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法治，談法治，法治是我們台灣社會的下一步社會改革工程也，但談到法治，很容易就會讓人連想到春秋戰國時代的法家，以嚴刑峻罰治理國家，在亂世用重典以防社會作亂，也許這樣說中國古代的法家，有失之正確之嫌，但那時號稱為施行法家的國度，也大概就是這樣子，都是重刑重法，故法家給人觀感一直是很不好，或許這也是我們對法家之主張有些誤解之處，而在當年的法家之說，也只能用在帝王統治的社會，一切只是為帝王一己一家之私，為維護其既得之利益，乃以法家為名，行殘暴之統治，法家之主張也就因為這樣而被污名化，讓很多歷代幾乎所有的帝王皆獨尊儒術，完全屏棄法家的思想，即使是到現在我們這個時代，在西元2009年，社會也已經自由民主化了，「法」依然是很難讓人接受的事情，最好是不要跟「法」扯上關係，不然就會變成時運不好「官司纏身」，而我們的社會也就理所當然變成一個「情‧理‧法」的社會，先講人情，然後才講道理，最後最後萬不得已才是依「法」論之，由此可見，在我們的社會法律是最不受重視的事情，所以，我們的法律也常因為這樣而被踩在腳下，簡單地說，我們現在根本就是一個「人治」的社會，要論「法治」，恐連開始都還沒開始呢！

其實一個社會的「法治」應該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就是有一些條文，規定那些事不能做，或者那些事可以做，萬一違法了，看是有那些該負的罰責，是要罰錢呢，還是抓去坐牢，或者只是警告，也有罰勞動服務的，在有些社會還有鞭刑之類的，但不管怎樣，法治有一些基本的精神，法條要寫得很「清楚」，不可有模稜兩可之處，好像可以又好像不可以，而其罰責也是要清楚寫下來，若沒有寫罰則，應該是代表不用罰的意思，不能說事先都沒有寫罰則，然後才來說違法的人要負什麼刑責，這就有違背法治的精神，故，法治也是要「事先」說好，不能說「事後」才來說要怎樣又要怎樣，因此，立法機關要有「先見之明」，不能像我們的立法院之怠慢，很多都嘛「後知後覺的」，然後司法機關檢警調才來引用一些「莫名其妙」的法條辦案，就隨便司法掌權者怎麼說就是了，扁案如此，阿現在的李慶安委員的案子，什麼犯了詐欺，真的是什麼跟什麼，你中華民國這些執法人員，為何不去翻翻國籍法，上面只寫擁有雙重國籍者不能當公職，但也沒罰則，不是嗎？怪就要怪當年我們的國籍法是怎麼訂的，而現在才來隨便用偽造文書詐欺起訴，再來就看審理的法官是不是也頭殼不清楚，又要違法判案了！

說台灣的法治，論台灣的法治，就是要從1949年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開始論說，在威權的統治之下，法律乃統治者所御用，為方便其統治行事，法律的運用可說是相當的純妙，法律的設定可說是嚴厲之極，法條之多也是世之罕見，但其「妙用」之處在於，立法從嚴，執法從寬，立法從嚴，則幾乎大家都很容易犯法，統治者也希望大家多多犯法，但統治者會網開一面，睜一眼閉一眼，這就是執法從寬，那天有誰不聽話，那就可有「把柄」治之，依法查帳，所以，大部份的人都很乖，民不與官鬥，而今台灣社會雖然已經不是威權統治，但在法治上，很多，或者說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法律還是用威權時代所定的法律，所以，在我們台灣社會生活，其實是很容易犯法的，尤其是想做事的人，包括那些政客們，而今日那些司法檢警調又必需依法辦事，若要認真論之，大概誰也都難倖免。

李慶安委員的事，具雙重國籍而任公職，應該也不是唯一，何獨只辦李委員，就好像扁案，你說那個政客不搞錢，又為何只辦陳總統，更何況總統職權之行使乃受憲法之豁免權保障，這就是我們台灣現在的「法治」狀況，無法「法治」也，法律訂得亂七八糟的，然後就隨著掌權者怎麼解釋都可以，判總統貪污，起訴立法委員偽造文書，詐欺，諸如此類的，看倌，就別以為我們一般人，可免於台灣「法治」這些無理之迫害，動不動可能就會違法，只是有沒有被注意到而已，而台灣的法律，對於那些真的幹「壞」事的，則又很容易逍遙法外，想要繩之以法，則又於法無據，真的不知該怎麼辦才好？我們也有水土保持法，但濫墾濫伐，不該開發的山坡地還不是照樣開發，到底是誰核發的建照呢？法治，對台灣社會而言，應該是再100年以後的事吧！立法，法治，真的沒那麼簡單，也許我們的社會是一時間學不來的，就再等100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