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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刊登於<<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民國99年3月號．

作者:柯品文

龍應台，1952年生於中華民國高雄縣大寮鄉的眷村，而於茄萣鄉成長，父親龍槐生原籍湖
南衡山，在苗栗縣苑裡分駐所擔任所長，母親應美君來自浙江淳安，於戰後移居臺灣，育有四子一女，1984年於中國時報撰寫「野火集」專欄引起熱烈回響。其前夫為德國人，育有兩子，1988年遷居德國並於海德堡大學漢學系開設臺灣文學課程，2005年7月成立龍應台文化基金會。著有《野火集》、《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等評論集，散文《百年思索》、《面對大海的時候》、《孩子你慢慢來》等。

一、從史實切入一九四九年與自我身份的認同

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書中序言即提到，從1949年開始，帶著不同傷痛的一群
人，在這個小島上共同生活了六十年。六十年來，從來沒有機會停下腳步，問問對方，你痛在什麼地方？是時候了，在歷史的這一頁即將永遠地翻過之前，我們還來得及為他們做些什麼？

在書中寫到：「美君在臺灣一住就是六十年，學會了當地的語言，也愛上了亞熱帶的生活，異鄉已經變成了故鄉。那新安江畔的故鄉嘛，1959年建水壩，整個古城沉入千島湖底。她這才相信，原來朝代可以起滅、家國可以興亡，連城，都可以從地球上抹掉，不留一點痕跡。1987年，臺灣政府終於允許人們回鄉探看以後，鄉親們紛紛結伴還鄉；也許人事全非，但故鄉，總歸是故鄉吧，可是淳安來的美君卻冷冷的說：『回去？回去看什麼呢?』」（龍應台：2009，頁29-30）面對父母親的故鄉與祖國，作者感慨於母親對走過那段歲月的不堪回首，而今卻已是一位失憶的老人，雖然已無法從母親口中探得那段歷史的始末，但透過史料的搜查與撰寫，作者有心重新看待那段有關1949年的戰爭與遷臺歷史。
於是，作者醞釀十年、走過三大洋五大洲，耗時三百八十天，行腳香港、長春、南京、
瀋陽、馬祖、臺東、屏東⋯⋯，從父母親的1949年出發，看民族的流亡遷徙，看上一代的生死離散，傾聽戰後的倖存者、鄉下的老人家⋯⋯等。但基於想要對整個父執輩這一代的人，以及他們那一代的歷史，有一個新的認識，並從中可以看見民族的流亡遷徙，以及上一代的生死離散，帶領讀者一同重新回到六十年前的這段過往歷史。

我的名字裡有個「台」字，你知道，「台灣」的「台」。我們華人凡是名字帶著地名的，
它像個胎記一樣烙在你身上，洩漏你的底細。當初給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單純地想以你的名字來紀念他們落腳，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長大以後，人們低頭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為本地人，在這裡生生世世過日子，一切理所當然、不言而喻，沒理由在這地方特別留個記號說，「來此一遊」。紀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來軌道、不同尋常的事情。（龍應台：2009，頁127-128）

作者透過介紹自己的姓名，來作為標誌自己身份上的認同屬性，誠如「龍應台」三個字的
取名來自父親姓龍，母親姓應，而她自己是離亂中第一個出生在臺灣的孩子，接受留學美國9年，旅居歐洲13年，在臺北做公務員4年，以香港為寫作基地快滿7年。

有趣的是，龍應台論及身份的認同已不是一味的追尋父母親從中國祖國來的思維意識，自
己姓名當中的一個「台」字，其實也正說明龍應台看待自己身為第二代外省作家身份上與第一代外省作家身份的界定不同，又如文中寫到本省籍作家時：「作家黃春明說，天皇宣布日本戰敗的那一天，他的祖父興高彩烈，覺得『解放』了；他的父親，垂頭喪氣，覺得『淪陷』了。十歲的宜蘭孩子黃春明，睜大了眼睛看。是不是，剛好生在什麼年份，那個年份就界定了你的身份認同？」（龍應台：2009，頁221）這段文字很巧妙的將不同時代，不同國家認同的人放置在同樣面對「日本戰敗的那一天」，其中受日本殖民教育但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祖父，覺得自己在日本戰敗後臺灣解放終於回歸祖國，但其父親卻抱著再次要被中國接手與脫離日本統治的淪陷心態。

二、一九四九年的歷史定位與對「臺灣／中國」的影響

「生在什麼年份，那個年份就界定了你的身份認同」其實也正點出龍應台看代自己身份的
另一種解讀，事實上，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本書的寫作上，龍應台明確的鎖定「一九四九年」作為本書的探討核心，而這「一九四九年」到底有何特別的意義？先從以下四段摘錄選文來看，第一段摘錄選文，所記錄的是1945年，日本戰敗，國民政府準備接收臺灣，卻同時在中國大陸發生「國共內戰」之時：臺灣總督府的統計說，到1945年8月10日為止，臺灣因為美軍轟炸而死亡的有五千五百多人，受輕重傷的有八千七百多人。戰爭期間，當作軍伕、軍屬以及「志願兵」被送到中國和南洋去做苦役、上戰場的，有二十萬人。運到日本高座海軍航空兵工場作「少年工」的，有八千四百多個臺灣孩子。戰爭結束時，三萬三百零四個臺灣青年為日本犧牲了性命。8月15日，當天皇緊繃而微微顫抖的「玉音」從廣播裡放送出來的那一刻，臺灣人，究竟是戰敗者，還是戰勝者呢？（龍應台：2009，頁211）

臺灣，之前被日本調去南洋和中國當軍伕和戰死的不計其數，而在日本戰敗，脫離日本殖民地的同時，竟然馬上被中國國民政府徵調去中國內地，成為為祖國打仗的中國軍伕，身份上從日本軍伕到中國軍伕，就是1945年當時的臺灣人寫照。而第二段摘錄選文，反映的是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的時刻：彭清靠和其他仕紳代表踏進司令部後，就被五花大綁。其中一個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氣耿直，立即破口大罵蔣介石和陳儀。他馬上被帶走隔離，「軍法審判」後，涂光明被槍殺。彭明敏記得自己的父親，回到家裡，筋疲力盡，兩天吃不下飯。整個世界，都粉碎了，父親從此不參與政治，也不再理會所有公共事務。⋯⋯帶著「受傷」記憶的臺灣人，不是只有彭明敏。（龍應台：2009，頁241）文中記錄到當時身為議員的彭明敏父親彭清靠為協調官民之間的衝突而招致「五花大綁」，甚至眼看同行中因破口大罵蔣介石和陳儀的涂光明被當場槍殺而亡，這段屬於省籍衝突中的臺灣傷痕，

另外，第三段摘錄選文：我一直也以為統治者把臺北變成一個中國地圖，是1949年的一個傷心烙印。失去了實體的萬里江山，就把這海角一隅畫出個夢裡江山吧，每天在這地圖上走來走去，相濡以沫，彼此取暖，也用來臥薪嘗膽，自勉自勵。做了一點探索之後，我大吃一驚，哎呀，不是這樣的。你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竟然會錯。原來國民政府在日本戰敗以後，1945年11月17日就頒佈了「臺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要求各個地方政府在兩個月內把紀念日本人物、宣揚日本國威的街道名改正。學者還會提醒你，其實用「改名」來稱，是錯的，因為日本人的都市規劃不用街名，只有街廓名，所以1945年光復以後，臺北的街名不是被「改名」，而是被「命名」。新的命名的最高原則，就是要「發揚中華民族精神」。（龍應台：2009，頁130）

這裡，龍應台點出了國民政府在日本戰敗以後，於1945年頒佈「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
正辦法」，臺北市的那些原本被龍應台認為是回憶祖國的路名與街道名，原來早就被中華民國政府以一種「發揚中華民族精神」的大中國意識思想所「命名」。第四段書中摘錄選文，則敘述作者自身在1949年後出生於臺灣，以自己作為「外省人」和同班「本省人」同學相處之間的心情感受：「那種和別人不一樣的孤獨感，我多年以後才明白，它來自流離。如果不是一九四九，我就會在湖南衡山龍家院裡的泥土上，或者淳安新安江畔的老宅裡，長大。我會和我羨慕的臺灣孩子一樣，帶著一種天生的篤定，在美術課裡畫池塘裡的大白鵝，而不是大海裡一隻小船，尋找靠岸的碼頭。」（龍應台：2009，頁345）文中龍應台寫出會讓自己與同學間有了「外省人／本省人」的區別，正是來自於「一九四九年的流離」，於是，這本《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的「一九四九年」有了上述四段書中摘錄選文的下列四點指涉含意：

第一：因為1949年前的「八年抗戰」與「日本戰敗」，臺灣人從當日本軍夫變成當中國軍
夫，並且在戰爭中死傷慘重。

第二：因為1949年前的「日本戰敗」，以致1945年必須接收臺灣，因而造成1947年間
「二二八事件」的族群衝突。

第三：因為1949年的大陸遷臺，以致臺北市的路名與街道名有了中國民國政府為「發揚中
華民族精神」而進行的大中國意識命名。

第四：因為1949年的大陸遷臺，以致形成臺灣本島上「外省人」（中國人）與「本省人」
（臺灣人）必須共同生活一起。

以上可以看出，龍應台在書中所特別設定的「一九四九年」的部分含意。

三、以「溫情」與「正義」撫慰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

龍應台所說：「我再怎麼寫，都不能給他們萬分之一的溫情與正義」，這本書中的「家國
書寫」即是透過史料、訪談與部分個人家族史的切入，藉由文學誠實地、認真地重新梳理六十年前的這段歷史，誠如文中所寫：「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來，沒有一聲『對不起』。我不管你是哪一個戰場，我不管你是誰的國家，我不管你對誰效忠、對誰背叛，我不管你是勝利者還是失敗者，我不管你對正義或不正義怎麼詮釋，我可不可以說，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龍應台：2009，頁355）看見那些經歷一九四九年代的人心中「隱忍不言的傷」，重新凝視關於人的尊嚴以及生命價值，寫出國族、家族與省籍的一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