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4-24 13:06:11Katle and Joe

七、白色恐怖 ── 往事雜憶 ( 續 ) / 文‧周碧華


民國 40 年代台北住家後院的防空壕,我曾因故被父親關過在裡頭 (Jo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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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白色恐怖

        小六那年年底,年關近了。

       親朋好友之間互相餽贈禮物,你來我往,好不熱鬧。那個年代的人情味似乎比現在要濃些,目前的社會人與人之間淡泊多了。是不是因為高樓大廈阻隔了彼此的關懷。像最近才下檔的連續劇“光陰的故事”,就是描寫卅、四十年那時期眷村內發生的瑣瑣碎碎的故事。那種鄰里間的關心,“你家的事就是我家的事”充滿了愛心無私的情懷,令人動容。這也是每一代有每一代的特質吧。

       某一天,父親在傍晚時拿了一尾大魚,交待我送到憲兵部( 國賓飯店) 附近的一位親戚家 ( 忘了姓名 )。臨出門又叮嚀了一句“送到就回家”。

       我連跑帶走拎了魚前行,經過憲兵部時站崗的憲兵將我攔住:小朋友,這麼急,到那裡去?我有點喘又有點怯:我、我送魚給親戚。那憲兵望了望那條魚說:慢慢走,不用跑阿!

       到了親戚家,見大門口有二位穿中山裝的站立兩旁。其中一位開口問:小朋友,來送魚嗎?我點頭說是,並且強調說:爸爸要我送到就回家。

       另一人說:進去坐一回,沒有關係,不用害怕。“我真的要回家”我回說。不由我堅持,一人取走了魚,一人半推半拉地把我推進了客廳。

       哇,客廳裡老的、中的、小的全在一起。人人臉色凝重。伯伯一見我進來就面帶慍色起身向一位較年長的說:怎麼把小孩子也牽涉進來?真正豈有此理!

       那位可能是長官的年長者跟本不睬伯伯的抗議。轉而向那拿魚的說:檢查清楚。那位拿魚的將魚拿到廚房,開膛破肚將魚仔仔細徹底撿查了一番,然後向長官搖搖頭。

       我一頭霧水,呆如木雞坐在那兒,擔心晚歸定會挨罵,又害怕不知要被關到何時。這時,伯伯的母親 ( 半躺在椅上 ) 說要如廁。對了,他們之中還有一位女的成員。那長官示意要她跟隨老奶奶進廁所。我越看越糊塗。

       不知道過了多久,伯伯站起來向長官說要打電話,長官許可。這時我聽到父親的聲音從大門口傳來,他進到室內一見到我就向長官開罵。而我呢,彷彿隔了一世紀似地,一見到老爸,再也忍不住哭了出來。

       不一回兒有汽車聲停在門口。我看到大姨媽 ( 姨父黃伯度那時好像任顧間之類 ) 氣沖沖的進來。那位長官一見到大姨媽好像矮了一截,任由大姨媽責問怒罵,他唯唯諾諾不敢回話。奇怪的是,不一回兒全撤了。

       後來聽父親向母親說了才知端倪。原來那位奶奶患了氣喘病,需要長期服用嗎啡,而嗎啡在當時是管制品,嚴禁買賣。不知道是誰報案說這一家使用禁藥,調查局接報馬上派員來搜查,在威權統治下誰敢反抗。

       據說奶奶二天後去逝。大姨媽說要是事發當時去世,非得要他們好看,又說:死的不是時侯。

        這算不算是白色恐怖?申請國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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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電視還末啟用前,家家戶戶都是依賴一台收音機打發休閒時間。夏日夜晚,我們一群不愛坐在收音機旁的大、小孩子們就端了板凳圍坐在巷尾昤聽關林哥、阿明哥、大元哥 ( 假日時才來 ) 講鬼故事。

       阿明哥最會講,繪聲繪影地連帶音響動作,把大家嚇得半死。以前巷子的路燈只有巷口、尾各一箋,亮度又不夠。在巷子中間有一大戶人家,園子裡高大的樹木被風一吹,嗦嗦颯颯,令人毛骨悚然全身發冷。偏偏在最緊張的時刻,關林哥叫我去巷口買東西。我既害怕又要面子,表示膽大,我拿了錢就走。走到中間暗暗的那一段時就拔腿狂奔,一面張口大聲唱:“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壯膽。

       時光流水,關林哥英年早逝 (註)。而我等亦白了少年頭。珍惜巳經擁有的幸福,而更多的關懷與祝福希望彼此分享。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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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哥  周關林 / 攝於民國 40 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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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中弟補註:)

堂哥 周關林,民國18年生,逝於民國64年,享年 46 歲。

從小我們叫他關林阿哥,當大哥看待,常帶著我們玩,是我們家的孩子王。在上海讀高中時,是踢足球的校隊之一 ( 我日後對足球的一點點興趣,就是他種下的果吧。) 年輕時風流倜儻,頗有才華,並善手藝。記得小時候的元宵節,應當是民國 40 年兔年吧,曾製作一個帶輪子的兔子燈籠給我,並陪著十分得意的我拖著燈籠上街遊行 ( 似乎不久就傾倒燒毀 )。此外,他也喜歡攝影,許多童年的相片,應當出自他的手中。他是我童年的偶像。

記得考大學前,我住豐原。在軍中的哥哥介紹台北的朋友,藝專畢業在廣告公司任職的郭承丰給我考前美術指導。此時的台北對我來說,變得滄海桑田人生地不熟,還是關林哥陪著我去的。剛上大學的頭一個月,住在堂哥在西門町的旅館間和他共擠一室。那時出入巷口,常被一些皮條客騷擾。

記憶中,堂哥曾在晚上帶我到當年台北賓館的草坪上,喝飲料聽歌。對我來說,是十分高級的西式享受。他還請過我在當年的新生戲院看過一部驚心動魄的電影,對剛脫離高中生活的我無異於當頭棒喝。片名已忘,是一部講搖滾歌手的發跡和沒落,影射極權政治與商業操控的電影。

現在想來,堂哥想一心拉近彼此的距離,無奈生活環境的差異;一個是方入大學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學子,一個則已過而立之年在西門町龍蛇雜處之地、任職舞廳經理孜孜為生、心情微近中年男人;雖然日後仍有共同居住在一起的機會,但似難回復童年無邪融洽的關係。加以我等侄輩成年成家後,各自為事業家庭忙碌打拼,於是與堂哥的關係漸行漸遠,直到傳來堂哥病危的消息( Joe )


 

關林哥與我 / 民國 39 年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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