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寫了上一篇關於聆聽卡拉揚的感想後(參閱：一代宗師卡拉揚——重聽他70年代的錄音有感 )，他的錄音CD就被束之高閣；大多數時間都恣遊於福老的錄音音樂中。
最近因緣際會，在朋友處聽到播放的卡拉揚1977年指揮柏林愛樂演出的芬蘭頌(EMI)，馬上被震懾住。啊，多麼巨大紮實的掌控力，音樂完全由他的手中收放出來。他，無疑是創世上帝！他要音樂出現就出現，轉彎就轉彎，停止就停止，像騎士用韁繩和馬刺操控著馬匹那樣。我當場嚇壞了，這是我沒接觸過的卡拉揚。

接著我想到，何以卡拉揚在20世紀下半繼福老接掌柏林愛樂後，對當時樂壇來說，古典(classical 嚴正)音樂的詮釋邁入一個新的世紀。

福老無疑仍保有19世紀以來的人文主義傳統，而且深深浸染於古典和浪漫藝文的薰陶之中。在現代主義萌發之際，仍保有前工業社會的人文素養。福老生於1886年，卒於1954年；卡拉揚生於1908年，卒於1989年。兩人的出生實際相差了兩個世代。相比之下，卡拉揚是純粹的20世紀產物。他成長的年代，譬如2、30歲時約莫是1930到40年代，古典音樂樂壇正是福老和托老二分天下之際，看來托老更貼合他的詮釋美學。

現代主義雖然發端於19世紀後葉的工業革命和都市化，或說更早淵源於文藝復興，但真正成為氣候還是在20世紀下半葉，二戰之後，以美國為首的現代科技文明蓬勃發展。20世紀初的現代文明還處於先鋒者的開創階段，要等到下半葉才漸漸蔚為風潮，普遍為大眾接受。整體的表徵即為：人對自我和世界的掌控——人定勝天、人無所不能。雖然有存在主義對人生存境遇的反省，但是哲學與精神層面並不影響現代科技文明的不斷衝刺。隨著登月和探測外太空，人幾乎處在宇宙的中心地位。而卡拉揚正是這種精神的代表，是權力的中心、上帝的替身，人代理上帝統治世界，全世界以美國作為最鮮明的典型。

卡拉揚在聲音(音符)的彈射效果(圓滑奏)，以及音樂的蜿蜒轉折、漸強漸弱、快速收放、收放中的強弱變化、整片瀰漫過來的弦樂厚度、或層次織體的交互穿插等等所有技術上的細節，都達到無與倫比的精密和準確。他的指揮，就精確度來說，好比電影上的希區考克在剪接和場面調度上的精準拿捏。此外，又有一種速度與強弱掌控上的快感，音色層次上的快感。隱含了尼采的權力意志(will-to-power)到拉康絕爽(jouissance)的轉換。又，在掏空意義的快感上，有點像托斯卡尼尼，幾乎純聲音的感動，而非內帶意義的感動。
就其造成的缺失而言：可能在細節的處理上落於過度僵化(固定的變化模式)，進而形成過於僵化的整體，換言之，過於精雕細琢而非有機的。

也許，卡拉揚給予身處絕望和懷疑中的人類主體性一絲虛幻的權力控制的滿足。控制什麼？除了外在世界( 速度、強弱、彈性)之外，主要是藉以對內在和情感的掌控：無論情感的宣洩、收束或轉換，充滿出自他個人獨特性的印記。在福老那兒，音樂是由他的手自浩瀚的宇宙中召喚(感召)出來的；而在卡拉揚這裡，音樂是直接由他手中，軍令如山般生出的。他的音樂是現代的體現：慾望、權力、掌控、物質主義、全然主動的單向主體性、速度，和可能衍生的虛偽和偽裝。

他直是現代的代言人——人，就是上帝本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