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多年不曾見面的小學同學相聚，我說到某一位級任老師親切有耐心，教得也好。

誰知同座四個人之中竟有兩個說，「他哪有什麼好，大小目，眼裡只有少數成績好的；像我們成績差的，根本被放牛吃草，還不時被語言羞辱。」

一個說，有一次和同學吵架，被他用很不堪的髒話罵到哭著回家。

一個說被他打過好幾次，字寫得草，沒交作業，沒帶手帕，沒有買防癆郵票，都會被打。

我很意外，她們說的和我說的是同一位老師嗎？

我只記得兩三個特別「頑劣」的男同學常吃藤條。

那位老師一直對我很好，派我去參加不同的比賽，每次耐心給我重點提示；一次星期日去學校玩，被他叫去辦公室練習握筆、寫毛筆字－－那可能是我生平第一次與書法相遇；大家都不曾碰過樂器，組訓鼓笛隊時，他讓同學們試打小鼓，選了幾名小鼓手，卻直接指派我擔任大鼓手，試都不用試。有同學酸酸地說，我只是長得高。

我說他好，純是因為他對我好啊。

數十年過去了，同學的不平讓我驚訝：原來自己曾經是「權貴」，享受特權；我不明白別人受到的待遇，更不曾意識到她們的委屈和怨恨。

更糟的是，會不會當時我以老師的眼光，跟著鄙視被處罰的同學？孩子天真無邪，卻也是很勢利啊。

她們的記性不錯，再追加一樁往事，「有一次畫圖課，老師叫你和班長坐在前面讓我們畫；你三八兮兮笑個不停，叫你不要亂動，你也不管。恨不得老師把你換下來，他卻只叫大家專心，不要講話。」

分手後才想到忘了問她們，當年是否曾刻意把我畫得很醜？

2015年五月號《幼獅文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