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名字和底色

    每一篇小說的開始，我們必須確認的，就是角色的名字，或者是沒有名字。刻意抹去名字的小說通常帶有一種創作意圖，有時試圖抹消文本和讀者的距離，有時揭露的是集體的共振；當小說賦與角色一個名字時，我們就握有一種特權，想像角色背景、猜測社會氛圍，或者是感覺一種雙聲疊影的底色，為故事塗抹出多層次的折射，每一種曲折都多了些虛虛實實的可能。

    看到《日間演奏會散場時》裡的名字，「蒔野聰史」和「小峰洋子」，在充滿音樂氛圍的藝術場域初相識，你會想到小野洋子嗎？

    「小野」多出了一點點曲折起伏，慢慢變成「小峰」；「野」這個原始精神，移植到蒔野(まきの )這個姓，「蒔」就是種植，用一生繾綣反覆，成為一道又一道生命的光與影、失落與圓滿的旋舞，到最後還不知道能不能拼出答案？聰不聰明都無所謂，一場永無止盡的追尋，成為宿命。直到蒔野聰史即將失去現場演奏能力的失速懸崖邊緣，最後在「艾比路錄音室」錄製橫跨古典和通俗介面的CD時，你還可能沒想到小野洋子嗎？

    艾比路錄音室（Abbey Road Studios）的建築物，建於1831年，走過百年滄桑，直到1931年11月被英國唱片公司EMI購入，用作錄音室和音樂家休息的場所，曾是披頭四、平克.佛洛依德等眾多世界搖滾殿堂級樂隊的專輯錄音地，出產了大量世界搖滾音樂史中的經典作品；1969年，披頭四發行了專輯《Abbey Road》，專輯名稱和封面直接源於錄音室所在小路，錄音室也因此正式改為現在所使用的名稱。  就這樣，我們怎麼可能不會聯想到小野洋子和約翰藍儂呢？

    約翰藍儂比小野洋子小八歲，在倫敦印地卡畫廊相遇，約她到錄音間錄製自己的歌，取名〈Two Virgins〉，仿如兩枚處子在相遇後才看到彼此的燦亮，結婚後，他自動改名約翰.小野.藍儂，蜜月旅行時發起「bed peace」運動，堅持反戰，永遠在抗議這個太無聊的世界，她是他的天堂。John把注意力全部擺在洋子身上，導致披頭迷都認為是她導致披頭四解散。婚後不到十年，約翰藍儂在自家門口遇槍殺，也是同一天，滾石雜誌首席攝影師拍下裸身的約翰藍儂如初生赤子，環抱散髮的小野洋子，宛如付出自己的全部，這就是他們最後的「愛的強悍」，讓我們藉以相信，我們有能力，和時間對決，藍儂走後 37 年，喜愛變化的洋子不曾離開和藍儂在曼哈頓的房，不曾更換擺設，不曾移開壁櫥裡藍儂的衣裳，只要記憶還在，他隨時能夠回家。

    然後，我們從小野洋子和約翰藍儂的真實，回到《日間演奏會散場時》的虛構時，就會為小說上了一層底色。小峰洋子比蒔野聰史大而不顯老，是唯一可以了解他所有沒說出來的話、引出他內在的真誠渴望，並且從高中第一場演奏會就一路看著他成長壯大成現在這個樣子；蒔野聰史跟著小峰洋子，糾纏在戰地裡企求和平，為逃離戰火的難民傾心製作通俗音樂，從自己的音樂天份中理解愛與救贖的簡單美好；他們都因為遇見彼此而看見驚心動魄的未來，但也在乎彼此而失去了面對現在的能力，甚至以一種近於摧毀的破壞力，瓦解了從過去一直延續在他們身邊的既定秩序，小峰洋子一如小野洋子之於約翰藍儂，她是蒔野聰史的天堂，只是，天堂多半只是一種夢想。

    有時候，我們預先為小說鋪墊的底色，也許是後設的文本，也許是新聞和生活瞬間的切片，更大部分的比例，是我們在真實人生裡點點滴滴的回溫，包裹在虛構的安全網裡，得到自由，無從設限地擴張滲透。
                                              2.   主題和逆轉

    平凡的我們，以為自己可以繼續在既定的秩序裡，安安靜靜地度過每一天。其實，真實生活裡的每一個碎片，都不用理會規則，所以才會有這麼多不可思議的瘋狂脫序，以及根本沒有任何道理可講的命運分岔，無論我們有沒有聯想到小野洋子和約翰藍儂，《日間演奏會散場時》裡的小峰洋子和蒔野聰史，仍得遵照著性格的必然和命運的前後牽繫，比我們的愛、我們的記憶、我們反覆迴旋的傷痛和陷溺，還要更穩定地往前走，所以，每一篇小說才能表現出清楚的主題。

    小峰洋子和蒔野聰史初相遇的時間辯證，是全書最強烈的主題。人總是死心塌地認為，能夠改變的只有未來，實際上，未來經常在改變過去，可以說被改變，也可以說是自行改變，所謂「過去」，就是這樣纖弱、易感，「現在」這個瞬間，將來回頭看，也會非常纖弱、易感。

    他們相遇、相知，短短的三次相見，像「日間演奏會」散場時還盪漾在身體裡的細緻、出離、幾乎靠近神性的震顫，這樣起伏糾纏了一輩子，直到最後知道真相時，除了嘆一口氣，遙想著也許當時還可以做得更多，又能怎樣呢？平凡的日子不是聚焦完美的演奏會，終將拖沓黏糊地不斷不斷往前走。

    現在的理解、未來的轉彎，都在改變過去。就好像洋子母親帶著長崎倖存者的恐慌和負罪，領著洋子，漂流在失根的語系和遙遠的歐西，自以為堅強獨立而其實內在空洞、自認為世界公民而其實只能望鄉惆悵。南斯拉夫長期的崩裂和痛楚，成為世界寓言般的濃稠底色。直到最後，小峰洋子知道真相，父親在恐攻威脅中，因為愛而離開他們母女，停下創作，在惶疑恐慌中深深想念九年，她流下淚水、漾起微笑，現在才能說沒有錯，現在這個瞬間，改變了過去，仿如和蒔野的邂逅、深愛和疼痛，都是為了此刻說出這句話。

    這種漂流在不確定時間的回憶和傷痛、詮釋和修正，像音樂，音聲微微，細緻而無從複製，每一個小小的皺摺都傳遞著不同的溫度和光澤，讀起來非常動人。但也因為這些充滿滲透力的感悟，必須建立在毫無保留的純愛和無從迴轉的決裂，所以，「逆轉」的設計，必須成為一種穩固的支點，才能扛起所有時間的輕蔑和情緒的負擔。

    回到《日間演奏會散場時》的衝突，大雷雨中恩師重病，讓始終扮演破壞角色的第三者，找到機會替蒔野聰史發出造假的分手信，看起來有點老梗。好不容易蒔野聰史在手機完成解釋信後，又非常不自然地交給破壞者，方便製造出「刪除」的逆轉點，讓深摯的愛情就這樣交錯後各自走向悖離的方向，這就顯得太薄弱了，有點像1980年蕭麗紅非常精彩的《千江有水千江月》，在貞觀的小世界裡，大信的一點波瀾就能翻江倒海，一封「我很遺憾，竟然如此」的短信，就埋葬了這段感情，做為「逆轉」支點，力量不夠穩固。

    我們重新設想，如果就在信寫到最後時，恩師的病危通知響起，蒔野聰史匆匆趕往病房，助理拾起手機刪除，再用一雙安穩的手，淡淡撫慰著這個她愛得這麼深的男人：「別擔心，信寄出去了。」這些意外出現的混亂，填飽了逆轉支點，才足以撐持劇情轉彎的力量。

    「主題」和「逆轉」，常常是一篇小說能不能禁得起檢視的關鍵。無論是小說的閱讀和創作，我們都是為了在真實人生找到一點點光焰和溫度，認真讀者、寫著，對所有命運的衝突和變化，保持敏感，合情合理地為「逆轉」布局和詮釋，才能在真誠觸動中引出原來並不是那麼確定的體悟，才能精確通往小說的「主題」，不一定是積極、正向、陽光嫵媚，有時候，惆悵、無解、陰晴難測，更靠近人生的真相，我們也在這一點點、一點點的揭露和理解中，在真實的生活中找到同理縫隙，用寬容和同情，接納一切的不圓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