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網路上讀到《寫給青年藝術家的信》一書的序言，作者是小提琴家 基東·克萊曼。


首先他在給華文讀者的序言中說道：「年輕優秀的演奏家隨處可見——特別是在亞洲——他們皆能令大眾印象深刻，卻鮮少能表達出音樂的重要性 。」



接著網路上摘錄了其中第五封信：
『先前他們才成功地在封面上，用一條看起來更有吸引力的圍巾，塑造了帕華洛帝（Luciano Pavarotti）和波哥雷里奇（Ivo Pogorelich）的形象（而現在則是您的同行英格夫．溫德，Ingolf Wunder）。而女士外露的香肩——有時還會加碼——則適用於各種宣傳工具。如果再加上一匹狼或是一隻天鵝，就能使效果更強烈。不論如何，總有什麼東西會吸引人！這和音樂有關嗎？和詮釋呢？我想，這些對他們而言恐怕都只是次要的。如果說不能將貝多芬的作品以「郎朗風」包裝銷售，那麼就改為銷售封面上「貝多芬風格」的郎朗。』

就是這兩段話引起我的疑惑和反感。



他這本書寫於2013年，他已經66歲了。他所謂的年輕演奏家大概是指30來歲以下的吧。這年郎朗31歲，已經出道多年了。他憑什麼消遣郎朗呢？或其他大師級的音樂家呢？



論商業，任何音樂載體的出版或演奏會的舉辦都涉及商業，但商業的歸商業，閱聽大眾最終關心的還是演奏的內容。展演活動永遠有商業的一面，但也有其專業的一面，與其只看商業不若專看專業部分是否精道，這才是重點。真要不顧商業，那就像學尤拉菊勒吧，或波里尼等人長期閉關拒絕演出而專研一己的功夫。



波哥雷里奇只憑穿著嗎？見笑了！(請參閱：令我驚艷的鋼琴家──不按牌理出牌的 波哥雷里奇)


再說，西方古典音樂不是西方人說了算。那是全人類的財產。克萊曼如果只以西方的標準來解讀，那無異於減損了多少大師傑作的豐富內涵。他不知道大師之作是超越時空的，不受限於一時一地的觀點。若不然，他以拉脫維雅為基底的觀點，恐怕德國人會認為演出的貝多芬不夠地道，法國人會認為德國演奏家演出德布西不夠純正，凡此種種批評都限縮了偉大藝術品的無垠範域。

就以西方演奏家來說，各家的表現特色也不一樣。譬如，曼紐因從1934-36年18歲開始錄音的無伴奏，任何一個樂段，都緊扣心弦，那少年的激情和精確，絕無含糊的部分；或帕爾曼曼妙的琴音，絕對柔美浪漫的纏綿；或謝霖充滿文化與人文氣息的訴說⋯⋯。

中國的寧峰1981年出生，就以他2016年35歲時錄音的巴哈無伴奏，全然不同於西方的寫實，而是東方的寫意，點到為止。很多意思故意沒說實、說死、說到底，沒說飽說滿，有虛的部分，留餘地給作品本身。他並未佔有(據)作品，並未將作品佔為己有為自己說話，而是留空間給作品本身(和聆賞者)去發揮。這才是最棒的。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換言之，就是留白。【聽 寧峰 的《巴哈無伴奏小提琴曲》隨想】

而郎朗呢，他至少以自己的純真的熱情充溢他演奏的音樂，表現他深刻感受的意蘊。請參閱：《郎朗的音樂到底傳遞了什麼？我的聆聽初體驗》、音樂手札：《絕對浪漫純真的郎朗》。


日本指揮大師朝比奈隆，我以為在風格上可謂福特萬格勒的唯一傳人，他在西方古典音樂的詮釋上，注入了獨特的日本文化氣質，幾可與西方大師平分秋色。
見：《賦予西方古典音樂新內涵的指揮家──朝比奈隆》、《聆聽朝比奈隆 / 隨筆二則》。


所以，他怎麼能說：「年輕優秀的演奏家隨處可見——特別是在亞洲——他們皆能令大眾印象深刻，卻鮮少能表達出音樂的重要性 。」而不思反省亞洲音樂家表現的音樂特色和貢獻！


商業的歸商業，任何出版與發行都不免有商業的操作，但音樂家的份量，最後還是由聽眾領受的演奏內容來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