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的經驗
——談三本美國新詩集
一位美國名詩人在最近一次訪問裡說，每次他讀到當代詩人的詩，總忍不住想：「是的，意思很好。可是為什麼他不能把它做成一首詩呢？光是把它寫下來是不夠的。」大部份的當代詩只是把它寫下來，而不是努力為讀者塑造一種詩的經驗。這種照錄的誘惑來自想把來到我們面前的東西保存下來的基本衝動。不管它是一個多年與我們同在的故事，或是一個似乎帶著一些我們想抓住的特殊知識或經驗的稍縱即逝的瞬間。
幾本新近出版的美國詩集卻顯示這種寫下來的衝動能採取各種不同的途徑。瑪吉‧皮爾西(Marge Piercy)在她的詩集『石頭、紙、刀』( Stone, Paper, Knife, Knopf 出版社，定價十二‧九五美元)裡處理許多政治上及文化上的題目，也寫日常生活的事物。但當詩人為了心中的某個題目而寫作，詩很可能成為意見的工具而非探索的方式。如果瑪吉‧皮爾西是在競選，『石頭、紙、刀』裡的一些詩，也許是很好的精短演說，能夠引起聽眾的強烈反應─歡呼聲或噓聲。但很少人會說她對她的主題─污染、性別偏見、戰爭販子、無知男人及唯利是圖的大公司對無助的人們特別是婦孺的虐待等等─有深刻的思考。她似乎滿足于把表面的物象塞進詩裡去。不管她的攻訐有多真實，讀者─不同于選民─要的是好作品，而不是過份的渲染或濫用的語言。雖然也許會有讀者因為認同詩人的意見與態度而喜歡她的書，但如果一首詩缺乏優異的藝術，它將無法引起那些不認同的讀者的注意力，更不用說去說服他們了。
約翰‧海恩斯(John Haines)是個略帶冷酷氣質的自然詩人。他的『冰河來的消息』(News From the Glacier, 衛斯理大學出版部，定價十五美元)在表面上看起來同皮爾西的詩似乎毫不相類。但皮爾西與海恩斯有一個共同點：親近讀者。他們都不曾在他們與詩中自己的聲音之間保持距離。他們都患了那種直抒胸臆的毛病。要是讀者同意海恩斯對大自然的觀點，那麼他的這些詩也許不致過目即忘。但若讀者不同意他的觀點，那麼這些原野上的生生死死的象徵能被記住乃是因為它們精確直接的觀察與描寫，而不是因為它們的藝術效果使我們的心再度充滿感情與思想而引起共鳴。像皮爾西的書一樣，這本書的力量不在個別的詩，而在海恩斯的注意力與態度的累積效果。
這兩本詩集可用來作為最近獲得美國書獎的蓋爾威‧金內爾(Galway Kinnell)『詩選』(Selected Poems, Houghton Mifflin 出版社，定價十二‧五美元)的背景。金內爾除了在紙上有強烈的親切感外，更有強烈的觀察力並且知道如何在他自己與作者之間保持距離與平衡。他的詩同皮爾西與海恩斯的詩有兩個不同點：一為語言，另一為詩的意識。金內爾是一個善於使用語言的藝術家，不是一個只會記錄的作家。像皮爾西及海恩斯一樣，金內爾也寫大自然，家庭瑣事或社會事件，但在他的詩裡，這些不僅僅是詩的主題，而是我們躲不開擋不住的悲歡的根源。他為我們生命裡這些洶湧著生與死的無邊感覺的時刻找到了最合適、最有力、最富情感的字眼。
雖然皮爾西及海恩斯也許會給我們許多使我們深思的東西，金內爾給了我們他自己最強烈的經驗裡的精華，而這是全然不同的樂趣。這是詩。
在台灣，近年來的鄉土文學論戰終於使現代詩從迷幻的困境裡走出來。這本是極可喜的現象。但正如所有的改革運動一樣，有時免不了矯枉過正。不少詩人因此也多多少少患了直抒胸臆的毛病。所幸許多有自覺的詩人及詩評家都已清楚看到了這種偏差。像《笠》詩社一再倡言的「現實經驗的藝術導向」及復刊的《文季》在發刊的話裡所說的「偉大的文學，必須是具有高度的藝術性及高度的現實性的作品。」便是例子。我們有充份的理由相信，假以時日，我們的詩人們必能寫出兼具高度現實與藝術的偉大作品來。
一九八三年五月一日于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