雅;晚明張岱〈自為墓誌銘〉:「少為紈袴子弟, 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 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
邀寫這封信,恰逢吳鳴編書最後關頭,忙到極限,交稿時已然1/3凌晨,仍是一絲不苟的新稿,沒有臉書小文的暫代。
讀這封信,真如行走山海荒原,冬雷震震,夏雨雪,感佩己所不能,覺知前所未知。
我看音樂殿堂,實在遙不可及。幸而,對吳鳴的張岱模版,稍能感受一二。比如,看他寫紅玫瑰,極簡,也極美:

  我的臉上永遠帶著微笑,猶似書案上插著的紅玫瑰。
買了三個小瓷瓶輪著擺放在案頭,每個禮拜為自己買兩枝紅玫瑰。為什麼是紅玫瑰而不是其他?有一回齊邦媛老師在路上被車子撞傷,跛行了老長一段時間。齊老師說,你們來看我的時候記得帶紅玫瑰,可千萬別帶黃菊花,黃菊花真的討厭死了。
從此我只買紅玫瑰,可不想買嘮啥子的黃菊花。而我現在的年紀,與齊媽媽車禍時差相彷彿。花甲之後,身體難免這裡痛那裡痛,如果哪一天什麼都不痛,可能就蒙主恩召了。所以每天早上起來,發現這裡那裡痛,還是開心的,活著就是一種幸福。
友人總是關心問,最近好嗎?我笑了笑,八節灘頭上水船,案頭兩朵紅玫瑰。

☆也很喜歡看他寫酒,宛如嗜酒李白一起被寫活了:

  2018年春夏之交,在一場音樂會之後,雷大說啤酒頭計劃生產年度酒,每年出兩款,問我可否幫忙寫酒標?我一諾無辭。雷大順藤摸瓜,問我酒名何如。我說找一篇應景詩詞歌賦,最好長一些,可以出個幾十年,譬如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有百餘字,夠數十年之用。
  我做事一向懶得囉嗦,直接寫三通〈春夜宴桃李園序〉。兩通行書,一通草書,方便設計師選字,省得每年跟我催酒標。2018 年啤酒頭第一批年度酒「萬物」和「逆旅」上市,展現出長時間軸上酒廠的自我期許;2019年的年度酒是「百代」和「過客」,今年2020年從春天開始的世事浮沉,適巧是「浮生」、「若夢」之寫照。
  浮生若夢,何以解憂,唯有杜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