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遊行、玩「仆街」的澳門新一代

　　　　　　　　　　　　　　　　　　　　　李展鵬

　　近年，港澳的新一代常常令人嚇一跳：香港有個熱心社會運動的中四學生黃之鋒，狠批國民教育課程，他有理有據亳不怯場接受記者訪問的片段，萬人瘋傳，眾人激賞；澳門的八十後發起青年遊行，和平理性兼有創意，也受到社會各界讚賞。當然，也有另外一些情況，如香港的反高鐵事件中，青年人被認為行動過激，甚至被高官責備（恐嚇）會「車毀人亡」。新一代，似乎是社會所不懂的一群人。只是，在責備與吃驚之外，社會有沒有停下來細心了解他們？

　　老師煽動學生，有那麼容易？

　　早前，社工認證制度諮詢文本出台引起爭議，數以百計的社工公開表達不滿，而在幾場公眾諮詢場中，更有不少社工系學生踴躍發言。然後，坊間竟然有人懷疑學生是被老師號召來反對政府方案；言下之意，是老師利用學生來「搞搞震」、「搞破壞」。這論調，顯然是因為不了解現今青年人所致。在電視節目《風火台》中，社工系講師梁啟賢喊冤：為什麼當有學生為自己的專業發聲，竟然被認為是老師的煽動結果？

　　身為教師的我跟梁啟賢一樣，聽到這種陰謀論，只能嘆一句：太高估了！太抬舉了！在課堂上談論稍為不熱門的時事話題，學生大多一問三不知；就算知道的，都只是facebook上的片言隻字，少有詳細了解。真正有參與社會意願的，其實仍是很少數。今天的大學老師，尚且未必有法子令學生不遲到、不缺席、上課不玩手機，又憑什麼一呼百應地「煽動」學生公開就社會議題發聲？

　　別說在今天，就是在九十年代的台灣，當社會議題紛陳，社會運動蓬勃，老師尚且難於動員學生參與社會。我大學三年級那年，台灣婦運代表人物彭婉如搭的士被姦殺，引起社會對女性遭受性侵犯的關注，更有團體發起遊行；當時，我正修讀著名女性主義學者林芳玫的課，她呼籲學生參加遊行。然而，在熱門的議題之下，在名師的呼籲之下，參與遊行的同學仍是寥寥無幾。在今天的澳門，叫學生星期六回校補課尚且困難重重，何況要「勞動」他們參與社會行動？當然，可以有進一步的陰謀論懷疑老師以分數威脅，但大學生參加活動是否出於自願，實在太容易辨認了：如果他被逼出席，他自然有玩手機、聽iphone等「hea極」的舉動，無所遁形。但觀乎社工系學生在諮詢會的努力發聲與專業討論，那肯定是真心的參與。

　　八十後九十後，並不存在？

　　這幾年，澳門有八十後青年組織遊行，有青年自發以「仆街」的快閃行動表達對電訊公司服務的不滿，有青年持續參與時事圓桌與論壇，有更多沒有走出來的青年則在網上熱烈討論社會時事，社會似乎還搞不清這群青年人為何突然關心社會，於是有了「受老師煽動」的怪論。那麼，如何理解這群青年？首先，社交網站的巨大力量的確呼喚了一些年輕人參與社會，主流傳媒──那怕是TVB──對他們的思考不再有決定性作用：一段簡陋但富創意的片段放在youtube，一個就某個議題發聲的facebook活動，一張諷刺時弊的抵死改圖，其對青年人的影響力往往比主流傳媒更強。雖然大多數人仍然是用社交網站來風花雪月，但的確，有那麼一群年輕人被網上傳閱的資訊與言論影響及啟發，形成一股不大也不小的社會力量。在澳門近年的社會變動中，當年輕人希望從主流傳媒獲得更多元更深入的資訊與評論而不果，網上的平台提供了不同資訊，集結了年輕力量。老師在這股浪潮中，除了在課堂上談論，往往只能旁觀──我們上網的時間及頻率不及他們，我們也沒有改圖改歌的才能。

　　很多人覺得「八十後」、「九十後」根本不存在，那只是傳媒的標籤；他們認為人有很多的差異，不可能一整代人有共同特質。就例如八十後，有一些在政治上很激進，有一些只是消費動物，根本不可混為一談。這種論調有一定道理，但是，每個時代特有的政治局勢、經濟環境、社會氣氛，都會對一整代人有普遍性的影響，卻也是不爭的事實。去年，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的蘇鑰機教授參加澳大傳播周活動時就提到，在電視出現之前，閱讀是大眾娛樂，因此一般人的專注時間較長；電視出現之後，一個人集中精神的時間往往只有十五分鐘，因為廣告時間把我們的專注力切斷了；在今天的互聯網時代，一個人的專注力卻可能只有幾秒鐘──一個網站如果在三秒內打不開，一段片如果在開頭十五秒很沉悶，往往就被唾棄。一整代人有某些共同特性，其實是很自然的事。

　　除了傳媒以外，還有世界局勢。這一代年輕人是在一連串「破滅」中成長過來的。金融風暴、金融海嘯，還有近年的「佔據華爾街」行動，令現今的經濟制度備受質疑；九一一事件與隨後的伊拉克戰爭及阿富汗戰爭，令人對所謂的「世界正義」及其牽涉的國際政治徹底失望。然後，過去十多年，全世界有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反全球化的，反資本主義的，反戰的，當然還有茉莉花革命。對世界大事稍有留意的年輕人，不可能不被感染，就是政治冷感的人，也不會完全自外於這全球氣氛之外。如此，就出現了一群積極參與社會的新一代──儘管必須承認，他們仍只是很少數。

　　要青年參與社會，只是葉公好龍？

　　那麼，下一個問題大概是：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年輕人？社會總是把「鼓勵青年參與社會」掛在口邊，但是，如果青年走上街頭，甚至用一些所謂「激進」（港澳社會的「激進」在歐美的標準下其實是小兒科）的行為去表達訴求的時候，我們又會否輕率地加以否定，並用「車毀人亡」來威嚇？難道，青年不關心社會是一個問題，他們太關心社會又是另一個問題？我們說的「鼓勵青年參與社會」，骨子裡是否只想他們乖乖聽話，作現有制度的一粒螺絲釘？我們說的「培養好公民」，是否只是葉公好龍？當青年真的成了一個個懂得爭取權益、勇敢捍衛社會公義的公民時，我們會否立時變臉，指責他們「過激」？又或是陰謀論地說是老師煽動？

　　去年在英國，我近距離目擊了「佔據華爾街」的全球行動。在我讀書的城市布萊頓，也有「佔據布萊頓」活動，參與者很多都是青年人。他們在一片公園綠地紮營，日以繼夜地討論、辦活動，有時唱唱歌，和平得驟眼看來更像一群露營愛好者！我跟教會的朋友曾多次探訪，跟他們交流。他們對於改變現有制度沒有很鮮明的藍圖，他們的卑微目標只是希望引起更多人關注討論，看看能不能作出些改變。又有誰不被這樣的新一代感動呢？

　　這個世界經歷劇變，這個時代注定混沌。整個世界，都在發問，都在質疑，都在尋索更好的政治制度、經濟結構、文化環境。如此說來，讓年輕人成為真正的公民，其實不只是為了年輕人，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具有視野的新一代，為我們探索未來──他們要批判思考，他們不能缺少公民覺醒。而讓他們成為公民的土壤，就是社會上的自由空間與開放心胸。澳門可以提供這土壤嗎？

(澳門日報視野版, 6月4日)

圖片: 澳門仆街網民FACEBOOK群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