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8.10 中國時報
決定台灣命運的兩種政治觀
◎江宜樺


呂副總統批評阿妹為了到北京演唱，而不顧台灣人民的尊嚴與安全。阿妹委屈地說「政治是大人的事」，不該由她負責；呂副總統則再加一句「人怎麼可能沒有政治意識？」並告訴大家「政治是你不去找它，它一樣管你」。這些對話具體而微地點出了目前人們對「政治」的瞭解，也顯示了當前台灣政治局勢困境之所在，值得我們深思。

「政治」當然不只是孫中山所說的「管理眾人之事」。如果容許我們粗略地說，現代人對「政治」的瞭解主要可區分為兩種：一種是「決斷論的政治觀」，主張政治是「區辨敵友之事」，其代表人物為納粹德國的著名法學家卡爾．許密特。另一種是「多元論的政治觀」，認為政治是「諸多價值的衝突與協調」，其代表人物包括美國的自由主義哲學家羅爾斯，以及英國的多元主義者葛雷等等。

「決斷論的政治觀」認為政治的獨特性，在於提供一種區辨敵人與朋友何在的判準。就像在道德領域我們會區分善與惡、在美學領域區分美與醜、在經濟領域區分獲利與賠本，同樣地，在政治領域我們必須區分敵與友。所謂敵人，並不一定是道德上的惡人或經濟上的競爭者，而是「另類、他者」。敵人在極端的情況下，會與我們發生衝突，威脅我們的存在。因此，政治的意義就是要及早認清敵人，抵制之或消滅之。而這個界定「誰是敵人」的工作，許密特認為應該交付給主權者。主權者創造秩序、擁有權威，能夠在法律規範所不及的例外狀況下，替整個政治共同體決定敵人何在，並採取行動。這是為什麼我們稱之為「決斷論」的原因。

與「決斷論」相對的政治觀是「多元論的政治觀」。多元論者認為人類世界原本存在多元的價值、信仰與制度，這種多元性不僅無法根絕，而且具有正面積極的意義。政治活動必須承認這種多元價值並存的現象，並且盡一切力量保存或增進之。至於多元價值所引起的衝突該如何處理？有的多元論者相信人類共通的理性足以引導人們找出建立秩序的共識，有的則認為永恆穩定的共識不可期待，但人們仍應以和平共存為念。無論是那一種多元論者，都不同意賦予主權者憑其意志決斷敵友的權利。對他們來說，政治應該是以彼此認可的方式建立規範，同時又確保最大異質性的過程。

讀者不難發現，近年來台灣政界人物的言行，處處反映出決斷論政治觀的色彩。「敵友之分」不只表現在國家認同問題上，也表現在執政黨意圖「割喉」終結反對黨的策略、表現在政府用人先問藍綠立場、表現在反對黨否定政府正當性、同時也表現在社會大眾對外勞及外籍配偶的心態之上。我們似乎越來越習慣把那些「異己者、陌生人」當成是敵人，認定他們總有一天會出賣國家、勾結政敵、搶走工作機會或敗壞民族血統。雖然在口頭上，人人都會高唱尊重多元差異、強調自己如何慈悲寬容，但這些都是修辭，許多人骨子裏仍然視他人為敵，以誓不兩立、斬草除根的意志在進行「政治」的鬥爭。

決斷論的政治觀自有其存在的道理，不是我們一廂情願想要避免就能避免。但是許密特說過這種敵友之辨，乃是屬於極端例外的情境；而我們的政界人物卻很喜歡強調台灣已經進入這種例外情境，呂副總統的「準戰爭狀態」是一個例子，陳總統及游院長在三二○公投前，為了合法化防禦性公投之啟動，不斷強調我國主權瀕臨被改變之危機，則是另外一個例子。由於正常與例外情境之判定繫於主權者的意志，而誰是敵人誰是朋友的認定也在於主權者的權威，因此一般公民根本無從質疑執政者的決斷或是對抗執政者要求團結的命令。這是決斷論政治觀令人擔心的地方。

多元論的政治觀在理論上不像決斷論那麼吸引人，但是它對政治秩序的設想卻是正確而且負責的。如果我們真的接受多元論的說法，就不會急於「界定敵友、消滅敵人」，而是會把所有不同於己的政治立場、宗教信仰、學術流派、生活方式等皆視為值得尊重的對象。像阿妹這種「只想唱歌、不想管政治」的人，當然也在多元寬容之列。我們會相信多元並存的現象乃是人性自然發展的結果，而且這種多元性將有助於每一種立場的持有者反省自身信仰的得失，從而促進社會的開放與進步。

以國人所關心的國家認同問題而言，許多抱持「決斷論政治觀」的人都認為此事絕無妥協餘地，必須將某種認同推廣到極致，使全國百姓具備同一種國家認同為止。但是如果宗教信仰、階級意識等與個人生命息息相關的事情，猶且無法強求同一，那麼政治信念、國家認同這種東西又怎麼可能冀望全體一致？筆者日前參與某個民調研究，其結果顯示絕大部分的民眾並不認為國家認同是他身分認同中最重要的一項，同時有超過六成的人認為「中國人／台灣人」認同不是重要的問題，有將近四成的人認為統獨問題不必要求大家看法一致。如此看來，那些巴望全國人民國家認同一致的人，除了狠心消滅半數同胞之外，大概是無法如願的。

那些整天以中共威脅為理由，要求我們團結一心、服從政府領導、不可反對巨額軍購的政客，請容我們提醒：過去威權時期舊政府也是這麼對付異議分子的，但是他們的下場，應該可以作為今日執政者的警惕。

（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