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本名彭明輝，台灣花蓮人，客籍，政大歷史學博士；曾任《聯合文學》執行主編、叢書主任，聯合報編輯；現任政大歷史系教授。曾獲時報文學獎散文首獎，三次國軍文藝金像獎，教育部文藝獎創作獎散文首獎，中國文藝獎章等。愛樂成痴，書畫自悞，研究範圍為中國近、現代史學史；文學創作以散文為主，內容主要以成長歷程的農村經驗，以及歷史情境的思維為主題，以所受史學訓練，關懷斯土斯民的人文經驗，1990年代以後漸轉向學院式思考。 

親愛的創作坊大小朋友們：       

　　尼采在給華格納的絕交信裡說，「沒有音樂的人生是一種錯誤」，這可能是所有愛樂人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卻遺忘了這句話來自兩位好友之間的絕交信。描寫愛情與死亡的《崔斯坦與易索德》，開啟了尼采與華格納的友誼之門，描寫回歸基督精神的《帕西法爾》，造成尼采與華格納絕交。對宣布上帝已死的尼采而言，怎能容忍好友華格納回歸上帝的懷抱，於是尼采在給華格納的絕交信上寫道：「沒有音樂的人生是一種錯誤。」　　

    1.國小時飄在後山的樂音

　　對我而言，音樂可能是陪伴我生命最多時光者，甚至比我的本業閱讀更多。我大半生從事研究教學，書是吃飯的工具，但書陪伴我的時間可能還沒有音樂多。當我身心幽黯時，安頓我的往往不是書而是音樂。在生命歷程中，曾經有許多長輩和友人，引導我走向音樂的世界。音樂是我身體的一部分，而且是極重要的一部分。四十歲以後，我生活的兩個主要空間，家裡和研究室，恆常各有一套音響，而且器材極為接近，因為我不想在家裡或研究室當二等公民。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研究室和家裡的音響器材幾乎一模一樣，同樣的黑膠唱盤，同樣的唱臂、唱頭，同樣的擴大機和揚聲器，簡單地說，就是同樣的器材買兩套。有發燒友認為應該聽不一樣的呀！但我卻選擇聽同樣的音響重播系統，只為了工作時不想在家裡和研究室有分別心。有人在同樣的空間用不同器材，我是在不同的空間用同樣的器材。

　　雖然張繼高先生並非我的音樂啟蒙者，卻是我聆賞古典音樂的導師。我的音樂取向泰半受其影響，誼屬私淑弟子。張繼老說：「聲音不是音樂，聲音裡的表情才是音樂。」深深影響了我。我的人生有兩個模版，一個是晚明的紈袴子弟張岱，其〈自為墓誌銘〉曰：「少為紈袴子弟， 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 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雖然我會的壞勾當沒有陶庵齊備，亦差近乎是。張繼老則是我另一個模版，廣博優雅，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在後山出生長大的我，並沒有太多機會接觸音樂。鄉下沒有幼兒園，我第一次看到五線譜是上小學以後。彼時的豐山國小是包班制，入學時我被編到一年乙班，教室在升旗臺南方靠近荒埔地那排，導師是張東坡，一個有點木訥的老師，印象裡一直到我小學畢業，張東坡老師都是教一、二年級，即雙數年教一年級，帶到二年級結束，再回頭帶一年級。張東坡老師有點木訥，教書教得好不好，以我當時的年紀實無法判斷，但我們喜歡一年甲班的古錦英老師，有點富態，講話的聲音很好聽。有一回張東坡老師請假，古錦英老師來代課，教我們唱歌。臺灣的小學制度是包班制，平常唱遊課是張東坡老師教，張老師有點嚴肅，連唱遊課都上得硬板板的。古錦英老師的唱遊課比較有趣，教室裡擺了一架風琴，老師走進教室，試了試音，教我們唱歌，琴聲響起，我們大聲唱著〈掃掃地〉。五十幾年後我再遇到古老師，古老師已經九十幾歲了，我提起當年她教我們唱〈掃掃地〉和〈小星星變奏曲〉，古老師笑得像冬天的太陽。

　　五年級時加入學校管樂隊，吹長號喇叭。管樂隊的指導老師是林宜爵老師，主要教自然課，音樂素養極佳，帶學校的管樂隊和合唱團。多年以後，我認識小說家林宜澐，並且成為好友。宜澐兄的小說創作繼承王禎和黑色喜劇風格。宜澐兄知道我是豐山國小畢業的，問我認不認識林宜爵，我說宜爵老師是我管樂隊的指導老師，宜澐兄說宜爵老師是他大堂哥，花蓮還真的很小。翻譯卡薩爾斯心路歷程《白鳥之歌》的林宜勝則是他大哥，台大外文系畢業，擔任過洪建全視聽圖書館主任，在東吳音樂系、台北藝術大學講授錄音學和音響學；林宜澐是林宜勝的幼弟，我卻與林宜勝大哥緣慳一面。林宜澐吹薩克斯風，大學時代和幾位花蓮中學畢業的校友組樂團，在餐廳演唱。長號喇叭在樂隊裡並不起眼，一音一音地拉長縮短，像教堂裡唱聖歌時伴奏的背景。管樂隊表演時，獨奏絕對輪不到我，永遠在低音部當陪襯。　　2.回眸中學的印記與溫度

　　國中音樂老師音施瓊花在我國一時到到壽豐國中任教，帶合唱團，上音樂課時喜歡叫鄭貴章、林永新和我起來唱歌。鄭貴章和林永新唱得很好，我天生不會唱歌，又害羞，唱歌像蚊子叫，許多年後在台北與施老師重逢，施老師仍愛取笑我當年唱歌小小聲的事兒。倒是施老師的大兒子李弘祺教授，在我後來的學史之路引導良多。李弘祺教授在《讀史的樂趣》中認為，歷史作品當然和科學論文不能相提並論，但是如果我們堅持把歷史作品寫得像科學文字那樣的客觀，完全拋棄自我，實是歷史學問的不幸。李弘祺教授更進一步說明，因著1970年代以後，歷史哲學重新提起敘述 (narrative) 的重要性，認為史著的特點乃在敘述一個故事，因而使得文學特質的史家受到新的鼓舞。說明史學文本應具可讀性，使人樂於親近。　　

　　有一回音樂課，施瓊花老師上到舒伯特歌曲〈菩提樹〉，叫我起來唱：

　　　井旁邊大門面前

　　　有一棵菩提樹

　　　我曾在樹蔭底下

　　　作過甜夢無數

　　　我曾在樹皮上

　　　刻過寵句無數

　　　歡樂和痛苦時候

　　　常常走近這樹

　　我的歌聲小到細不可聞，心裡想著小學校園裡種著幾棵菩提樹，因著舒伯的歌曲，感覺更親近了些。許多年後，在落雨小鎮靠山邊的研究室，冬雨霖霖，唱盤傳來赫特 (Hans Hotter) 演唱的〈菩提樹〉。一九五五年的單聲道錄音，一九六五年 Angel 紅標黑天使版黑膠唱片，第一面第五軌。在莫爾 (Gerald Moore) 緩急有致的伴奏聲裡，赫特溫暖而充滿感情的歌聲，在午後的研究室飛揚。　　

　　這是我很喜歡的一套Schubert《冬之旅》(Die Winterreise)唱片，相較於費雪迪斯考 (Dietrich Fischer-Dieskau)，赫特的演唱常被樂友不經心地遺忘在唱片堆裡。論演唱技巧，表現的幅度和張力，費雪迪斯考在EMI和DG的兩次錄音 (伴奏都是莫爾)，顯然都遠遠超過赫特；就藝術的完成度而言，費雪迪斯考的演唱，實已達藝術歌曲的完美之境，宏大的音量，大幅度的起伏轉折，理性的聲音與技巧，控制良好的胸腔共鳴。而我卻獨鍾赫特的演唱，淡然的歌聲，帶著些許溫暖和滄桑，是我心目中舒伯特《冬之旅》的原型。猶似冬日裡微溫的篝火，低緩地吟唱著。宛如看到一個冬日的旅人，經過長程的踽踽獨行之後，坐下來慢慢咀嚼流逝的歲月。

　　引領我更靠近音樂的是花蓮中學音樂老師郭子究，花蓮中學畢業生很少不懷念音樂老師郭子究，懷念郭子究老師有兩種，一種是被音樂課折磨地要死，另一種是終身成為音樂愛好者。每學期開學第一堂課，郭老師會在黑板上寫上四個音節的節奏，要我們視唱，通過六十分，通不過零分，有許多同學整個學期練著那四小節節奏，痛苦不堪。我相信有一半以上的學生是用背的，背下來後隨手打拍子，唱過拿到六十分了事。有些同學因為從小彈鋼琴或拉小提琴，音樂很容易就拿到九十幾分，但對未學音樂的同學而言，拿零分並不是什麼太稀奇的事。在花蓮中學音樂教室，我第一次聽到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那是郭子究老師用賣唱片和創作樂譜所得為學校購置的。郭老師在音樂欣賞課上為我們播放《田園》，不知名的音響，不知名的唱片，深深感動著我們。郭子究老師的第一張合唱曲集唱片，伴隨我四十幾年，我的青春，我的夢，我年少的憧憬，中歲的沈吟。從此，音樂成為我脈管裡奔流的血液。

　　二十幾年後當我在自己的音響系統聽克倫培勒 (Otto Klemperer) 指揮的《田園》，第一樂章自揚聲器傳來，優雅的雙簧管與第一小提琴此呼彼應地對話，我的心裡真是感動極了。這是我最常聽的兩次《田園》錄音之一，另外一次是卡爾‧貝姆 (Karl Boehm) 指揮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的演奏。

　　在德奧系統指揮家中，克倫培勒和貝姆最愜我心，他們的指揮帶有傳統德奧音樂的從容，結構雄偉，弦樂溫潤，木管優雅，雖然在深層意涵上兩人略有所異，貝姆較具人性的光輝，表現較多的傷春悲秋；克倫培勒多一些自然和神性，其低音弦樂部的雄渾有如盤石般穩固，在內行人眼中是貝多芬交響曲的最佳代言人。美國紐約時報著名樂評人荀伯格 (Horold C. Schonberg) 曾指出克倫培勒指揮的貝多芬交響曲是一種原型 (archetype)，其他指揮只能在這種原型中增增減減。雖然這個說法可能引發托斯卡尼尼 (Arturo Toscanini) 和福特萬格勒 (Wilhelm Furtwaengler) 支持者的不滿，不過我倒頗覺心有戚戚。　　3.聽到「比較對」的聲音

　　小時候家裡有一部「拉吉歐」，附拉門那種，中間是黑膠唱盤，姆媽用來聽楊麗花歌仔戲，我聽一張十元的B版電影原聲帶唱片，我真正自己擁有的第一部唱盤來自康樂。一九九三年取得博士學位後，返回政大母系乞食講堂，某日康樂約我共進消夜，相聚小飲。杯觥之際，我問康樂家裡的收音擴大機是否尚在使用，康樂問我為何有此一問，我答說想弄一部簡單的唱盤，聽手邊珍藏多年的黑膠唱片。康樂表示他返台時攜回的老唱盤或許可以一試，於是康樂的唱盤就到了我的手上。

　　我將唱盤搬回家，插上電，轉盤還會動，我想調校後應該可以唱出聲音吧！因為對唱盤不熟悉，故爾搬到音響店做各種測試。這部唱盤出自日本松下電器的副牌 Technics，為全自動直驅式軟盤，接上德農 (Denon) 的S型唱臂，MM唱頭為 Audiotechnica (俗名鐵三角)，在當年是相當高級的動磁式唱頭。但因年代日久，在音響店進行行調校時，換上了一顆普通的廉價唱頭。唱盤發出聲音來了，溫溫的，帶著老唱片的炒豆子聲。

　　康樂將三十年來收藏的黑膠唱片清理出來，要我去拿，幾十張唱片提在手上還真有些沈重。這些唱片不乏錄音史上的名盤，諸如祖賓．梅塔 (Zubin Mehta) 指揮的普契尼 (Giacomo Puccini) 歌劇《杜蘭朵公主》(Turandot)，這是三十年來雄倨美國發燒天書TAS榜上的名片，在音樂和音響族中都具有崇高的地位，這也是我最喜愛的一次《杜蘭朵公主》錄音，其中〈公主徹夜未眠〉一段，尤令人動澈心肺。康樂說這套唱片是當年在耶魯念書時同學兼室友柯嬌燕 (Pamela Kyle Crossley) 送的，柯嬌燕是新清史專家，名列美國新清史四大將，一九九九年曾到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開會，康樂夫婦陪同遊烏來洗溫泉，對台灣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惜當時我諸事煩瑣，南北奔波，終致緣慳一面。帕爾曼 (Itzhak Perlman) 和阿胥肯納吉 (Vladímír Ashkenazy) 合作的貝多芬《小提琴奏鳴曲全集》，是英國《企鵝評鑑》指南三星帶花的版本，長期為愛樂者所蒐尋、珍藏，這個版本被列為一九七○年代貝多芬《小提琴奏鳴曲全集》的代表；和一九五○年代代葛羅米歐／哈絲吉爾 (Arthur Grumiaux / Clara Haskil)，一九六○年代大衛‧歐伊斯特拉赫／歐柏林 (David Oistrakh / Lev Oberin) 的錄音鼎足而三，早已名垂古典音樂錄音史。卡拉揚 (Herbert von Karajan) 指揮柏林愛樂的一九七○年代版《貝多芬交響曲全集》，是他一生五次錄音《貝多芬交響曲全集》中的第四次，評價雖不若第三次錄音的一九六三年版，卻亦是版本比較中不可或缺的演奏，一九八○年代以後卡拉揚的《貝多芬交響曲全集》為數位錄音，乃數位初期之名演。

　　第一次在自己的音響重播系統聽到「比較對」的聲音，那種感覺實非筆墨所能形容。長久以來，我在音樂廳與音響重播系統之間冀期找到溝通的橋樑，不意這一程路卻走了十幾年，現在總算聽到差可接受的聲音，有如看到清晨的第一線曙光。我既非音響派發燒友，亦不是音樂廳的絕對擁護者，只是一位平凡、普通的愛樂人，既無暇也無錢常上音樂廳聆聽現場演奏，又不肯完全用罐頭音樂填補音樂生活，於是徘徊於現場演奏和罐頭音樂之間的旅程漫長而辛苦。我很高興終於找到了自己喜歡的聲音，而且是距離真實樂器不太遠的聲音。對我而言，罐頭音樂最多只能達到接近現場演奏的五、六成，所以長久以來並不是很用心地調校音響重播系統。心裡老想著反正是魚罐頭，就算用最好的黑鮪，亦仍然是魚罐頭。最好的黑鮪應該拿來做生魚片，而且吃的時候最好不沾芥茉。生活裡不可能天天吃黑鮪生魚片，偶爾吃吃沙丁魚罐頭亦聊勝於無。    4.白色的帆布

　　聆樂豐儉由人，硬體花費高於軟體者是發燒友，軟體花費 (包括買票進場聽音樂會) 多於硬體者為愛樂人，要當發燒友或愛樂人，存乎一心之所向，沒有誰高誰下，隨情適性就好。

　　我常跟朋友說，人生之美在於度，只要不偷不搶，自己賺的錢自己花，誰也管不著。張岱說「「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

　　有一位初識的朋友說他很喜歡音樂，一上車就打開音響，回到家第一件事是打開臺北愛樂電臺。我說這和喜歡音樂真沒啥關係，你老兄只是怕寂寞，需要有聲音陪伴你。朋友有點不開心，說他真的很愛音樂。我說你老兄平常很少走進音樂廳，家裡沒幾張唱片 (黑膠唱片或CD)，你怎麼說服我你很愛音樂。朋友說，我用幾千塊的床頭音響和車用音響就聽得很開心了。我說你會花兩百萬去買車，不會花一百萬在音樂上，我指的是買票進音樂廳或買一套符合你身分的音響，而花八千元買床頭音響聽音樂，這就是你的選擇。朋友忽然安靜下來，不知是贊同我的意見或不以為然。我不知道後來朋友有沒有買票進音樂廳，或買一套和他汽車一樣價格的音響，因為後來我們就沒再見過面了。

　　我並不認為要很貴的音響才能聽音樂，但總有一個度，度者，分寸也。一個人如果有喜好，那麼，花一年的總收入在自己的興趣上，完全是合理的。譬如我的愛樂啟蒙師父張繼高 (吳心柳) 先生，如果他的黑膠唱盤是鐵三角入門自動盤，愛樂人大概會覺得很奇怪，因為太不相稱，簡單說就是不合度。Muzik 主筆明格斯有一回說了一句發人深省的話：「我們用的音響已經夠好了。」誠哉斯言，音響的追求永無止境，何若坐下來好好聽一首樂曲。

　　許多年前，在日本的音響雜誌上讀到一段有關音響評論的文字，作者提到他換音響的經驗，就是要找一張白色的帆布，沒有音染，沒有修飾，祗是忠實地把聲音呈現出來，而他在聽音樂的時候，也希望自己是一張空白的帆布，把聲音細緻的分辨出來。

　　讀到這篇文章時，真是感動極了，因為一張白色的帆布，是多麼不容易獲得！所謂沒有音染簡直是天方夜譚，任何音樂透過錄音，混音，壓片，然後在不同的音響系統重播，豈有不失真之理？要找一張白色的帆布，大概祗有到音樂會場了；但縱使音樂會場也還不是白色的帆布，音樂廳的殘響、駐波，觀眾人數，聆聽位置，在在都會影響樂聲的傳布與感受。就算這些問題都解決了，別忘了還有附近觀眾的咳嗽聲。當種種聲音環境的變數加起來，白色的帆布該是如何難得？也許那是永遠也追求不到的目標。

　　話雖如此，我還是極度嚮往白色帆布的世界，如果我們閱讀書籍，聆聽音樂，隨時懷抱白色帆布的心情，我們的收穫將會更多。物質上的白色帆布不可得，追求心靈的白色帆布卻非不可及之夢，祗要保持一點童心，保持純淨的心靈，白色的帆布就在我們心田，隨時準備接受新的資訊。

　　白色的帆布，代表無污染的、純淨的世界，音樂的率真、人性與溫暖，都是愛樂人努力追求的，雖然理想總是不易獲得，但擁有理想總比沒有好。在我個人的聆樂經驗裡，聆聽名家名盤似乎己成家常便飯，對指揮家、演奏者、歌手，往往也有一定的評價，每當有世界級的音樂團體或個人來台演出，總不肯錯過聆賞的機會，長久下來，無意間在心裡畫出一幅音樂表演藝術的等級圖，誰是一流誰是二流，心中自然有譜。但我也常常思考這樣的譜系是否有問題？特別因為音樂演出是一種再創作，同樣的樂譜由不同的人演出，表現可能小有出入，也可能南轅北轍，那麼，到底誰是正確的？如果我們的心靈是一張白色帆布，手抱樂譜聆樂，胸無成見，或許可以獲得比較純淨的評價。但真是這樣嗎？我們真可以使自己的心靈成為白色帆布嗎？想想還是有點氣餒。

　　白色的帆布是我心靈的夢土，那是一種想望完成而不可能達到的境界，以這樣的心情面對表演藝術，可能會獲得比較多滿足的喜悅吧！面對人生的一切事情，豈不也是這樣，先莫認為什麼是絕對的對與錯，用白色帆布的心情細細品味，或許更能擁有生命的喜悅。　　5.盤帶給了我一片森林

　　我調整唱頭的知識來自張繼高先生、台企行陳正雄老師和台南合笙音響蔡政達，他們教會我如何調整循軌角、針壓、VTA和抗滑，以找到自己喜歡的聲音。

　　一九九四年春天，我來到張繼高先生位於臺北敦化南路的家，繼老穿著喀什米爾 (cashmere) 高領毛衣，在家裡仍穿著襪子見客 (這一點不知是否受到歐陸日身曼文化的影響，德國人在家裡是穿襪子的)。走進繼老書房，黑膠唱片傳來動人的樂音。書房並不大，粗略估計約七、八坪之譜，半套沙發，一座音響架，揚聲器置於音響架和書櫃之間。靠窗的角落有一列沿牆釘成的寫字檯，放置唱片的書櫃也擺書，上半部擺書，低層收藏唱片，以我當時的認知，書稱不上多，唱片也不算太多，兩者均約在一千之譜，比起我認識的一些書蠹和發燒友來說，算是中等。音響亦非特別高價的器材，揚聲器是用了二十幾年的 JBL 4315，擴大擴前級 Conrad Johnson，後級 Swiss 晶體機，唱盤是日本 Denon，盤帶機為 Studer b67；以發燒友的標準來看，算普通級，但卻發出了感人的聲音。我特別記得繼老用盤帶播放卡拉揚 (Herbert von Karajan) 指揮海頓 (Franz Joseph Haydn)《創世紀》 (Die Schöpfung) 時，開闊的音場，高密度的管弦樂，優美的人聲，身歷其境的音樂栩栩如生。繼老說：「吳鳴，這輩子你一定要有一部盤帶機。」

　　我不是很了解繼老說我這輩子一定要擁有一部盤帶機的用意，雖然盤帶機發出的聲音，是我在音響重播系統所僅見。除了現場，我不曾聽過如此栩栩如生的聲音，二十幾年後，我仍清楚記得卡拉揚指揮海頓《創世紀》的錄音，音樂生動，氣勢恢宏。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阿基里斯腱，盤帶機或許就是我的阿基里斯腱。乞食講堂，研究，教學，升等，評鑑，一忽兒二十幾年過去了，我繼續聽著黑膠唱片和ＣＤ，有時走進音樂廳或友人舉辦的家庭音樂會，但我仍心心念念著盤帶機。

　　因為甫登講堂，研究教學兩忙，遲遲未處理盤帶機的事。雖然張繼老說得很簡單，買一部二手機，換一顆新磁頭就行了。但找誰買盤帶機，找誰換磁頭，我卻茫無頭緒。一九九五年繼老蒙主寵召，盤帶機於是埋藏在我內心深處。

　　二○一六年三月廿七日，連緜兩季的雨終於停了，星期天中午上完水墨畫課，開車到台北民生社區載喻紹發兄。紹發兄是我東海大學的學弟，幫我準備了一部 Revox PR 99 盤帶機，乃昔時繼老所用 Studer b67 的家用版，終於完成了我人生的盤帶夢。

　　喻紹發兄將盤帶機接上家裡的音響重播系統，當大衛・歐伊斯特拉赫 (David Oistrakh, Давид Фёдорович Ойстрах) 主奏，克路易坦 (André Cluytens) 指揮法國國家廣播交響樂團 (National Radio Ochestra de France) 的《貝多芬小提琴協奏曲》(Beethoven Violin Concerto in D major, Op.61) 從盤式帶傳來，我的心裡真是感動極了。歷經廿二載歲月，終於完成我的盤帶夢。雖然我有同一個演奏錄音的黑膠唱片，但那是完全不同的感覺，黑膠唱片給我一幅油畫，盤帶給了我一片森林。

　　確定盤帶機在我的音響系統可以出聲後，完成音響重播系統的最後一塊拼圖，走進生命的美好夢境。我心裡想著：這是夢的結束，還是開始。我計畫自己的盤帶機系統為：一部 Revox PR 99，一部 Telefunken M15，一部 Studer A80。二○一六年六月四日，Telefunken M15 自義大利翩然降臨，在熟悉的音響器材和空間，發出令我感動的聲音。二○一六年八月杪，Studer A80 入荷，完成我音響系統的最後一塊拼圖。　　6.在百花谷養幾箱玉女蜂

　　我曾用金庸小說人物形容自己是老頑童周伯通，我的音樂賞析基本武功是王重陽 (張繼高) 教的，向小龍女 (戴洪軒) 學了左右手分使的玉女劍法，認識音樂的基本結構和演奏；唱頭調整是黃藥師 (台企行陳正雄老師) 教的彈指神通，迄今我仍繼續使用他為我做的印度黑金石唱盤 Garrad 401；VTA和抗滑調整是向楊過 (台南合笙蔡政達) 學的暗然銷魂掌；唱片的版本知識是向林耀民學的九陰真經，拓展我聆聽的視野。我只是把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合起來，偷偷養了幾箱玉女蜂，在百花谷隱居。

　　我聆樂的模版是張繼高先生，繼老口才極佳，風趣幽默，聽其言如沐春風，名列臺北四大名嘴。昔時四大名嘴乃唐魯孫、王大空、夏元瑜、張繼高；其後則有四小名嘴，惜我謹記得其二，一為詩人瘂弦，藝文界稱瘂公而不名；另一是亮軒馬國光哥，講話如唱戲，時時口角春風。繼老罹癌後赴中國就醫，歸返臺北時，友朋設宴洗塵，席間有人說「繼老看起來氣色很好」，繼老笑答：「我是外表看起來鈑金完好的勞斯萊斯，可惜裡面的零件都壞了。」其人其語有若此者。

　　張繼高先生欣賞女高音舒娃茲柯芙 (Elisabeth Schwarzkopf)，其演唱的史特勞斯 (Johann Baptist Strauss) 《最後四首歌》 (Vier letzte Lieder)，成為我的最愛。有一回繼老提到一位臺裔小提琴家，略云其讀書不多，發展有限。談及一位華裔大提琴家，則說其成名後走向流俗，成就難攀巔峰。當然這些觀點都非常個人，姑記其語，以俟將來。至於二十世紀的小提琴演奏家，繼老欣賞大衛・歐伊斯特拉赫的恢宏、溫暖，葛羅米歐的優雅、高貴。反而對柯岡 (Leonid Kogan) 的名人技略有微辭，云其氣質稍欠。不意新世紀後，柯岡的貝多芬《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首版唱片，價格飆漲到一萬美金，恐非繼老始料所及。對於年輕輩鋼琴與小提琴家 (現在當然都已逾六、七十歲) 的評語，繼老說，怎麼他們演奏時，臉上的表情比音樂表情還多。我不便在此提及這些演奏家的名字，以免引發不必要的筆戰。

　　哲人已遠，典型猶在，我踏循著張繼老的腳印，繼續走在愛樂之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