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界的愚公移山　　　　　　　　　　　李展鵬

早前，人稱「魔鬼女導遊」的阿珍被拍下威脅旅客購物的惡形惡相，她不但被眾人唾罵，更令香港旅遊業蒙羞。事後，阿珍對傳媒說，為了此事，她幾乎精神崩潰，之所以這樣做，她也不過是「為左餐飯」而已。

也許風馬牛不相及，但阿珍事件卻令我想起老師的角色。

旅遊業界的畸形發展，這幾年我們聽得很多。零團費、低團費，然後逼團友購物。更有甚者，旅行社為省成本，要導遊先出錢包下旅行團的部分費用，導遊必須拖展渾身解數，用氹、呃、鬧、逼等不同方式叫團友購物。他們不見得認同這種做法，甚至對此深惡痛絕，但是，為兩餐，他們只好成為這種畸形制度的共犯。

我想起了我在中學任教的日子，也曾被逼要執行一些我所不認同的校規。最明顯的例子是，一心只想啟發學生的老師，往往非得花大量時間充當「服裝警察」：頭髮要管、領帶襯衫要管，鞋子襪子要管，我更知道有學校要班主任管女學生的內衣款式！我所任教的學校已算開明，聽說有學校禁止學生帶所有周刊回學校──包括《亞洲周刊》！在不同學校，其他千奇百怪的種種校規包括：不可以去麥當勞（難道是要抵抗美國的文化帝國主義？），不可以去同學家（難道是怕他們組成地下組織？），不可剃光頭（難道是怕他們出家影響學校生意？）等等，有些校規不可思議的程度幾乎跟歌星黎明的訓誡「不要空肚食早餐」差不多。被動的老師，必須執行這些校規。於是，就好像一個畸形的旅遊業孕育出「魔鬼導遊」，一個不良的教育制度也會逼出叫我們憎恨的老師。

校規只是其中一個例子，這說明的是，一個老師其實也很可能是某個體制下的犧牲品。老師不是聖人，他們大多數也是「為兩餐」，不可能時時跟體制對著幹。那麼，是誰造就出這樣的制度？那自然是整個社會。那句陳舊的「學校是社會的縮影」是沒錯的：當整個社會不尊重個體，學校自然可以不合理地剝奪學生的自由與個性；當整個文化強調知識的工具性與功利性，學校自然不會鼓勵學生作批判思考。我有朋友的女兒正在讀小一，媽媽鼓勵她多向老師發問，小孩的回應卻是：「不行呀！常問問題老師會罵的！」無怪乎升到中學及大學，老師總是抱怨學生上課不發問不發言，原來他們從小不被鼓勵這樣做。想起來，小孩也真無辜：小時候問問題被罵，長大了又被責備從不發問，他們心裡一定在罵：你班大人究竟想點？

在這種制度下，老師的創新就必得在狹縫中進行。記得當年教中文，我曾經在講完《桃花源記》之後放映陳可辛導演的《新難兄難弟》，跟學生討論古人與現代人為何都在追尋一個已經不存在或不可能存在的美善樂土；講到《弔古戰場文》，我又找了資料向學生介紹過去數十年來地球上的戰火連連，包括韓戰、越戰、波斯灣戰爭等，讓他們知道戰爭不只是歷史書上的事。不過，比起今期《新生代》訪問的老師符霖甘及黃家龍的勇氣──一個為教育問題走上街頭，一個受不了中學體制而毅然出走，我當年的嘗試只是小巫見大巫。但無論如何，我仍相信澳門有很多有抱負有創見的老師。改變一個大環境大制度從來不容易，但我慶幸很多教育工作者在愚公移山地，一點一滴地作出改變。

上文刊於《新生代》９月號，現已出版，全線7-11便利店有售！

此期的封面故事，是《不一樣的教師，不一樣的教育》，訪問了三個富代表性的老師－－遊行老師符霖甘、出走老師黃家龍、快樂老師朱慧菲。三個老師的故事，選出的不只是教育問題，還有整個社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