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景凋年，臘鼓頻催，再近把月就要過年了。

　而這個年對大多數人的確不好過。二○一二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在保一的上下掙扎。如果扣掉「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出口貿易，台灣事實上已嚴重的衰退，這也是失業率居高不下，無薪假甚至已上升到華航這種等級企業的原因。二○一二年台灣受僱者的所得退回到十四年前，由於大家都沒錢可花，整個消費零售業也開始負成長，台灣的受僱者有四八％拿不到年終獎金，整體平均年終獎金已由去年的一．一三個月減少到一．○五個月。今年的過年氣氛，鐵定會比以前清冷許多。

　但老百姓今年難過，卻有一種人是「別人皆瘦我獨肥」，可以肥滋滋的去過他們的大肥年。這些人就是國營企業、國家特許而成立的法人機構和特定的政府組織。中油可領卅三萬年終，台電可領廿六萬，農業信保基金每人獎金四二萬，中小企業信保基金可領卅六萬，中央存保公司每人獎金卅九萬，中央造幣廠獎金卅一萬，中央印製廠卅萬，更不必談這些機構的董事長可領近百萬了。近年來台灣財政日益崩壞，他們如果還有點良心，至少也應該少吃一點，以示與民共苦，但他們可吃的絕不鬆口，照這種吃法，這個中華民國不被吃垮也難。

　於是我就想到了前代哈佛著名學者穆爾（Barrington Moore,Jr）的那本經典名著《不正義：服從與反叛的社會基礎》。他在書中指出，一個合理的政府就應該基於社會的相對義務，審度情況，擬定分配正義和各種關係。但非常不幸的是，人類歷史上有太多「掠奪性的政府權威」（Predatory Authority），它永遠只為它的那一群少數服務，總會做出使人民產生義憤的錯誤。因此穆爾教授遂指出，一個政府一定要有「相互性」（Reciprocity）這種最基本價值認知。他所謂的「相互性」，將它譯為台語最能表達，那就是政府做事要「互相」，要「差不多一點」。只有政府做事「差不多」，不要「太超過」，人民對政府的同意才可能維繫；如果政府做事「太超過」，即難避免人民的反抗，甚至爆發出革命的怒焰。今年台灣的「人民皆瘦我獨肥」，就是政府吃人民吃得「太超過」。

　穆爾教授的那本名著出版於一九七八年，他是用古典的正義標準看政府的所為及當為。但到了一九八○年代，世界的政治已出現了一種怪胎，那就是德國思想家哈伯瑪斯最先指出，後來被義大利思想家英格勞（Pietro Ingrao）正式命名的所謂「三分之二社會論」。它的意思是在說，現在有一種政府，它可以透過宣傳、利益輸送與服務等所有的支配方式，只要能掌握到三分之二人口，即可為所欲為，永垂不朽；至於那另外的三分之一，他們去死去活甚至他們搞革命，也可以完全不用理會。反正三分之一是什麼事情也做不出來的。正是因為近代許多統治者都相信這種「三分之二社會論」，所以許多政府對社會上真正的弱勢遂愈來愈不理會，看你們能奈我何！英格勞這種「三分之二社會論」到了美國和其他國家，就成了「百分之五十一社會論」；只要我以各種方法掌握了五一％的選票，剩下那四九％的人完全可以不加理會，縱使想要革命也可以輕鬆的用各種力量壓制下去。

　因此，基於歐洲的「三分之二社會論」及美國的「百分之五十一社會論」，我們已可看出現代的政治已變了。以前的政治還有古典的正義準則，有權力的人還必須在正義的標準下知道做事必須有節制，凡事不能太超過。而現在時代已變了，反正我有宣傳及財政的籌碼，我只要掌握住有錢人以及軍公教及他們的親友，大概就已穩穩的掌握了五一％，我的核心人馬過年猛吃年終獎金又怎麼樣？四八％的人沒有年終獎金又怎麼樣？權力的樂趣本來就是「一朝權在手，便把錢來吃」，反正過年吃個幾十萬百萬，中華民國也不會說垮就垮，至少還有好多年可以繼續吃。現在是個不吃白不吃的時代，吃得太超過又怎麼樣？（作者為文化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