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近日開始為《澳門日報》視野版寫稿的一位朋友劉世鼎的文章。
也許因為我跟他都是留英讀傳播研究，因此對他的文章頗有共鳴。
而澳門的報紙上出現這種批判的視野，也算是讀者的福氣。

有這樣的靑少年，還需要敵人嗎？（作者：劉世鼎）

那些把靑少年“問題”從具體社會政治情境抽離出來，彷彿前者的存在是外在於、獨立於後者條件的討論，多半把焦點錯置在現代靑少年如何缺乏道德感、如何強化靑少年的道德、紀律和法治敎育，以致於未能掌握社會脫臼的結構性和歷史因素，將極端的道德訴求合理化，也肯定了服從絕對權威、封鎖異議和差異的保守價値觀。

在城市不均衡的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統治權威需要對面臨瓦解的舊文化秩序，進行重建。面對新的文化、意識形態和道德秩序的危機，社會菁英需要一套新的論述和作法，來界定什麼是新的社會問題，誰是“麻煩製造者”。為了化解激進的市場化所帶來的社會不安和統治危機，旣得利益者和傳統價値的捍衛者，須要去尋找、命名、確認、譴責某些容易辨認的社會群體，來轉移民衆對施政無能、社會資源分配不公的不滿情緖，緩解廣大市民對於未來不確定的焦慮和不安感。被剝奪發言權的靑少年，很快地成為這一波危機所投射的主要對象。

目前正在上演的，是一場沒有取得靑少年同意的、強制性的文化戰爭，有計劃地將靑少年排斥在公共表達和參與的空間之外。

尋找代罪羔羊

自從賭權開放以來，澳門這個城市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市場化所伴隨而來的，是傳統社會和傳統道德價値的破壞和社會關係的重新組合，以及愈來愈不穩定的工作條件和生活狀態。面對賭博市場開放所帶來的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政治民主發展停滯不前的危機，權力集團的主要策略是去建構一整套完整的文化論述，將不合理的現狀合理化，將經濟不平等發展的負面後果，形容成是“不可避免”、“暫時”的問題，需要市民一起“共體時艱”。這種論述的意識形態功能，是要將過度依賴美資和賭博業的經濟構造、就業條件不穩定、物價房價飆漲、中小企業生存困難、以及貪腐文化所帶給市民的憤怒和不安定感，降到最低，以利於統治的需要。

然而，這種支配性的論述建構，除了只能暫時掩飾旣得利益者的強取豪奪外，並無法眞正有效地解決社會裂痕。因此，當社會急遽變化所產生的緊張焦慮感和不確定感，無法透過有組織的公衆及政治途徑釋放出來時，感到自己的世界和權威地位遭受威脅的旣得利益者，往往會以修復道德倫理和社會秩序之名，將某個社會群體妖魔化。

澳門最近一波出現在報章雜誌上關於兒童或靑少年的公共討論，正投射出社會急遽轉變所帶來的文化危機，以及社會菁英所採取的新的應對手段。靑少年和他們所生產的網路文化，成為這一波道德恐慌論述所針對的最顯著的目標，彷彿他們要為所有社會問題負起責任。這類道德論述大致上有兩個主要特徵：一方面，靑少年被看作是需要被保護的弱者，他們心智尙未健全、無法對不良的事物作出理性的判斷，因此需要大人來幫助他們遠離賭博色情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靑少年自發活動和次文化表現，則被成年人視為是潛在的社會威脅和失序的徵兆。

恐慌和偏見的放大

於是，靑少年成為社會的噩夢，成為社會內在危機的徵兆和隱喩。他們被描繪為一群看不見的、沒有名字的全民公敵，隨時會把社會推向無政府的失序狀態。校園欺凌的影像、陳冠希裸照四處流傳，以及靑少年縱火燒貓、燒車等事件的廣泛報道，將這一波民粹式的道德恐慌推向了最高潮。如果簡單分析一下最近幾個月在報紙上浮現的道德論述，不難發現大多都和靑少年行為不良、違反社會秩序、暴力等題材聯繫在一起。

隨着社會政治氣氛愈趨威權專制，分散的事件恐慌被連繫在一起，成年人對靑少年的控制，也開始出現了“質”的變化。監管技術變得更多樣化、複雜化、制度化。成年人開始更有組織、更有計劃地透過舉辦各種公共活動、法律控制（例如降低刑責年齡），和警察掃蕩行動，來介入、監控靑少年的社會生活。主流社團也紛紛舉辦道德敎育座談，吸引媒體對事件的關注。社區的街坊組織也加入了日常生活的監控，主動向警方舉報靑少年可疑的活動。在維護“法治社會”和“和諧社會”的名義下，政府、社會知名人士、社團、普通市民、學校機構、專家學者、宗敎人士、社工團體和報章雜誌，都積極參與了這場針對靑少年的戰役。

這個跨越階級、社會地位、地域、族群背景和性別的道德聯盟，為統治者提供了修復權威及管理危機的社會基礎。

在把靑少年問題設定成公共議題的論述建構過程中，媒體和警方、政府、社團和專家學者之間展開了相互依賴的共生關係。媒體對於犯罪或違反社會常規事件的刻板化報道，進一步強化了權力集團對靑少年的社會控制。從最近的報道來看，傳統媒體對於類似事件變得格外敏感，用最簡單的好/壞、正常/脫軌的二分法來將靑少年貼上負面的標籤，放大了公衆的道德恐慌。報紙往往不花時間作細緻的社會分析，索性直接採納警察、政府、法院以及社團的單一道德和法律觀點，複製了旣有的權力關係，也嚴重簡化了事件背後更深層、更複雜動因(例如，是怎樣的社會過程導致了問題的發生，以及當事人的經歷)。

我們也注意到，“靑少年”和“北區”這兩個符號經常被類似的負面報道濃縮在一起，卻缺乏相應的地緣分析來幫助理解這個地區的階級和貧困問題，以及這些問題如何為事件的發生提供了基本條件。不同的事件不斷地被新聞報道相互指涉，形成了一道強大的意義的螺旋，藉反映“民意”或“公共利益”之名，不斷自我生產相似的叙事模式，強化了旣定負面形象。重點不在於那些行為有沒有發生過（當然發生過！），而是新聞處理已經形成一套支配的、僵化的意識形態結構，用單一的框架來解釋所有相關的議題。

被掩蓋的眞相

此外，那些把靑少年“問題”從具體社會政治情境抽離出來，彷彿前者的存在是外在於、獨立於後者條件的討論，多半把焦點錯置在現代靑少年如何缺乏道德感、如何強化靑少年的道德、紀律和法治敎育，以致於未能掌握社會脫臼的結構性和歷史因素，將極端的道德訴求合理化，也肯定了服從絕對權威、封鎖異議和差異的保守價値觀。古今中外無數的例子顯示，訴諸於恐懼、焦慮和失落的傳統價値，往往是統治者面臨合法性危機時最常使用的策略。

表面上，這些論述似乎是要去修補被靑少年毀壞的道德良知；但如果我們把這個現象放在賭權開放以來，澳門社會所經歷的一連串社會脫臼和統治危機的背景下來理解，這一波論述顯然不僅僅是對道德良知重新發現的努力，而是具有實質的意識形態和政治作用，將不民主的統治方式和權力安排加以合理化。這波道德論述不僅僅指向靑少年，也表達了澳門資本主義化的內在矛盾。但再怎麼妖魔化靑少年，也掩蓋不了財富分配不民主、文化思想發展貧困，和公共生活惡化的事實。

動用法律和刑責恫嚇的作法，也暴露出成年人“正常”的統治方式，其實已經無法贏得靑少年的心和認同。道德恐慌所投射出來的，不過是無法去直接面對根本問題的一種表現罷了。

問題是，我們是否開始眞正察覺到危機的癥結所在？

（文章及圖片來源：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08-03/31/content_153603.htm）
（《澳門日報》視野版，３月３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