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的村子,來了一群異類……
如果你的村子,來了一群異類…… 李展鵬
我們活在這樣的一個世代:在任何的時刻,地球上都有約十億的人正在各國的疆域之間流動。這個由西方學者提供的數字,一方面證明了地球已變了一條「地球村」,「村民」之間的流動互訪,是如此方便,如此頻繁,但另一方面,這也帶出了很多故事──關於離鄉背井,關於歧視與排斥的故事。而我們這代人,都彷彿不能自外於這些故事:出國玩或求學時,我們都經歷過或多或少的歧視,可回到自己的城市,我們卻又不時歧視別人。
在我的求學過程中,很幸運地,我有過不少作為異類、或是接觸社會弱勢的經驗,讓我學習了「在全球化中如何尊重弱勢、與外來者共處」這廿一世紀的課題。九十年代初,我在加拿大讀大學預科。在那個年代的移民潮中,一早聽了不少中國人如何在外國當二等公民的故事,但真正體驗「種族歧視」四個字,卻是身處加拿大求學之時。有一次,我在一間超市買東西,旁邊有兩個白人青少年見了我,丟下一句”Chinese.Go!” 就走了。我不確定他是叫我滾開呢,還是叫他同伴快遠離我這低等的「支那人」。這小事,不涉辱罵不涉暴力,已是非常輕微的歧視行為,但當時,我心裡不舒服了好一陣子。年少的我,終於明白了歧視是什麼:你沒有做錯任何事,而只是因為你的膚色,就被討厭、被無禮對待。
後來在台灣讀書,我突然變成一個「可親的異類」──台灣人對港澳人很友善很好奇,甚至我們講的爛爛的廣東腔國語,也都被視為可愛。不過,始料不及的是,在台灣這華人社會,我竟接觸了另一些「異類」──台灣的原住民。我很遲鈍,最初並不察覺學校有些同學的長相跟漢人有異,一段時間之後,我才從不同渠道知道原住民的故事:他們早在漢人赴台灣定居之時,已經世世代代在小島上生活,後來強勢的漢人佔領平地,把他們趕上山,使他們成了社會邊緣人。九十年代,台灣社會開始關注原住民問題。而我,則巧合地在實習報紙中負責原住民新聞,近距離見證了那一波社會運動:例如原住民把漢名改回原名的正名運動,例如對於消失中的原住民文化的保育,以及關注他們遭受的歧視與經濟剝奪等。
幾年前,我又前往異地生活,這次是英國。距離我去加拿大,中間已有十多年了;又天真又傻的我,以為種族問題應該日趨緩和。叫我驚訝的是,英國的種族問題比我想像嚴重,亞裔朋友幾乎是一人有一個(或多個)被歧視的故事。也難怪,有九一一事件後布殊政府刻意挑起的種族仇恨,有歐盟的拓大導致較貧困的歐洲人(如東歐)紛紛去英國搵食,加上後來歐洲又經濟不景,有政客與保守團體直把矛頭指向外來人。種種因素,造成英國的種族問題越趨嚴重,《衛報》更曾就此作專題報導。
這似乎已是這時代的文化徵狀了:在流動越來越容易之時,我們跟不同族裔的接觸增多,衝突與誤解往往也越來越多。過去幾年,在澳門的外籍僱員人數已近十萬,幾乎是總人口的五分一。澳門人,到底有沒有心胸容納外人,尊重異類,甚至了解他們的需要,捍衛他們的權益?從古到今,大量中國人飄洋過海,是遭受不少歧視的族群,我們又曾否易地而處,減少對別人的歧視?《新生代》這一期訪問的南亞裔朋友中,竟有不少人大讚澳門人對他們很好很友善──他們果然生性樂天呀!澳門人看到他們的寬容,能不汗顏?能不自省?
(《新生代》雜誌73期, 2012年4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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