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7-02 12:52:32Katle and Joe

薩伊德:對於晚期風格的思考(二) ——蘭佩杜薩的小說《豹》


蘭佩杜薩 Tomasi di Lampedusa (1986-1957)

譯者按:
薩伊德此文總共論述了三位藝術創作者的晚期作品:貝多芬之外,還包括西西里作家蘭佩杜薩,以及希臘詩人卡瓦菲。譯者據以將譯文拆成三部分來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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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風格的明顯特色不只在於年歲增長,也包括孤立、流放和不合時代潮流的感受。而不合時代潮流正是阿多諾的同代義大利作家蘭佩杜薩的作品特色。然而,蘭佩杜薩的唯一鉅著《豹The Leopard*卻受到不屬於阿多諾的讀者群所熱愛。蘭佩杜薩無疑是晚期風格的實踐者,我認為,他對現代讀者的重要性是相當特別的。
*維斯康提據以拍成電影《浩氣蓋山河》

西西里貴族朱塞佩·托馬西 (即蘭佩杜薩,1896-1957) 直到晚年才著手撰寫《豹》。這是因為他一方面擔心也許在歐陸不受歡迎,另一面他也沒有和其他作家一較長短的想法。他的英文傳記作者 David Gilmour 懷疑推動他寫作的動機,是他感受到身為「古老貴族家係的最末代,是這家族在經濟和肉體上滅絕的最終代表」,他可能是家族中還擁有「鮮活記憶力」,並在「獨特的西西里世界」消失前,有能力重新予以喚回的最後成員。他對家道中落的過程既感興趣也深感沮喪,最明顯的徵候就是喪失了家族財產——位於Santa Margherita(小說中的地點是Donnafugata)的一棟房子以及位在 Palermo的一座宅邸。

蘭佩杜薩唯一的一本小說《豹》遭到許多出版商的拒絕,直到1958年十一月Feltrinelli公司出版後幾乎馬上成為暢銷書,此時作者已過世一年。表面上,這小說並非實驗(開創)性作品。技巧上主要的新手法在於敘事上的不連貫:一系列相當不連續但高度精雕細琢的片段群或事件組,每一則圍繞著一個日期建構起來;有的則圍繞一個事件,譬如第六章,《舞會:1862年十一月》。這一章在1963年維斯康提根據小說拍攝的電影中,或許展現出最有名而肯定最長並最為複雜的一場連續鏡頭。這技巧容許蘭佩杜薩擺脫情節的迫切需求而有一小節的敘述自由,近乎素樸的、解放他的寫作,代之以從敘事的簡單事件輻射出來的記憶和未來事件(例如,1944年盟軍登陸西西里)。

小說《豹》談的是老年西西里薩利納王子Don Fabrizio的故事。他是作者的叔公,一位卓越之士。但是他的莊園正在傾頹,同時正面著臨死亡的逼近。他是一位傑出的天文學家,他的時間都花在照應妻子、三位不知足的女兒和兩位平庸的兒子身上。而他那時髦的姪子 Tancredi是唯一得他歡心的。 Tancredi 愛上了一位爆發富商的美麗女兒Angelica。故事開始於加里波底進行統一義大利的運動期間,這時期標誌了舊貴族階級的沒落,而王子正是其中最後和最顯赫的代表。當Don Calogero 造訪王子,接受向他女兒Angelica提出的婚約時,兩位人士的交往透過誇大描述王子Fabrizio的觀點、他的衣著和剪裁、以及他對未來的省思而呈現。同時Calogero 藉此機會渲染他的過去經歷,因此在讀者眼中,看到這位不出色的地方企業家為自己捏造了家族傳統(他告訴王子,他的女兒 Angelica 是真正的 Baronessina Sedàra del Biscotto〔男爵夫人Sedàra del Biscotto〕),同時藉以籠絡王子年輕時髦的侄子。蘭佩杜薩接著考慮到Tancredi 的光明前景和薩利納財富的進一步縮水,於是,以某種亡羊補牢的方式,讓王子想起可憐的家僕Don Ciccio——他被鎖在槍械室直到婚約完成,以防Tancredi 求婚的秘密外洩。小細節大量充斥著。在他描述Tancredi及其家族的傑出和不幸之後,以王侯般的炫耀說:「所有這些不幸的結果⋯⋯就是Tancredi 的際遇。像我們這樣的人知道一些事情:也許,若無先祖輕易成功的一半幸運,像他這樣的男孩不可能顯得卓越、優雅、迷人。」這樣的段落賦予一組組事件隱喻的和如實的豐富性,也就是這一點使小說整體傳達著訊息:一個宏偉而奢華的世界,但如今卻以其難得的特權遭逢——或更精確地說,引發——面對衰老、失落和死亡的特殊悲傷。

那種對生命瀰天蓋地而來的無望感,一路籠罩著《豹》的情節發展,直到〈展望〉一章最後幾個段落才突顯出來,尤其是〈馬賽爾回到巴黎〉這一節中,適值一戰之後特別顯得滄桑無助;然而不同於普魯斯特,蘭佩杜薩並未在結尾提出救贖的藝術手法這一構想。王子最後病痛臨死時,剛從那不勒斯看專科醫生回來,筋疲力盡地躺在一間破爛的巴勒摩旅館。他的大女兒Concetta和小兒子Francesco Paola,以及心愛的Tancredi 都陪在身邊。這時正是1883年七月,王子已經73歲。小說中所透露的不含一丁點最輕微的救贖暗示,或:鼓舞馬賽爾擺脫懶散的收租者身份,轉而決心成為作家的那種藝術使命。王子Don Fabrizio清楚意識到他是最後僅存的薩利納貴族:「他孓然一身,如船難倖存者在救生艇上漂流,遭受不可控制的潮水擊打。 」他最後保有的只是一連串的記憶,但即使是這些記憶,也因他意識到自己是僅存的最終擁有者而遭到侵蝕。唯一能告慰於這陰鬱場面的是王子對大自然的科學興趣——
特別是天上的星辰——吸引他暫時脫離臨死的痛苦,而臣服於四面環繞的海洋拍打的律動。而這海洋的密使,在作者天才的靈機一動下,似乎指的是美麗但尚未提及的Angelica,她已經是典型的迷人女性。她意外而突然出現在他身邊,看來揭開了他對她壓抑的熱情,於是隨之引領他走向自然的終點。

小說處處呈現社會解體、革命失敗、以及不受影響而一仍舊貫的南方。然而小說中相當刻意的是,並未提出葛蘭西**所謂「南方問題」的解決方案。葛蘭西在1926年的著述提議,如果有辦法讓北方的無產階級和南方的農夫聯合在一起,讓這兩個地理上相隔而同是社會上受壓迫的群體加入共同的企(事)業,南方貧困的狀況即可改善。除了明顯的不利因素外,這樣做會產生希望、新方法和真正的改變;於是南方不至於是蘭佩杜薩小說中鮮明呈現的解體象徵。
** 安東尼奧·葛蘭西 是義大利共產主義思想家,也是義大利共產黨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

除了幾乎每一頁都涉及的死亡、沒落和衰老之外,顯然蘭佩杜薩從頭到尾忽略了葛蘭西的診斷和處方,但不能就此斷定小說的原始構想完全無意於減輕南方的混亂。矛盾之處在於這些晚期風格的否定作用透過全然清晰易明形式表達出來:蘭佩杜薩既非阿多諾也不是貝多芬,他們兩位的晚期風格顛覆了我們的喜悅感,主動避開任何輕易瞭解的企圖。政治上來說,蘭佩杜薩幾乎是完全反葛蘭西的:王子代表了知識上的悲觀主義和意志上的悲觀。這部小說一開始的詞句就是Pirrone神父唸唱玫瑰經的結束語——「直到我們死亡的時刻」——而這為全書定下了基石。蘭佩杜薩描述的第一個事件,是在花園發現的一具士兵屍體。然後是王子一直關心的死亡時刻;實際上在這部作品的進程中,王子的所作所為無法改變籠罩著他和他家族以及階級的衰敗和沒落。簡言之,《豹》是對於「南方問題」的南方回答,既非綜合性的,也沒有超越性和一絲絲希望。Don Fabrizio告訴Chevalley——一位來自杜林的密使,要求王子接受參議員的職位——說:「西西里人啊,

永遠不思改進,只因為他們自認完美無缺;他們的虛榮遠遠強過他們的痛苦;每一次外來者的入侵,無論是血統上的,或者對西西里人自主精神上的入侵,都晃動了他們自認完美的幻覺,而且極有可能干擾了他們自滿而無所事事的期待;由於被一打左右不同的民族蹂躪過,他們認為自己的帝國歷史賦予他們輝煌葬禮的權利。

Chevalley,你真認為自己是第一個人,希望讓西西里改變而匯流到普遍的歷史洪流中嗎?」

王子談到曾經試著改變西西里的各種勢力。「天知道他們全都變成了什麼!不管他們怎麼祈願,西西里只想酣睡;為什麼她要聽他們的?如果她本身是富有的,如果她是聰慧的,如果她是文明而有教養的,如果她是誠實的,如果所有人既崇拜又嫉妒她,如果,總歸一句話:她是完美的?」
 
不管是什麼樣的社會改革,不管承諾了什麼樣的發展和真正的改變,都被當作外來的干涉而不予考慮。(王子正在譏諷馬克思和普魯東所提倡的人類完美可能性這一主題,而他提到馬克思時,稱他作「一位德國猶太人,我忘了他名字」。)西西里無情照射的陽光、乾枯的山丘和廣闊的田野、雄偉的城堡和坍塌的防衛城蝶,在在是不可改變的事實;而標誌著西西里社會的正是這些實況,而非葛蘭西設想的政治效力。

世代不可避免地往前進步。而王子所代表的舊秩序瓦解時,社會與政治的對立隨之擴大,越來越無法以個人歷史來概括和解讀。蘭佩杜薩小說的晚期性,正是建構在發生於由個人性即將轉為集體性的變換過程中:這個時刻的架構和情節變化十分出色,但在小說中堅拒與時俱進的變化。王子沒有可承襲的兒子;他唯一精神上的繼承人是他才華出眾的侄子。對這位年輕人的機會主義和一團亂的事蹟,老人先是接納但最後終於收回了認可。「 如果我們要事物繼續原樣保存, 」Tancredi 向反對他的叔叔說,「那麼,它們必須改變。」Tancredi 非常像馬克思《霧月第18日》中描述的拿破崙侄子,其優勢來自於一個階級的剝削行為,如Tancredi岳父Calogero這樣的人:他們想和貴族階級搭上關係,以便取得權力的入場權。王子的另一位——某方面來說更為合法的——繼承人,是他刻板嚴肅的女兒Concetta,即便在半世紀後,她都不能原諒Tancredi 缺乏優雅氣質並且不尊重教會。雖然她活得比她父親和Tancredi 更久,但她既不聰慧也沒有老利奧帕德(Old Leopard 老豹,即王子/譯)那種非凡而近乎抽象難明的自尊。蘭佩杜薩對她這角色的刻畫十分嚴苛。她最愛的財產是父親的愛犬,牠死後被充填成標本,而小說結束時,她突然發現狗皮所象徵的「內在空虛」:

當屍體被掏空,玻璃眼珠以溫和的眼神注視著她,對最後清除時尚留一絲希望的遭棄之物提出譴責。幾分鐘後,Bendicò(狗名)的標本遺體被扔到院落一角,這兒每天只有清潔工到臨造訪。當牠穿越窗口的一刻,也是重新定義自己的一刻:似乎在空中飛舞著長鬚的四足動物,牠的右前足上舉發出詛咒。然後在落一小堆蒼白的塵土中,一切復歸平靜。

這瞬間,不用說立即引發了下述問題:蘭佩杜薩這兒正呈現的,究竟是什麼人或什麼樣的真實災難性毀滅。到底這是什麼樣和什麼人的歷史?凡熟知蘭佩杜薩沒有子嗣以及生活無趣這事實的人,都被迫假設這部小說在某種程度上無異於Ivan Ilich 所寫的《魂斷西西里》,後者同樣掩飾了強有力的自傳性驅動力。晚年的蘭佩杜薩創造了最後的薩利納人。蘭佩杜薩本身有教養的憂鬱特質和絕不自憐自哀的態度,杵立在小說的中心,並從20世紀綿延不斷的歷史流放出來;然後,排除了多愁善感和鄉愁,藉著令人深思的真實性和創作上不屈不撓的苦行原則,有效構作了不合時宜的晚期性狀態。而小說顯然無怨無悔的個人主義立場的窘困之境,難以在他作品中發現。這就好像蘭佩杜薩年事已高,對於作品該有的寧靜和成熟、作品的野心和得到的正式迎合,都一概無所冀求。然而作品並未否認或迴避生命的消亡;相反地,整本小說不斷回到死亡的主題,同時既嘲諷又抬高語言和形式本身,使之成為人世終局幾乎崇高的摹本。

與此同時,讀者經常會有些什麼東西無法言說或最終捉模不到的印象。例如,Calogero和王子初次見面時,粗俗而有洞察力的Calogero看出王子身上「某種趨向抽象的能力——來自他本身內在而非得自他人的——一種追求形塑生命的性格」。此處我們得到不少洞見:王子的自負、他的克制、他的講究和不貪心,尤其是「這個抽象的能力」,未曾稍減(就算最後失敗了)——這一點使Calogero印象深刻。因此這段的重點在於暗示「能力」和難以理解的內在性,是我們無論透過知識或親近王子,都無法藉著定義來獲得的。這段落表現出更顯著的晚期性效果,透過多處描述環繞晚期性的必朽和沒落,然而兩者都無法影響王子的整體性,即便他的時代已逝。

(待續)

英文原文見:Thoughts on Late Style / Edward Sa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