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梁玉芳4.6.2009摘要】一九四八年出生的陳文英（化名）清楚記得，當她上小學第一天，陡然置身一個「國語」環境，外省老師的南腔北調，她一句也不懂時那種惶恐。這讓她後來多少明白，說日語的父母在國民政府來台後，一夕成「中文文盲」的挫敗感。

當外省軍民，在一九四九年前後，大批在台灣港口上岸時，激起的巨大震盪，至今猶存漣漪。陳文英說，生命經驗決定了每個小人物對於大歷史的記憶與詮釋。她記得台北帝大畢業的父親，在她幼時溫柔地抱著她背誦濟慈的英詩，但是戰後拿到中文報紙卻無法卒讀；政權的轉換，讓知識分子，成了不識之無，從菁英變成邊緣，「那一代的台灣讀書人都有這樣的故事。」原本在小學教書的母親，也只好賦閒在家。

成長於首善之區的台北，即使是小學，師資也全是撤退來台的外省人士。「外省人很多種的，不是每個人都是『京片子』」，從小家裡只說台語及日語的陳文英，一到學校就像置身另一國度，得從頭學起。

陳文英功課好，外省老師喜歡她，誇她：「你真聰明，好像外省小孩。」陳文英說，那時她覺得很光榮，聽不出話裡對台灣人的貶抑；回家告訴父母，大人「又是一陣沉默」。

印象最深的是，在北一女中，陳文英說她樣樣傑出卻總上不了榮譽榜，因為操行永遠只有七十九分。她問了導師。是某少將夫人的女導師哼了一聲，說：「漢奸的女兒，怎麼有資格上榮譽榜？」

當晚飯桌上，陳文英問父母：「為什麼老師說父親是漢奸呢？」她記得，父親沉默地放下碗筷，離桌回房，關上門，久久傳來一聲日文：「八格野鹿（日文罵人語）！」母親只是流淚。原來是當年「二二八」事件時，父親也遭通緝，躲了半年；自此有了不良紀錄，常有特務上門，「父母得包紅包打點」；只是無人知曉這紀錄將影響下一代。

為了父親，她學日文，那是「那一代台灣人的鄉愁」，「他們與日本的距離比中國要近得多」。曾服務於日本大使館的父親，用英文給她寫信，那是兩人熟悉的眾語言中最大的交集，「他不會中文，我不會日文」。

廿三年前，民進黨創黨，陳文英是創黨黨員之一，她把那面綠白小旗子送父親。「他很高興，慎重地把民進黨旗子掛在櫥櫃門板背面，門一掩上，別人就看不到了。「他還是害怕的，他還是活在政治恐懼裡，只敢偷偷高興。」陳文英感嘆。

去年，政黨再次輪替，國民黨再度完全執政。陳文英觀察，「恐懼又再回到父母心上，跟我說軍警裡有很多『郭冠英』。」因此她不願以真名見報，一甲子以來的歷史傷痕，並不是那麼容易抹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