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心本土藝術創作的人，應該看看《堂口故事》；對澳門的城市發展有興趣的人，應該看看《堂口故事》；甚至，平日關注社會問題的人，也應該看看《堂口故事》。那麼，《堂口故事》的趣味性與重要性何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看看幾部台灣及香港電影。

從澳門作品想到楊德昌關錦鵬

從八十年代初開始，台灣及香港告別了那個打打殺殺的、滿天神佛的古裝片時代，而用新穎的影像風格直視現代城市問題：楊德昌的《青梅竹馬》捕捉了城市發展如何造成一對愛侶的疏離：她是時代女性，屬於時麾的台北東區，他則是傳統男人，屬於老化的台北西區。蔡明亮的《不散》紀錄了台北一間即將結業的舊戲院風貌，在個被遺棄的陰暗城市空間，一些城市邊緣人徘徊不去。關錦鵬的《胭脂扣》則以一個女鬼尋人的故事帶出對城市高速發展的無奈，當年的旖旎風情，已變成商業社會的石屎森林。以上三部電影，都是很有價值的城市電影。它們是所以動人，是因為電影對城市發展滿有反思，對城市空間觀察敏銳。

《堂口故事》最令人興奮的地方就在於此。電影的構思是成功的：幾個導演以不同的城區為題，各自拍出一部短片。五部風貌各異的作品，對不同的城市空間各有觀察，拉開了澳門的城市電影的序幕。如果說去年莫倩婷的《戴著紅鼻子的一天》小試牛力地抒發對澳門城市空間的情感，今年鄭君織改編寂然小說的《是誰把他放逐在這裡》罕有地透視城市人的鬱結，那麼，這次的《堂口故事》則鄭重宣佈──澳門的城市電影已經誕生。

青洲故事：尋人不獲

何家政的《良辰美景》的主題可與《胭脂扣》作類比（雖然這部作品的風格主題也與《不散》有微妙關係），那都是在陌生的城市空間尋人的故事。一個內地人來澳尋母，獨個兒遊走在青洲區，最後雖然找到母親曾經居住的小屋，但已是人去樓空。跟著這個外來人，導演帶我們慢慢地走了一遍青洲──一個破舊的青洲，一個渺無人煙的青洲。那個青洲不只對戲中人來說是陌生的，對很多澳門觀眾來就也是如此。電影善用了環境聲音來營造一種疏離感：偶然出現的澳廣視節目中的廣東話，對主角來說是陌生的；遠處出現的地盤打樁聲，則像喪鐘一樣暗示了舊區將必死去的命運。片中，一間本應有著最親的人的小屋，如今卻是頹坦敗瓦；尋母的不果，意味著城市回憶的喪失，也意味著根源的失落。更妙的是包裹著這片破敗的城市空間，是電影一前一後金光燦爛的澳門夜景。這個強烈的對比，道出了一個小小的澳門之內，竟也有著如此懸殊的城區差異。片末滿天煙花的火光，只屬於澳門南區的繁華，並沒有照到北區的青洲。

令人想起《不散》的，則是朱佑人的《有時》。《不散》事先張揚一間舊戲院即將結業，再藉由幾個城市邊緣人的步伐來呈現這片被淘汰的城市空間，《有時》則以幾張硬照先旨聲明三盞燈區的改建，然後透過老中青三個主角的眼睛見證舊區變遷。這部作品是《堂口故事》中最富生活實感的一部，也拍出了澳門舊區的一大特色：人際關係的緊密，以及一種可貴的居民自發的社區聯繫。片中老中青三個人物──老師、學生、婆婆──的互動關係，是如此自然而然。即將搬家的婆婆，為了留下舊區風貌而學習拍照，這恰恰為整部《堂口故事》作出了有如後設電影的註釋，也就用影像去紀錄澳門的一種精神。

澳門街：戀人貌合神離

土生導演Sergio Perez的《澳門街》沒有鎖定一個特定城區，但整部作品對澳門城市空間的思考卻可能是《堂口故事》五部短片中最為深刻的。電影跟《青梅竹馬》有一脈相通之處，兩片都提出一個問題：一對戀人為何有緣無份？看看他們各自所屬的城市空間便可知曉。從外國回流澳門的女子，巧遇於舊區經營葡國餐室的土生葡人，他們談笑甚歡，他們情投意合。然而，他們卻似乎走不出各自的城市空間：女主角滿口英文，她喜歡新口岸區的繁華生機：＂回來澳門之前以為澳門好悶好老土，回來後發現澳門其實已經乜都有了＂；然而，男主角卻只屬於舊區，他跟她出去皇朝區泡酒吧，就渾身不自在，要先行離場。電影非常有心思地把一對＂準戀人＂的矛盾置放於城市空間的不協調中。片末，他們在大三巴訴說童年回憶，心靈相通，但當他們從大三巴遠望中區的高樓，矛盾立時顯現：男的為城市發展感到悲哀，女的則並不認同。一份可以很美好的愛情，至此無疾而終。在這裡，《澳門街》的可貴之處是並沒有全然否定新區的新文化，而用相對持平的態度看城市發展與舊區文化，沒有陷入簡單的懷舊情緒中。

電影點到的性別與文化議題亦非常有趣。首先，一如《青梅竹馬》，女性代表的是新城區的中產階層，男性代表的反而是舊區街坊。這種現代城市的階級與性別的關係，不只是澳門情況，而是舉世皆然。另外，片中對於新舊文化的呈現亦很獨到：當女主角開口跟土生葡人男主角講英文，男的卻以廣東話回應，並用葡文跟餐室中的老父對話。一個有著＂鬼仔＂外貌的人，竟是更接近澳門本土文化的人。這個人，操流利中葡文，熟悉澳門舊區，他是舊澳門的老街坊。這一點，突顯了導演作為土生葡人的視野，也提醒我們別忘了澳門既屬於華人，也屬於土生族群，後者訴說了很多澳門故事。

影像創作跟城市主題的結合

之所以把《堂口故事》跟以上幾部台灣香港電影混為一談，絕非穿鑿附會，而事實上，他們在風格內容上的確差異不小。我想指出的是，一些過去二十年在台灣香港電視中曾經出現，並且為人津津樂道的城市主題，已經悄悄的在澳門電影中浮現。因此，《堂口故事》的意義，已經不是澳門導演的技術有否進步、劇本是否合格、演員又是否稱職那麼簡單；電影標誌的，是影像創作跟城市主題的結合，是城市發展如何刺激導演創作，是創作人如何關懷腳下的土地。是的，澳門人要拍出《無間道》或《投名狀》仍是遙遙無期的，但不打緊，我們更需要的是類似《堂口故事》的城市電影。因為，電影的影音屬性向來被認為是書寫城市的最佳媒體，它比小說更直接，比繪畫更生動，比歌曲更有實感。所以，儘管《堂口故事》沒有拍出驚人水準，它的瑕疵也是俯拾皆是，但它仍然是澳門影像創作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談《堂口故事》。上）

(澳門日報.2008.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