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長的話：
去年受中國大陸的期刊《藝術評論》之邀，
寫了一篇介紹澳門的獨立電影的文章，六千多字。
不知道算不是是有史以來談澳門電影的最長文章。
部分內容，已見於我之前的文章，現再整理拓充。
後來，此文被人民大學複印資料轉載，真的與有榮焉。
在此再跟大家分享。

十年澳門，影像沒有缺席
　　　　──談澳門的獨立電影　　　　　　　　　　　李展鵬

　　電影藝術常常是一個地方一個時代的鏡子：法國新浪潮側面反映了六十年代法國風起雲湧的“五月風暴”學生運動，同樣在六十年代發端的新好萊塢(New Hollywood)電影為美國戰後的嬰兒潮一代記下影像的標誌，八十年代的台灣新電影則代表了台灣一個自省的、批判的、渴望尋溯歷史的政治新時期。

　　在過去數十年，兩岸三地都各自以豐富的影像回應了社會的劇變，於是今天我們可以從張藝謀、侯孝賢及王家衛等導演的作品看到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幾個地方的政治社會文化發展軌跡。那麼，一向在“兩岸三地”的概念中完全隱形、在“港澳”的概念中又形象模糊的澳門又如何？澳門的故事，如何用影像訴說？

　　因為各方面條件的限制，澳門一直沒有像中國大陸及香港等地發展自身的電影工業，澳門在電影創作方面交不出任何驕人成績。然而，在這個小小的、常常被漠視的小城市，卻一直有人默默地進行影像創作。十年前的回歸，令創作人開始尋找澳門人的身份與獨特性。而在這十年間，澳門一方面賭權開放，經濟火紅發展，迅速為世界所認識，但另一方面，卻是社會問題湧現，人心躁動。這一個契機，也刺激澳門的創作人向這個城市發問。十年過去了，澳門的電影創作仍然遠遠比不上香港台灣，但是，這個城市卻已慢慢有了能力用影像書寫自己的故事。

從澳門作品想到楊德昌關錦鵬

澳門的獨立電影早在九九年回歸之前已在澳門的文化界引起注意，1994年朱佑人已拍出《亞明的故事》，抒發澳門人在回歸前的忐忑心情。至於另一導演許國明，則在2000拍出劇情長片《槍前窗後》，思考媒體科技與生活的關係。他們都是澳門獨立電影的奠基者。然而，若要談到一個創作風潮的出現，則仍要看過去三數年的作品。

　　要討論澳門的影像創作發展，鄰近地區的經驗提供了很好的參照系統。從八十年代初開始，台灣及香港告別了那個打打殺殺的、滿天神佛的古裝片時代，而用新穎的影像風格直視現代城市問題：楊德昌的《青梅竹馬》捕捉了城市發展如何造成一對愛侶的疏離：蔡琴是時代女性，屬於時麾的台北東區，侯孝賢則是傳統男人，屬於老化的台北西區。蔡明亮的《不散》紀錄了台北一間即將結業的舊戲院風貌，在個被遺棄的陰暗城市空間，一些城市邊緣人徘徊不去。關錦鵬的《胭脂扣》則以一個女鬼尋人的故事帶出對城市高速發展的無奈，當年的旖旎風情，已變成商業社會的石屎森林。以上三部電影，都是很有價值的城市電影。它們之所以動人，是因為電影對城市發展滿有反思，對城市空間觀察敏銳。

　　八十年代香港及台灣電影的城市題材，近年也在澳門出現。數年前，澳門石頭公社的《戴上紅鼻子的一天》以誇張的話劇方式，抒發對城市發展的感覺。片中，一群穿戴上小丑裝的年輕人用廿四小時的時間漫遊澳門，看似瘋瘋癲癲，但他們其實在跟澳門的不同城市空間對話，包括容不下童真與嬉鬧的麥當勞（一個跨國企業的空間）、充滿歡聲笑語的舊區菜市場（一個草根空間），以及破落頹然的歷史城區（一個代表殖民歷史的空間）等等。導演莫倩婷意念新穎，發自內心地道出她對這個城市的種種愛與恨，寫出一封文筆拙樸但娓娓動人的“給澳門的情書”。這部作品雖然技術粗糙，但它率先用影像跟城市空間對話，意義不淺。

經過《戴上紅鼻子的一天》的小試牛刀，去年的《堂口故事》正式宣佈了澳門城市電影的誕生。電影的構思是成功的：由朱佑人、Sergio Perez及許國明等幾個導演以澳門不同的城區為題，各自拍出一部短片。五部風貌各異的作品，對不同的城市空間各有觀察。

影像創作跟城市主題的結合

　　五部短片中，何家政的＜良辰美景＞的主題可與《胭脂扣》作類比，那都是在陌生的城市空間尋人的故事。一個內地人來澳尋母，獨個兒遊走在青洲區，最後雖然找到母親曾經居住的小屋，但已是人去樓空。跟著這個外來人，導演帶我們慢慢地走了一遍青洲──一個破舊的青洲，一個渺無人煙的青洲，那是一片被城市發展遺忘的空間。片中，一間本應有著最親的人的小屋，如今卻是頹坦敗瓦；尋母的不果，意味著城市回憶的喪失，也意味著根源的失落。更妙的是包裹著這片破敗的城市空間，是電影一前一後金光燦爛的澳門夜景。這個強烈的對比，道出了一個小小的澳門之內，竟也有著如此懸殊的城區差異。片末滿天煙花的火光，只屬於澳門南區的繁華，並沒有照到北區的青洲。

　　令人想起《不散》的，則是朱佑人的＜有時＞。《不散》事先張揚一間舊戲院即將結業，再藉由幾個城市邊緣人的步伐來呈現這片被淘汰的城市空間，＜有時＞則以幾張硬照先旨聲明三盞燈區的改建，然後透過老中青三個主角的眼睛見證舊區變遷，悼念集體回憶的消失。即將搬家的婆婆，為了留下舊區風貌而學習拍照，這恰恰為整部《堂口故事》作出了有如後設電影的註釋，也就用影像去紀錄澳門的一種精神。

　　土生葡人（即是於澳門土生土長操流利中文的葡萄牙人）導演Sergio Perez的＜澳門街＞對澳門城市空間的思考可能是《堂口故事》五部短片中最為深刻的。電影跟《青梅竹馬》有一脈相通之處，兩片都提出一個問題：一對戀人為何有緣無份？看看他們各自所屬的城市空間便可知曉。從外國回流澳門的女子，巧遇於舊區經營葡國餐室的土生葡人，他們談笑甚歡，他們情投意合。然而，他們卻似乎走不出各自的城市空間：女主角滿口英文，她喜歡新區的繁華生機：“回來澳門之前以為澳門土，回來後發現澳門其實什麼都有了＂；然而，男主角卻只屬於舊區，他跟她出去新區泡酒吧，渾身不自在，要先行離場。電影非常有心思地把一對準戀人的矛盾置放於城市空間的不協調中。然而，＜澳門街＞的可貴之處是並沒有全然否定新區的新文化，而用相對持平的態度看城市發展與舊區文化，沒有陷入簡單的懷舊情緒中。

　　電影點到的性別與文化議題亦非常有趣。首先，一如《青梅竹馬》，女性代表的是新城區的中產階層，男性代表的反而是舊區街坊，這點出了今天社會的性別問題。另外，片中對於新舊文化的呈現亦很獨到：當女主角開口跟土生葡人男主角講英文，男的卻以廣東話回應，並用葡文跟餐室中的老父對話。一個有著＂老外＂外貌的人，竟是更接近澳門本土文化的人。這個人，操流利中葡文，熟悉澳門舊區，他是舊澳門的老街坊。這一點，突顯了導演作為土生葡人的視野，也提醒我們別忘了澳門既屬於華人，也屬於土生族群。

導演許國明的＜紙飛機＞描述一個迷失自我的賭場主管遇上年少時的自己，想起了當年的夢想與朝氣。跟其他四部作品不同的是，此片雖也是以特定的城區（望德堂區）為題，但全片卻以中景與特寫為主，甚少展示人物所處的城市空間。這一視覺風格對照著電影的主題，頗見心思：這是一個有關澳門人的內省的故事，因此鏡頭也近距離直視戲中人。在人們喜歡緬懷澳門以前的寧願樸實的今天，＜紙飛機＞恰似一則時代寓言：賭場主管得到了財富之後，卻是滿懷鬱結，他甚至忘了曾經的純真與理想。另一部作品＜指望＞展示了新晉導演陳嘉強的才情。片名《指望》不只跟楊德昌的首作短片《指望》相同，陳嘉強更彷彿以澳門人的身份提出當年楊德昌的發問：一個少年的成長之路要怎麼走？一個城市的發展要何去何從？貫穿全片的那支“盲公竹”，點出了這個問題。

　　之所以把《堂口故事》跟以上幾部台灣香港電影混為一談，絕非穿鑿附會，而事實上，他們在風格內容上的確差異不小。這裡要指出的是，一些過去二十年在台灣香港電視中曾經出現，並且為人津津樂道的城市主題，已經悄悄的在澳門電影中浮現。因此，《堂口故事》的意義，是影像創作跟城市主題的結合，是城市發展如何刺激導演創作，是創作人如何關懷腳下的土地。所以，儘管《堂口故事》沒有拍出驚人水準，它的瑕疵也是俯拾皆是，但它仍然是澳門影像創作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重新定義澳門製造　　　　
　　　　
　　除了劇情片外，紀錄片的興起也是澳門近年影像創作的一道重要風景。尤其當紀錄片的強項是直視社會問題，它在劇變中的澳門的意義就更大。應記一功的，是“澳門紀錄新勢力”徵集活動。年前，澳門文化中心徵集以澳門為題材的紀錄片，入圍者可得到資助。這個計劃鼓勵了不少紀錄片創作：有作品從舞蹈去讓觀眾認識今天的澳門年輕人，有作品以吸毒康復者探討毒品問題，有作品以十月初五街介紹地道文化，有作品從阿婆井追溯澳門歷史，有作品從一個小人物表現拜金社會對人的壓迫。以往澳門的錄像作品常常複製香港的影視作品，缺乏個人特色，今年的眾多作品卻喊出了澳門人的聲音。

　　去年得到首獎的《舞．價值》以街舞為主軸，表現一群熱愛跳舞的年輕人的快樂與失落；導演張建銘不只展示一個議題，更娓娓道來一個生動的故事，這個故事放在賭城的背景下更顯得意義特殊。雖然，整部作品帶著不少香港電台新聞節目的影子，但它仍是一部既生動又深入的紀實作品。得到評審推薦獎的《350米》以長數百米的十月初五街去描畫消失中的傳統澳門文化，包括茶葉店及舊式茶樓等；導演Fernando Eloy做到形散神不散，眾多片段湊合成一個鮮活的舊澳門。

　　得到最受觀眾歡迎獎的《被遺棄的針筒》呈現兩個吸毒者歷時半個世紀的吸毒及戒毒歷程，側面帶出港澳社會不為人知的歷史。另外，還有《迷．城》訪問了數十人對今天澳門發展的看法，《澳門的水源》探討阿婆井的歷史與未來發展，《澳．土》捕捉了土生葡人的生活面貌，《紅黃綠》引出澳門現時的交通問題。

最叫人驚艷的，還數於今年得到評審團獎的《女移工》，導演何穎賢追訪幾個印尼女傭，不但紀錄她們在澳門的經歷，更追到印尼把她們的家鄉生活一一呈現。此片拍出了生動而鮮活的外勞故事，是部優質的紀錄片，但更具意義的還是導演對社會弱勢的關懷；身為外勞，身為女性，印尼女傭其實是雙重弱勢。藉著她們流動於家鄉與異鄉之間的故事，《女移工》拍的不只是澳門問題，而是一種在全球化下的跨國流動現象。

　　這可說是澳門影像創作的里程碑。在數碼影像出現之後，從來沒有那麼多作品同一時間湧現，聚焦於澳門的人與事，對澳門的過去、現在、將來提出問題。一直以來，本地錄像作品給觀眾兩個印象：其一是技術有待加強，其二是鮮有正視社會問題。這次的不少紀錄片都打破慣例，大部分導演在技術方面已是合格有餘，而它們對本土問題的關注更是前所未見。這些作品非常值得推廣，例如《舞．價值》很適合拿到各大學校作巡邏放映，討論年輕人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掙扎；《350米》、《澳門的水源》及《澳．土》可以拿到世界各地，作為推廣澳門的文化大使；至於《迷．城》更可以視為了解今天澳門的社會問題的入門之作。　　

　　在今天這個劇變的澳門，當澳門人對這片土地的認同成了熱門話題，當整個社會很需要澳門人說澳門故事，我不敢說我們是否比較需要紀錄片多於劇情片。這種想法，好像把創作看成一種社會工具。但無論如何，這批作品的湧現，說明了本土錄像創作人畢竟對澳門有話要說，這是值得鼓舞的。另外，如果實際一點，以澳門的錄像水平來說，鼓勵紀錄片的意義的確比劇情片要來得大，原因是紀錄片要求的各項技術都比較簡單，創作人有一定的攝製剪接水平，再發掘真實故事即可，而不像劇情片，其編劇、演員、燈光、場地、道具都是缺一不可。

　　如果用上“新浪潮”去描述這批澳門作品，也許會被認為是言過其實，這三個字令人聯想的是徐克與許鞍華，是高達與阿倫雷奈。然而，若用澳門的標準，這批作品開拓題材與關懷本土的精神，卻真的令人興奮得想起“新浪潮”三個字──雖然，它們在藝術上的創新仍然不足，導演的風格也沒有被確立。然而，最起碼，這些作品顯示出無窮活力，那是甚為罕見的。我一直認為，現在的澳門正是讓創作人大展拳腳的良機。這個獨特甚至是奇異的賭城，會刺激澳門人創作，成為源源不絕的靈感來源，並一改澳門作品有時太過閒適溫吞、缺乏社會觸覺的作風。若果有相關的政策扶助鼓勵他們發展，再加上本土創作人爭氣，堅持拍出好作品，總有一天，我們會對“新浪潮”三個字當之無愧──在錄像創作如是，在文字創作如是，在視覺藝術如是，在劇場作品也應如是。

一個評審與觀眾的心聲

　　多年來，我擔任過不少錄像比賽的評判，也看過不少澳門的獨立電影。先別談澳門人的錄像創作達到什麼藝術水平，值得肯定的是他們掌握視覺語言的能力的確有顯著進步。過去六七年，我見證著澳門的錄像創作人如何慢慢寫得出“通順的文章”的歷程。當年好些參賽作品都叫我看得戰戰兢兢，戰兢的原因是很多作品在技術上非常粗疏，有時甚至造成爆笑效果，令人尷尬。然而，這種情況可說是逐年改善，直到數年前，澳大學生拍出的《2H》及《1112》更證明年輕人在系統性的訓練及專業老師的指導下，在影音方面的技術已經合格有餘。這一步，可說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意義不小。

　　然而，在可喜之餘，值得澳門錄像創作者反思的問題仍然不少。首先，無論是學生抑或成年人的不少作品，都往往缺乏社會觸覺，思考性弱。最常見的情況，就是他們喜歡借鏡影視流行文化，有時甚至複製影視作品，缺乏獨立思維，更枉論對社會提出個人看法。這一個局面，涉及澳門人根深柢固的觀影習慣及文化環境，要打破並不容易。還幸，近幾年的作品已漸漸有所不同，上文提到的《堂口故事》就是一例。

　　另外，部分澳門錄像創作人的心態亦值得商榷。由於澳門的影像創作起步較中國大陸、台灣及香港等地都要遲得多，有人便在這情況下力爭做澳門的“第一部電影”，也有人聲言要建立澳門的“電影工業”，更有人要“進軍國際”。首先，誰是“第一部”之爭其實是不必要的：除了影史上第一部公開放映的法國片《火車進站》、中國的第一部電影《定軍山》，我們數得出多少國家的首部電影？印度、德國及意大利都有深厚的電影傳統，大家知道他們的首部電影是什麼嗎？更別問智利或丹麥了。如果以城市為單位（如澳門），這個話題就更無聊：請問渥太華的第一部電影是什麼？中國的貴州呢？其實，對觀眾而言，最重要的不是“首部電影”的宣傳語句，而是作品的質素。

　　至於建立“電影工業”及“進軍國際”的說法亦未免叫人汗顏。在今天，全世界有真正的電影工業的國家也許不到十個，就是曾經輝煌的香港電影工業都已奄奄一息，台灣的電影工業亦已挎掉多時。電影是一門高投資的生意，是結合從創意到表演到技術到行銷的複雜工業，澳門有什麼條件談電影工業？資金何來？演員何來？市場何來？至於“進軍國際”，請看看杜琪峰花了多久才能被外國人認識，大導演如徐克去荷里活兜了一圈又如何，大家會記得杜琪峰進軍國際之前的《暗花》，還是徐克在荷里活拍的《K.O.雷霆一擊》？更別說，去參加一兩個國際錄像節，其實跟“進軍國際”是兩碼子事了。其實，今天在澳門談“電影工業”及“進軍國際”，都是虛妄之詞。

　　從“首部電影”之爭到建立“電影工業”及“進軍國際”的宣言，部分錄像工作者似乎有點浮誇。在澳門，藝術創作在社會上備受邊緣化，因此創作人若胸懷大志當然值得鼓舞。然而，如果這種“大志”的現實基礎過於薄弱，又或是“大志”的背後原來是為了虛名，這便並不可取，對本土創作的長遠發展也無裨益。

我們期待這樣的獨立電影

　　中國大陸這幾年來眾多的獨立電影反映了改革開放下的社會百態，讓世人知道中國電影除了《夜宴》及《無極》等虛浮的大製作以外，還有一些貼近人民生活、聆聽人民心聲的電影。賈樟柯在國際影展脫穎而出，可視為一種抗衡大製作的影像力量的勝利，為觀眾提供中國鮮為人知的真實面貌。如果一百年後有人想從電影去研究廿一世紀初的中國社會，他看的一定是賈樟柯等人的獨立電影，而不是《滿城盡帶黃金甲》。

其實，從數碼錄像的普及到網上平台的便捷，影像作為紀錄社會的工具必定日益重要，而今天瞬息萬變的澳門也極需要這樣的作品。我們不奢望澳門也出個賈樟柯，只希望澳門人的錄像創作人以持平踏實的心態，反映我們的社會劇變與民生百態。過去幾年，由於賭業發展帶來的知名度，很多人一下子對澳門非常好奇。早前，一系列澳門當代藝術在北京展演，其中包括一個“澳門獨立電影在北京”的影展，系統性地介紹了過去十數年澳門的影像創作。身為澳門人，這個影展的可貴之處是為內地的朋友展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澳門，那是一個從澳門人的眼睛看到的澳門，有別於賭城的旅遊形像與官方的政治論述。從過去的殖民歷史到今天的賭城經濟，澳門其實處於兩個世界性中潮流的風眼中──那就是以往的殖民主義與今天的全球化浪潮。這個城市很小，它的故事卻是很豐富很有意義，因為它訴說的其實不只是澳門經驗，而是屬於全球的故事。我們期望有更多電影書寫這些澳門故事。　

（本文部分內容曾刊於《澳門日報》，現經整理、刪節及擴充後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