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2-12 03:14:00fianse
gossip：我們一定可以做點什麼。
原寫於2003年10月30日
「老師，上次你不是說…？」好學的學生詢問我一個經濟學的基本概念，顯然的，小郭老師錯的糊塗。我看著他：「老師說錯了，真的很抱歉。」
過兩天，小郭老師在課堂表揚這位學生，謝謝他的追根究底，讓我有機會發現自己的教學疏失，於是我當著全班同學的面說：「有你這麼認真的學生，老師才有成長的空間。」然後重新把那個觀念仔細陳述一遍。
當然做為一位公民老師，我真是心虛的很。公民科的教學範圍涵蓋這麼廣：經濟、政治、法律、社會、文化，這些學科那一門不是博大精深？而公民德性的陶冶，不管其他人如何看待教育責任的歸屬，我覺得身為一位公民老師責無旁貸！
就這樣，一方面我儘量地充實自己的學科知識，另方面則是小心翼翼地經營師生關係。
比如，小郭老師身為教師的第一條誡律是：永遠不可以動粗。漸漸地這條誡律還包含了言語上的、情緒上的粗暴都不能使用。
只是有幾次我走進常規較差的班級上課時，事後，我總會認真地思考，這條誡律由何而來？然後嚇得自己一身冷汗。因為我要教他們德性、文明人的處事方式，而德性的教育如何強迫？我只能用自己的堅持與話語，試著傳遞一些發自我內心深處的真誠感悟給另一個較年輕的生命。這樣的過程讓自己驚豔，我不預設立場，用了一些簡單的諮商技巧，請一、兩位比較有個性的學生下課來找我談話，沒想到就對他深深地產生影響。
試著就事論事，不要傷害學生的人格或尊嚴，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但是我不斷和學生互動當中，又發現自己的嘴巴經常很壞、很苛刻，常忍不住藉機損人！
我有這麼美好的一面，卻同時有那麼可惡的特質。而這都是我。
只是公民教學這條路，自己漸漸地有了這樣小小的體會：對於讓世界更為美好這件事，我一定可以做點什麼。
下午在課堂上有位資優生作弄一位有學習障礙的學生，我放下手上的粉筆，很嚴肅地用眼神巡視全班，試著說點話：「我們這個社會之所以可貴，是因為我們願意尊重所有的個體，而不管他的聰明才智、他的職業、他的種種一切，因為我們相信，沒有人有資格輕易論斷我的人格，所以我們也應該知道我們同樣沒有資格去傷害另外一個人的人格，如果我們不懂得尊重別人或者只因為他外在的某些行為和我們不一樣，就誤以為我們相對於他，更有資格去輕視他或傷害他，那麼」我停住了接下來的話，因為我知道我氣的不得了，所以應該冷靜選擇用語或者閉嘴！
我的嚴肅似乎收到了效果，班上的許多男生頗有悔意。因為他們未曾看見小郭老師這麼嚴肅！平常時候，他們遇到我可是會和我哈啦的，有的還叫我小郭！
我很高興最後一句話，我閉了嘴。因為絕不會是什麼好話，於是我再度拿起粉筆；也很開心，剛剛那場訓話，沒有損傷同學的上課興緻，師生之間依然互相調侃、互相辯論地直到下課。
對了，我的第二條誡律是學生的問題永遠比正課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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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0.30 中國時報
台灣人都該學習搶救自己的生活
中時社論
單親媽媽帶著遲緩兒跳樓雙亡，在用力把九歲的兒子往樓下推的時候，這位母親的心裡想的是什麼？縱身一跳，為孩子、更為自己解脫？親友事後都說，單親媽媽離婚後，本來就有憂鬱症傾向，帶著一個學習有些困難的孩子，加上自己開的店生意也不好，所以死亡，並非那麼不可預期；這位單親媽媽，三十九歲。
也是跳樓，一位台大學生留書提醒親人、好友「千萬要幸福喔！」然後執意死去；在跳下樓的那一刻，他是否想過，承受他驟死之痛的人，該如何幸福下去？老師說：「我們還來不及認識他，他就走了」，問題是，誰能真正認識誰可以在最幽黯的時刻，拉住一個狂亂的靈魂？也許許多人連自己都認識不了；這個大學生，今年十九歲。
同樣教人不捨、不甘與不解的故事還在不停地發生著：久病纏身的七十八歲老婦也選擇了跳樓；因為人際關係不好，一位師大女生上吊；女子刷爆信用卡，燒炭身亡；二十八歲的失業男子臥倒在捷運的軌道上，三個小時內，二十多班列車輾過……沒有年齡之別，沒有性別之分，自殺，已經是台灣的十大死因之一，成了一個值得重視的重大公共衛生議題。
因為主客觀情況的不同，不同地區的人會選擇不同的自殺方式，這些方式的背後似乎也反映出值得思考的社會問題。美國六○％的自殺者死於槍械；九○年代全世界的自殺人口中，四○％來自中國，其中大部分是中國農民，他們多半選擇隨手可得的農藥；台灣管制槍砲彈藥，自殺者也多半不在農村，都會裡的自殺者選擇孤獨地登上高樓，然後，在蒼茫的風裡，寂寞地消逝。他們縱身躍下的身影，難道不是某種控訴與對抗？樓頂上，企圖自殺的人將會感受到反差巨大的城市風貌：樓底下，是繁華的都會，樓層裡，卻只有疏離與遙遠的人心──他該如何在這麼矛盾的感受中取得平衡？也許，用力把自己拋擲出去，丟入茫茫之界，是他自以為有效的解決之道。
自殺的原因很複雜，有個人先天的氣質與遺傳傾向，精神疾病加上急性的壓力等，當然也有人以自殺反襯自身存在性的崇高，讓自殺成為一種想像中的英雄壯舉，總之，這種違反生物求生本能的舉措，多少是一種失衡。無論是哪一種失衡，對現今的世界來說，人倫系譜／群我關係失去了強而有力的連繫，恐怕正是問題的核心：我們在城市裡遷徙，沒有了左鄰與右舍；我們在工作中遷徙，沒有人可以告訴你公司明天還在不在；我們在愛情裡遷徙，沒有人敢帶著天長地久的期盼進入親密關係；我們在親子關係裡遷徙，在友情裡遷徙……不斷地移動、不停止的漂泊、不能安定的心；要在這樣的晃盪狀態下行走人間，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糟的是，這個社會裡的確有不少人還非要讓人不能好好活下去。
例如，距離總統大選愈來愈近，據說陸陸續續有多個政論節目要開播，有些節目的宗旨很簡單：「找不同陣營的人，就在節目吵開來，吵得愈兇愈好」，愈吵，收視率愈高，製作單位可以說台灣人本來就愛吵，做出這樣的節目，不過是順乎民情，後果如何，不關他們的事，他們說的，某個程度也許是對的，但孔子也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看到節節上升的憂鬱指數、自殺人數，難道這些倚靠製造對立、互相傷害來創造自己利益的人，就沒有一點點罪惡感？難道，他們就沒有別的營生管道，非要做這樣挑釁的事？同樣的，政客們，午夜夢迴，就沒有想過自己說的話，做的事，會留給台灣社會怎樣的心靈負債？末了，這些債務還不是要大家一起點滴償還？包括他們的子女，他們所摯愛的人也同樣要承受。
這個社會裡愈有資源的人就愈想便宜行事，愈相信自己理所當然該得到更多；朱安雄的妻女是否清楚他們在控訴什麼？政治鬥爭也許會造成委屈，但台灣卻並沒有欠他們什麼，他們吵到令人既煩且怒；台灣的阢隉氣息就因為類似張牙舞爪的人太多了，多到讓許多被迫浸泡在這種氛圍裡的小老百姓們實在看不到未來，於是，從灰心到了冷漠，從冷漠到了放棄。
但是，我們能拿這些人怎麼辦？別氣餒，我們一定可以做點什麼──在覺得無力與無奈之前，我們也許該先學著自救，學著自己決定自己靈魂的規格。搶救生命要先搶救生活，搶救生活要先搶救生活圈：就從自己、身邊的人開始建立穩定的、堅牢的小社群──家人、情人、親子、社區、朋友一起共勉：我們要關掉call-in，不要激情，把吵架的精力保留給我們所愛的人；我們彼此間要互道平安，互相問候，在每一天、在每一個我想起你的時刻。
「老師，上次你不是說…？」好學的學生詢問我一個經濟學的基本概念，顯然的，小郭老師錯的糊塗。我看著他：「老師說錯了，真的很抱歉。」
過兩天，小郭老師在課堂表揚這位學生，謝謝他的追根究底，讓我有機會發現自己的教學疏失，於是我當著全班同學的面說：「有你這麼認真的學生，老師才有成長的空間。」然後重新把那個觀念仔細陳述一遍。
當然做為一位公民老師，我真是心虛的很。公民科的教學範圍涵蓋這麼廣：經濟、政治、法律、社會、文化，這些學科那一門不是博大精深？而公民德性的陶冶，不管其他人如何看待教育責任的歸屬，我覺得身為一位公民老師責無旁貸！
就這樣，一方面我儘量地充實自己的學科知識，另方面則是小心翼翼地經營師生關係。
比如，小郭老師身為教師的第一條誡律是：永遠不可以動粗。漸漸地這條誡律還包含了言語上的、情緒上的粗暴都不能使用。
只是有幾次我走進常規較差的班級上課時，事後，我總會認真地思考，這條誡律由何而來？然後嚇得自己一身冷汗。因為我要教他們德性、文明人的處事方式，而德性的教育如何強迫？我只能用自己的堅持與話語，試著傳遞一些發自我內心深處的真誠感悟給另一個較年輕的生命。這樣的過程讓自己驚豔，我不預設立場，用了一些簡單的諮商技巧，請一、兩位比較有個性的學生下課來找我談話，沒想到就對他深深地產生影響。
試著就事論事，不要傷害學生的人格或尊嚴，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但是我不斷和學生互動當中，又發現自己的嘴巴經常很壞、很苛刻，常忍不住藉機損人！
我有這麼美好的一面，卻同時有那麼可惡的特質。而這都是我。
只是公民教學這條路，自己漸漸地有了這樣小小的體會：對於讓世界更為美好這件事，我一定可以做點什麼。
下午在課堂上有位資優生作弄一位有學習障礙的學生，我放下手上的粉筆，很嚴肅地用眼神巡視全班，試著說點話：「我們這個社會之所以可貴，是因為我們願意尊重所有的個體，而不管他的聰明才智、他的職業、他的種種一切，因為我們相信，沒有人有資格輕易論斷我的人格，所以我們也應該知道我們同樣沒有資格去傷害另外一個人的人格，如果我們不懂得尊重別人或者只因為他外在的某些行為和我們不一樣，就誤以為我們相對於他，更有資格去輕視他或傷害他，那麼」我停住了接下來的話，因為我知道我氣的不得了，所以應該冷靜選擇用語或者閉嘴！
我的嚴肅似乎收到了效果，班上的許多男生頗有悔意。因為他們未曾看見小郭老師這麼嚴肅！平常時候，他們遇到我可是會和我哈啦的，有的還叫我小郭！
我很高興最後一句話，我閉了嘴。因為絕不會是什麼好話，於是我再度拿起粉筆；也很開心，剛剛那場訓話，沒有損傷同學的上課興緻，師生之間依然互相調侃、互相辯論地直到下課。
對了，我的第二條誡律是學生的問題永遠比正課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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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0.30 中國時報
台灣人都該學習搶救自己的生活
中時社論
單親媽媽帶著遲緩兒跳樓雙亡，在用力把九歲的兒子往樓下推的時候，這位母親的心裡想的是什麼？縱身一跳，為孩子、更為自己解脫？親友事後都說，單親媽媽離婚後，本來就有憂鬱症傾向，帶著一個學習有些困難的孩子，加上自己開的店生意也不好，所以死亡，並非那麼不可預期；這位單親媽媽，三十九歲。
也是跳樓，一位台大學生留書提醒親人、好友「千萬要幸福喔！」然後執意死去；在跳下樓的那一刻，他是否想過，承受他驟死之痛的人，該如何幸福下去？老師說：「我們還來不及認識他，他就走了」，問題是，誰能真正認識誰可以在最幽黯的時刻，拉住一個狂亂的靈魂？也許許多人連自己都認識不了；這個大學生，今年十九歲。
同樣教人不捨、不甘與不解的故事還在不停地發生著：久病纏身的七十八歲老婦也選擇了跳樓；因為人際關係不好，一位師大女生上吊；女子刷爆信用卡，燒炭身亡；二十八歲的失業男子臥倒在捷運的軌道上，三個小時內，二十多班列車輾過……沒有年齡之別，沒有性別之分，自殺，已經是台灣的十大死因之一，成了一個值得重視的重大公共衛生議題。
因為主客觀情況的不同，不同地區的人會選擇不同的自殺方式，這些方式的背後似乎也反映出值得思考的社會問題。美國六○％的自殺者死於槍械；九○年代全世界的自殺人口中，四○％來自中國，其中大部分是中國農民，他們多半選擇隨手可得的農藥；台灣管制槍砲彈藥，自殺者也多半不在農村，都會裡的自殺者選擇孤獨地登上高樓，然後，在蒼茫的風裡，寂寞地消逝。他們縱身躍下的身影，難道不是某種控訴與對抗？樓頂上，企圖自殺的人將會感受到反差巨大的城市風貌：樓底下，是繁華的都會，樓層裡，卻只有疏離與遙遠的人心──他該如何在這麼矛盾的感受中取得平衡？也許，用力把自己拋擲出去，丟入茫茫之界，是他自以為有效的解決之道。
自殺的原因很複雜，有個人先天的氣質與遺傳傾向，精神疾病加上急性的壓力等，當然也有人以自殺反襯自身存在性的崇高，讓自殺成為一種想像中的英雄壯舉，總之，這種違反生物求生本能的舉措，多少是一種失衡。無論是哪一種失衡，對現今的世界來說，人倫系譜／群我關係失去了強而有力的連繫，恐怕正是問題的核心：我們在城市裡遷徙，沒有了左鄰與右舍；我們在工作中遷徙，沒有人可以告訴你公司明天還在不在；我們在愛情裡遷徙，沒有人敢帶著天長地久的期盼進入親密關係；我們在親子關係裡遷徙，在友情裡遷徙……不斷地移動、不停止的漂泊、不能安定的心；要在這樣的晃盪狀態下行走人間，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糟的是，這個社會裡的確有不少人還非要讓人不能好好活下去。
例如，距離總統大選愈來愈近，據說陸陸續續有多個政論節目要開播，有些節目的宗旨很簡單：「找不同陣營的人，就在節目吵開來，吵得愈兇愈好」，愈吵，收視率愈高，製作單位可以說台灣人本來就愛吵，做出這樣的節目，不過是順乎民情，後果如何，不關他們的事，他們說的，某個程度也許是對的，但孔子也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看到節節上升的憂鬱指數、自殺人數，難道這些倚靠製造對立、互相傷害來創造自己利益的人，就沒有一點點罪惡感？難道，他們就沒有別的營生管道，非要做這樣挑釁的事？同樣的，政客們，午夜夢迴，就沒有想過自己說的話，做的事，會留給台灣社會怎樣的心靈負債？末了，這些債務還不是要大家一起點滴償還？包括他們的子女，他們所摯愛的人也同樣要承受。
這個社會裡愈有資源的人就愈想便宜行事，愈相信自己理所當然該得到更多；朱安雄的妻女是否清楚他們在控訴什麼？政治鬥爭也許會造成委屈，但台灣卻並沒有欠他們什麼，他們吵到令人既煩且怒；台灣的阢隉氣息就因為類似張牙舞爪的人太多了，多到讓許多被迫浸泡在這種氛圍裡的小老百姓們實在看不到未來，於是，從灰心到了冷漠，從冷漠到了放棄。
但是，我們能拿這些人怎麼辦？別氣餒，我們一定可以做點什麼──在覺得無力與無奈之前，我們也許該先學著自救，學著自己決定自己靈魂的規格。搶救生命要先搶救生活，搶救生活要先搶救生活圈：就從自己、身邊的人開始建立穩定的、堅牢的小社群──家人、情人、親子、社區、朋友一起共勉：我們要關掉call-in，不要激情，把吵架的精力保留給我們所愛的人；我們彼此間要互道平安，互相問候，在每一天、在每一個我想起你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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