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 Bruno Walter, Arturo Toscanini, Erich Kleiber, Otto Klemperer, Wilhelm Furtwüngler

面對獨裁政黨的蠻橫政策，福老樹下了榜樣！
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同樣：政治的歸政治，藝術的歸藝術，教育的歸教育，文化的歸文化，歷史的歸歷史，科學的歸科學⋯⋯不要隨便亂伸手⋯⋯當心不只是手被絞斷掉！
「⋯⋯不要讓事情發展到無可挽回的地步」這句話的意思，二戰德國納粹和德國人民的最終下場，就是最好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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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約瑟夫·戈培爾博士的公開信
(以下全文譯自“Furtwängler on Music”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onald Taylor)

1933年一月30日，德國總統興登堡邀請希特勒出任德國總理。這時福特萬格勒正率領柏林愛樂在歐洲及英倫巡迴演出。他認為，政治之事應當留給政治家，同樣，音樂之事應當留給音樂家。他對於被告知要清除樂團中的猶太成員，只因為他們是猶太人一事，感到憤慨：他認為重要的是他們的音樂才能，而非他們的宗教信仰。三月中，萊比錫的警察封鎖布商大廈的大門，阻止布魯諾·華爾特指揮早就通告的音樂會。四月12日，福特萬格勒寫了這封信給戈培爾，抗議納粹黨的反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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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帝國部長閣下：

鑑於我多年來的公眾生活和我精神上與故鄉德國音樂的緊密聯繫，我冒昧地請你關注最近發生於我們國家音樂界的某些事件。在我看來，這些事件不必然關連到復興我們國家榮耀一事——這是我們都欣然接納並感激歡迎的。

我的感受，是身為音樂家和藝術家的感受。藝術和藝術家的職責是去進行統一，而非分割。我願意承認的唯一分割線，是區別好藝術和壞藝術的。然而今天所畫的分割線，一條根據無情原理所規劃的嚴苛的線，區分了猶太人和非猶太人，無視於造成這些侵害的政治措施毫無自圓其說的理由，以至於，極端重要而決定性的區分好與壞的分割線，大致上被疏忽了。

當代的音樂界，由於世界經濟危機和廣播和其他壓力的侵蝕而飽受損害，承受不了任何進一步的試煉。音樂不是像其它生活必需品——麵包、馬鈴薯等等——可按定額配給。如果音樂會演出提供不了什麼，人們自然會走開。因此，關於音樂會品質的問題，並非理論上的，而是純粹自負盈虧的生存問題。

如果反對猶太人的行動，主要是針對那些無所依據而貧乏的演奏者，他們試圖透過庸俗和空洞的炫技等等來煽動人，那麼就是完全正當的。倘若有人反對這類人和他們所代表的精神時，不要過於極端；附帶地，也絕不能以那種精神框限他們。

然而，如果這行動是針對真正的藝術家，那就違反了我們文化生活的利益。不管在哪兒，真正的藝術家十分稀少，所以沒有任何國家可以拋棄他們的服務而不損及自己文化的。

因此必須堅決地聲明，像布魯諾·華爾特、克倫貝勒、萊茵哈特 *等人，必須准予他們繼續透過藝術表達自己。

我再度重申：讓我們的反對指向那些無所依據的、具有瑣碎化和毀滅性顛覆精神的代理人，而非針對真正的藝術家——不管我們如何看待他們的藝術，他們都是創造者並因之有助於重建和修復的工作。

我懷著這樣的精神，以德國音樂之名懇求你，不要容許事情發展到無可挽回的地步。

                                                       我永遠是閣下你最忠實的僕人
                                                                    威爾漢·福特萬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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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註：布魯諾·華爾特和奧圖·克倫培勒都在1933年離開德國，並於二戰期間留在美國；華爾特餘生都待在美國(他於1962年過世)，而克倫培勒則在1947年回到歐洲，1973年逝於蘇黎世。馬克斯·萊茵哈特與美國淵源深而久，於是在1938年從奧地利移民美國，1943年於紐約過世。  
譯註：(譯自維基百科)
馬克斯·萊茵哈特(1873-1943)出生於奧地利。他是當時的劇場和電影導演、管理者和戲劇製作人。由於他富有創意的舞台製作，被認為是20世紀早期最突出的德語劇場導演之一。1920年他藉著演出霍夫曼史塔的《每個人》創立了薩茲堡音樂節。

譯者附錄：
奧地利出生的猶太裔女攝影家Trude Fleischmann (1895 – 1990)拍的三張照片：


福特萬格勒，1923


華爾特，1925


萊茵哈特，1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