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中國人以「黃河之清」比喻政治清明，而中國人總盼著河清之日，卻似乎永遠只能期盼，而沒有實現之時。

期盼河清、期盼政治清明，似乎是很自然的心理，一般不太可能會被質疑其合理性。但是，如果深究，這種心理也不是完全沒有可檢討的地方。一則，它可能反映人民的依賴性格，將人民幸福寄託於統治群的作為。再則，人民總相信會有賢君出現，而賢君可帶來清明政治。

君王似乎總在那兒，佔著無比的權力，享著無比的尊榮，雖然與人民距離遙遠，但是，人民也因為有了君王，也就有了一點指望：只要這個君王賢明，我們就能有好日子過。

只是，多數時候，君王的表現似乎總難盡如人意，甚至令人失望、恨惡透頂。人民慢慢學到，真正能享受好日子的機會並不是很大，於是只能謙卑地想：我們要的不多，只要國泰民安，我們能過上平靜、或者尚稱富足些的日子，我們也就滿足了。

要的不多，到底是多少呢？很少人真正交代清楚。當餓殍遍地的時候，人們要的，可能只是能得一飽。但是，當人們幾乎都不會餓死的年代，人們要的也許是吃得飽、穿得暖，還有地方住；當這些都大體實現的時候，人們要的可能是還可以有更多些的保障，好比醫療、退休的保障。當這些大體實現的時候，人們可能還要享受些閒暇生活，偶而吃吃大餐、出國旅遊什麼的。有些人可能還想：我們要活得有自由與尊嚴、要掌握政治權利、要更合理的制度、要…。

「我們要的不多」，只是確切要多少，可能是條浮動線，水漲船高，並無止境。而且，當有些人民還在要求溫飽的時候，有些人已經開始索求更高一線、二線的權利或福祉。大家的滿足線並不都一樣。只是，大家都還是覺得：我們要的不多，因為只是比現在已經有的再多那麼一點。

人民要的不多，究竟是多少卻仍然是個問題。不過，更要緊的是，誰來滿足人民所要呢？人民是向誰來索求呢？是君王嗎？君王為什麼要來滿足人民所要呢？

如果君王純粹是個宰制者與剝削者，他們為什麼要考慮人民的需要？為什麼要滿足人民的索求？事實上，有些君王確實是不怎麼理會人民的需要的。中國的桀紂、西方的暴君尼羅，似乎都不怎麼理會人民的需要。古埃及的帝王，似乎更常是耗盡民力，來滿足一己的夢想（譬如建一座巨大的陵墓，讓自己死後還能復活並繼續享受權力、奢華與尊榮），人民的福祉何曾是他們的統治考慮。

那麼，憑什麼人民還對他們抱存希望，希望能給人民那不多的一點點滿足？

理由是有的，而且很強。君王如果不顧人民的需要，如果讓人民生活苦到某個程度，君王就無法長久維持權力。他們的權力永遠需要人民授予的統治正當性。君王的統治正當性終究來自人民的授予。

君王當然可以藉著欺矇、利誘、恐嚇、暴力、作秀…等來獲得人民授予其統治正當性。但是，廣大人民的眼睛總可以看出些端倪，或者總可以通過身受的痛苦而突破欺矇，更可以藉著廣大人民的力量來反制君王，除非人民完全放棄這種努力。人民的力量常被人民自己所低估，人民的力量也許要由君王的感覺來看，才能更清楚。君王其實隨時恐懼著人民的力量。君王為了維護、鞏固自己的權力，必須兢兢業業，宵干憂勤，或者努力作秀以說服人民，否則就可能會大禍臨頭。法王路易十六夫妻與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十幾口人，在人民決定厭棄他們以後，就面臨著斬頭或集體被槍殺的命運。末代君王的命運很少有平安的結局，而正是因為他們遭到人民的厭棄的結果。

也許有些人會說，即使君王必須考慮人民的需要，但是，真正有機會搶奪王位的，通常還是貴族、菁英，而不是底層人民。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人民的力量未能具決定性，而是底層人民未必願意賦予同是底層人民的個人以統治正當性。雖然是底層人民，他們還是（不自覺地）傾向要選擇上層菁英來賦予統治正當性。

上述討論主要是要強調，人民作為一個總體實際上是國家政治的主體。君王或民主總統則是人民主體授予統治正當性的對象。

當然，在傳統專制時代，人民可能充滿迷思，可能相信有神授的君權，而未能意識到人民手握授予統治正當性的權力。從而，人民實際上常是以最消極的方式在進行這種授予（也就是行使權力）---他們幾乎不自覺自己在授予統治正當性，而認為那是上天的授予。那是人民對真實權力運作的誤解。這種誤解或迷思事實上縮減了人民的權力，不過，不可能是全然消除。相對於少數統治者，人民的力量仍然始終巨大，只是易被引導、利用。迷思愈深，人民力量被引導、利用的可能性就愈大。

民主時代的來臨，讓人民更清楚認識到人民的權力，認識到執政者的統治權力最終是來自人民。人民忽然開始自我權力膨脹，而且沒有什麼止境。雖然人民還是常說我要的不多，但是，他們隨時因為覺得不滿足而抱怨、責罵執政者。

民主時代的執政者，權力被大幅限縮，但是被要求要滿足人民的事務卻不斷增加。用極端的字眼來形容，執政者被期待像是無自主意識的阿拉丁神燈巨人，要有無限的法力，但是盡量不要有自己的意志（除非是服務人民意志的意志）。

但弔詭的是，民主時代，多數人主觀上偏向認同自己的人民身分。即使是政府（或其延伸載體）成員，也偏向要宣告自己的人民身分。誰能說他們不是人民？人民與政府並沒有絕對的界線，官民間的界線模糊而飄忽，政府成員同時也具有人民身分，而他們主觀的傾向，在民主時代顯然更常傾向認同人民身分。且不說廣大的基層軍公教人員不認為自己是政府成員、是屬於統治群，君不見，即使是部會首長，甚至是總統，也可能在轉眼之間下台，而且立即以人民身分開始批評政府。他們對政府的批評意見未必只在他們下台以後才形成，而可能只是在下台後才便於發聲。

我們用一個現實事務來做例子。好比被虐死的洪仲丘下士，他現在是被當做政府成員，還是人民，因此而激起了對政府的抗爭？（其他涉案軍人好像都被認為代表政府---是與人民對立的一方。當涉案人之一的范佐憲女友指出范的一些優點時，嗆聲的網民大眾是把范當做人民看待，還是政府成員？）

如果凌虐行為主要是出於個人私欲或情緒，為什麼好像被認為是政府的作為、是在貫徹政府的意志而令人民受虐？而被凌虐者（同樣是軍人身分）卻被認為是以人民身分被凌虐？

我一再提到，民主國度執政者的處境，用最極端的方式來描述，可能像是個光桿司令、無兵之將，政府幾乎成為空集合，除了執政者個人或許責無旁貸之外，其他人幾乎都扮演著人民的角色（或者說以自己的人民角色為重），享受著人民的說話、行事與其他權利聲稱。執政者作為光桿司令當然難以成事，遑論扮演神燈巨人。

上述說法當然過甚其詞，但是，民主國度的確有這種傾向：執政者與政府的權限愈益被縮減、分割，而被期望要做的事卻愈益繁多，取予之間，失衡愈益嚴重。而廣大的大眾又紛紛穿上人民的外衣，連官員都隨時脫下官服以人民模樣現身說話。官與民兩方的勢力消長，速度超乎一般人所能想像。

上述的困窘情形當然並不是民主國度的絕對處境。民主國度其實在強調人民主體性之餘，也要求人民的獻身參與（包括發聲要求得到服務，但也包括實質的服務獻身），以及自律、自制。如果人民沒有節度，沒有積極參與的熱誠，國家勢必陷入困境。這種困境不是賢君所能挽救。等到政府傾頹、甚至國家淪亡，到那時候，即使人民要的再少，也難得到滿足。誰來滿足人民？

政府成為空集合的危機也許是個誇大的想像，但是，我以為台灣朝這個極端方向推進的可能性卻極大。在極端的情形下，如果政府成為空集合或近乎空集合，那麼即使人民所要的不多，又能有誰來滿足人民所要？人民可能錯覺以為政府永遠存在，但是這種想法未必真實，尤其在民主時代為然。試想，希臘與義大利稍早就幾乎無人願意出來組織政府（出面組織政府的群體又未必是想要犧牲小我以挽救危局，而不是想要從中牟取個人利益），這種危機在台灣也不是不可能發生，而如果發生，又該當如何？這些問題，作為國家主體的人民，能不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