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時候，
除了每天每夜看新聞，除了捐款，除了默哀祈禱，除了默默掉眼淚，
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我們還可以反思。

只有反省，只有思考，
才能助我們冷靜地了解一場災難，
才能有助於我們認識這個國家這個社會，
然後，我們希望，我們可以把日後的天災人禍的殺傷力減少。

以下精選三篇值得細讀的文章：
葉輝沉痛地列出當局如何一再漠視有關地震預測的研究；
梁文道談我們如何建立一種超越地域種族的同理心與慈悲；
李照興則集中焦點在這次災難如何改變中國的傳媒作風。

另，容我在這裡宣傳一個節目：
澳門電視台將於本星期五晚上７：４０播出一個賑災的特別節目，
小弟也有份參與演出，希望大家支持。


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文：葉輝

已經是第五天了，在「抗震救災」、搶救人命是「重中之重」的口號底下，挖出數以萬計的屍體，死亡人數直線上升，看覑電視新聞畫面的廢墟現場，真是哀鴻遍野，一直在想：到底塌了多少學校？這些學校是不是豆腐渣？到底活埋了多少孩子？死亡真的是他們無可避免的命運？這時，便想起失明歌手周雲蓬的〈中國孩子〉： 「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餓極了他們會把你吃掉……」

地震恐怖，麻木不仁更恐怖這首哀歌彷彿永遠唱不完：不要做唐山的孩子，不要做汶川的孩子，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那是因為，地震無疑很恐怖，但對地震的麻木不仁，更恐怖，對地震麻木不仁的歷史不斷重演，才是極度恐怖！據2007 年6 月出版的《四川地震》說：這一年一至三月，全省共有22 處發生3級以上地震，其中2007 年2 月12 日的3.2 級地震的震央就在汶川，難道這不就是大地震的先兆嗎？

不要做唐山的孩子，不要做汶川的孩子，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據統計，從1900 年至1999 年的百年間，龍門山地震帶共發生14 次5 級或以上的地震，其中以1913 年北川地震（7 級）、1933 年疊溪地震（7. 5 級）、1936 年馬邊地震（6. 75 級）、1958 年北川地震（6. 2 級）、1976 年松潘、平武地震（7. 2 和6. 7 級）這五次最恐怖，在在說明了汶川一帶是地震高危區，難道平均每7 年一次的5 級或以上地震、每20 年一遇的大地震還不足以令官僚提高警覺嗎？

從成都到九寨溝旅遊，都會途經兩處地震遺址，向世人宣示大地震的兩種歷史教訓——一處是長達10 公里、一大一小、前後相連的疊溪海子，很美麗，但淹沒了21 個羌寨，吞噬了6800 多條人命，那是疊溪大地震遺址；另一處是一塊紀念碑，紀念松潘、平武大地震，碑文說： 「連續發生了兩次7.2 級和一次6.7 級強烈地震。由於地震前，四川省地震部門做出了較好的短期和臨震預報，有關部門和地區採取了強有力的防震抗震措施，使人民生命財產及社會經濟的損失大大減輕。此次地震預報是我國地震史上成功預報中期、短期及臨震預報的典型震例之一；贏得了中外地震界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讚譽，成為四川人民和廣大地震工作者的驕傲……」那是說，短期和臨震預報儘管難以絕對準確，但並不是可能的，只是麻木不仁的官僚忘記了32 年前的「驕傲」，汶川大地震非常不幸，將時鐘倒撥75 年，因而賠上了很多倍的人命。


請記住一個名字：耿慶國

中國不是沒有地震專家，只是他們都不是當權者。請記住一個名字：耿慶國。這位地震科學家首創旱震關係學說，他翻遍古地震文獻，發現從公元前231 年（秦始皇十六年）至1971 年，在這2202 年間，華北及渤海地區共發生6.0 級以上大地震69 次，其中1337 年河北懷來地震，震前二年大饑、災因不詳，1368 年山西徐溝地震，震前一年大風雹，其餘67 次，都是旱震震例。其中震前一年大旱共27 次，震前二年大旱共15 次，震前三年大旱共16 次，震前三年半大旱共9 次——即震前一至三年半，大旱共67 次。這套旱震學說也在1976 年唐山大地震應驗了。

據張慶洲在《唐山警世錄》記述：地震前的最後一個傍晚，當時任職北京地震隊的耿慶國為預報此次地震已奔走多日，家人說屋外晾的衣服爬滿了螞蟻，他低頭一看，地上一層潮，立刻判斷，是地下水往上漲，要地震了。可是層層匯報，一拖再拖，終於釀成彌天大禍。

《唐山警世錄》還記述了距唐山市僅115 公里的青龍縣倖免於難的始末：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室京津組組長汪成民也高度關注震情，他與地震局一批年輕同志堅持唐山、灤縣一帶會有大地震，但他們的意見始終不受重視，倒是青龍縣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聽到震情通報後，火速向縣領導冉廣岐報告，冉拍板全面通報，全縣在大地震中無人死亡。青龍縣更被聯合國列為「科學研究與行政管理相結合取得成效」的典型。

耿慶國對短期臨震預測也曾潛心鑽研，早於1975 年5 月指出在震前一個月內，將會出現五項異常指標：日平均氣壓、日平均氣溫、日最高氣溫，日最低氣溫和日降水量，都會從氣象要素中表現出異常先兆，即孕震過程中的短期臨震氣象效應。他發現在大地震孕育過程中，由於地熱增高，地面出現乾熱特徵，導致空氣中水氣量大降，平均絕對濕度變小，改變了雲的狀，不易降水，地表因而乾旱。


臨震預報石沉大海

李世輝是中科院工程地質力學重點實驗室客座研究員，他在汶川大地震後撰文，題為《科學家耿慶國欲哭無淚》，說早在2006 年，耿慶國根據旱震關係理論，提出中期預報，指阿壩地區將發生7 級以上地震。耿慶國更在今年四月根據強磁暴組合，明確提出「阿壩地區7 級以上地震的高危點在5 月8 日的前後10 天以內」，震級、地點、時間這預報三要素都準確無誤，報告提交地震局卻如石沉大海，瓦礫下的孩子真是死得黆枉了。

這不是預報不受重視的孤例，陝西省地震局2006 年9 月出版的《災害學》第21 卷第3 期，載有一篇題為《基於可公度方法的川滇地區地震趨勢研究》的論文，（詳見www.

gsdkj.net:90/~kjqk/zhx/zhx2006/0603pdf/060318.pdf） ，作者是龍小霞、延軍平、孫虎、王祖正，附有龍小霞簡介： 「女，四川成都人，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資源開發與環境治理研究。」這篇文章推算2008 年川滇地區將爆發6.7 級或以上的大地震。

此文根據中國地震局整編的《中國歷史強震目錄》、《中國近代強震目錄》以及1991 年至2005 年《中國地震年鑒》，統計出20 世紀以來川滇地區6.7 級或以上地震共37 次，其中7 .0 級以上地震共21 次，這當然是一個驚人的數字，該文並根據天文學的可公度性（即自然現象周期性的一種客觀外在反映的信息系），推算出6.7 級以上地震的幾組以19 年（正負一年）為公差的子數列，得出1989（上一次大地震年份）+ 19= 2008 的結果。

災後「抗震」是意志，不是科學這篇文章容或理據不足，也不夠專業，但至少是一個可供參考的信號；發出類似的信號的，還有中國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的陳學忠，他早於2002 年便發表一篇題為《四川地區7 級以上地震危險性分析》的論文，對四川自1800 年以來7 級以上地震發生時間間隔，以及自1900 年以來7 級以上地震與中國其他地區大地震的關係，作出統計分析，結論是：從1976 年以來，四川地區已經26 年沒有發生7 級以上地震，遠遠超出平均時間間隔。

2001 年11 月14 日在青海新疆交界發生了8.1 級大地震，很可能指示在未來1 至2 年內，四川地區將發生7 級以上地震。

地震能否準確短期預報，是科學問題， 「抗震」也是科學問題，汶川災場也許只能讓人看見救災的決心，災後「抗震」只是意志，不是科學，大地震如大氣候，當然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然而，不可逆轉，並不表示不可防範，要是汶川的官僚能像青龍鎮、松潘、武平的領導那樣相信科學和科學家，要是能在大地震之前能做好防震教育、防震措施，以及建築（尤其是學校）修護，大概就不會在連串先兆、連番預報之下死傷無數，變成人間煉獄了。

在廢墟裏挖掘死者和拯救倖存者需要無比信心和勇氣，只是這份信心、這份勇氣更適用於孕震時期，更適用於統合在朝和在野地震科學家分歧的意見，更適用於反官僚和反貪腐，那才可以告慰無辜的亡靈，才對得起活埋在豆腐渣底下的孩子。周雲蓬的〈中國孩子〉響遍汶川大地：「不要做汶川的孩子……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因為麻木不仁的大人會把你活埋掉……」

（上文：５月１８日《明報》）

讀出慈悲 文:梁文道

我曾經以為自己不可一日不讀書；然而，在過去的這個禮拜裏，除了誦讀佛經，就幾乎什麼都看不下了。唯一能夠入眼的文字，只有關於四川震災的一切報道和評論，於是我看到了李怡先生那惹起爭議的「天譴論」。天有災異，執政者要躬省其過，下詔罪己，乃係王朝傳統。畢竟，只有皇天才是制衡絕對王權的唯一力量。李先生以此提醒當局，胡佳要放，人權很重要，民主不可不實行……；在國難當頭的這一刻，這些話當然很讓人受不了。

李先生後來辯解，就算事態再怎麼緊急，異見也是必要的。他又引了內地報刊種種關於救災和測震的質疑為例，說明言論自由可以帶來進步。恰巧我也在他所說的「牛博網」和《南方都市報》等媒體上供稿，那些異見我無一略過，所以我能夠大膽地說，他們和「天譴論」還是很不一樣。無論是抨擊當局封鎖震前預測的言論，痛罵學校建築的豆腐渣工程，還是批評政府不讓外援早一步到場，大家想的都是這場浩劫下的無助災民，想的是如何可以預防悲劇，如何可以救出更多的人。而李先生的異議則是要政府在這時候好好反省它的人權問題，政治閉塞，甚至效法以前的皇帝，尚德緩刑，重斷黆獄。

李怡先生一向關懷中國的政治自由與民主，背後自當有一份強烈的愛國熱忱，於是漸漸走上了當局眼中反對派的路铫。怪的是，許多人會就此以民主鬥士自居，似乎除了民主二字，別無它事可議，國家也再無它事可做。再發展下來，遂以阻礙政治自由的執政者為仇讎，而且它的所有過失以至於所有天災人禍都能歸咎到它不民主的病根上頭。我想，李先生這番言論本來也自有道理，只不過在一剎那間，他對當局的憤懣嗔怒蓋過了他對百姓蒼生的慈悲。故此即便震災來了，我們也還是得先關注一下政府在政治改革上的過失，以死難者為其警訊。因愛國生起的執覑，扭轉成另一種反向的執覑，也是人性慣見之無奈。

這幾天我一直想起歐洲思想史上那個著名的譬喻，「殺一個中國人」（Killing a Mandarin）。最早是狄德羅，他提出一個問題，假設一個殺人犯跑到了中國，歐洲人會不會擔心他在那裏大開殺戒呢？應該不會，因為長江不如塞納河，太遠的地方我們顧不覑。到了夏多布里昂（Francois-Ren de Chateaubriand，順帶一提，老式西餐裏的『七打牛柳』就是得名自他）手上，故事開始有趣的變形。他的問題是：假如你能夠透過某種神秘的力量，神不知鬼不覺地害死一個遠在中國的富翁，然後在你法國的戶口上多了一筆驚人財富，你幹不幹？後來的作家如巴爾札克，也再三拿這個故事來做文章，因為它刺中了道德心理學的一個核心問題，那就是人類有關懷陌生人的能力嗎？我們都知道這世上有共享的價值通行的律則，但是感情上，我們會不會因為時空的遼闊而阻斷了對遠方同類的切身感受呢？

更切時也更為人所知的版本來自亞當．史密斯的《道德情感論》，他先把「殺一個中國人」變成中國出了場大地震，然後他一如既往地指陳了人性的現實：一個歐洲人聽到這消息之後或許會難過會沉思，但第二天就立刻回復正常的生活與工作了。亞當．史密斯不是要大家繼續自私的本性（其實他從來都不欣賞人的自私），他希望每個人都能培育自己同情共感的能力，消減偏見與距離的障礙，不只能想像自己身邊貧苦大眾的困厄，還要能設身處地的領會遠方陌生人的痛苦。簡單地講，人應該有配得上理性道德律的同情心。

這種同情心該怎麼發展呢？讀書。我們總是活在自己有限的生活之中，不可能瞭解每一種人生的可能。但是透過閱讀（尤其文學），我們就能從可憐的囚籠裏解放出來，切身體會其他人的遭遇，其他人的悲喜。所以，有富豪因為閱讀而立志投餘生於第三世界貧民生計的改善，有異性戀者因閱讀而徹底扭轉自己固有的定見。書讀多了，應該有一份寬容博大的同情與慈悲；願與諸先進共勉。

（上文：5月18日《蘋果日報》）

真正新聞在裂縫長出來 　　文：李照興


32 年前，唐山大地震新聞是指已發生一天的事。認可的死亡數字是3 年後才公布的數字。

1976 年7 月28 日，唐山七點八級地震，在7月29 日登在《人民日報》的第一篇報道上，只用了這一個標題：〈河北唐山、豐南一帶發生強烈地震/ 災區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發揚人定勝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災〉，是新華社通發稿，當年親身到現場採訪的新華社記者才40 多人。而對唐山災情，只用「震中地區遭到不同程度的損失」輕輕帶過。

32 年後，四川地震，幾分鐘後，大家就從電腦、手機中得知消息。無數的記者直搗災場。

CNN 引以自豪的重新定義新聞：新聞不再是已發生的事，而是正在發生的事，在波斯灣在天安門得到揚名，大陸傳媒則沒未試過做這種新新聞。

5．12 過後，中國可會不一樣了？至少新聞報道的態度會不一樣。地震轉移批評疏導了愛國心5．12，令中國多個城鄉消失了。

中國人的奧運熱情得到另一方向的排洩。

中國人過份熱中的民族心變換成救國心。

中國終於有了24 小時的現場電視新聞報道。

如果說奧運燃點了過多的無用激情，一場地震，或者起碼收到兩個後果：首先，地震把世界或批判中國人士的負面態度扭轉過來，當國難當前，國民都站到同一陣線，當中國受到天災，所謂國際反華勢力也不好意思繼續落井下石。

地震把中國從一面倒的奧運批評中短暫解救開來。

不過更重要的，是一股因奧運而起、被愛國民族熱情夾持的風氣，可說得到另一種疏導：如果大家笑那些上街歡呼的人無聊，或者，今天我們終於可看到這種熱情如何轉化為有用的關愛與同情心。

問題是：中國人看到了，以後學曉了嗎？

熱情一輪後，如果又回復到過往，那熱情就不過枉過。

如果說年初的大雪揭示了國家基建的不堪一擊，那一場大地震，希望會換來一點持續的心態改變。


熱情短暫善用影響最重要

地震令我想得最多的，確然是傳媒。

傳媒報道的手法、態度，與及，真真正正的傳媒朋友。我得要再重申，我們在這冷氣房間寫稿，比起那身陷災區的記者、編輯們，是微不足道。情就如，5月12 日下午接近兩點半，我身處上海一座50 多層高的大廈，感受到的不過是人家提醒我的微動。當連淮海路各商業大廈的白領都紛紛走到街上，然後像電影散場的一樣回到崗位，我們成都方面的同志們卻已經被震得轟隆。

當今天周五我在寫稿在約成都的稿件時，成都的記者朋友們卻告訴你又有餘震了，要先疏散走落樓，答應了的稿件，可能要晚一點才交。我們身處外地的，地震過後，成都和新聞就像不存在了，但活在四川及震區的朋友們，他們要面對的，比我們想像中更多更久更苦。

他們的困難，並不因日後電視鏡頭或記者咪高峰的撤離而消散。的確，救人的熱情是短暫的，持續的協助，善用這次地震帶來的正面影響更重要。

首有真正意義24 小時直播我的成都記者朋友面對的是一邊被我追稿，一邊留意有沒有餘震，再要擔心家裏父母，與及那變彎了的窗會否有危險。交稿時留下的PS 是： 「稿子見附件。時間緊促，加這邊最近的工作和生活狀態之疲倦。實在是對不住了。自己心裏都有愧。給你們鞠躬了。不好意思。希望沒有影響你們的正常工作。」沒有正義盡責的真正記者不想把新聞和稿子寫好的，以前確是有一個超穩定的系統，朦住了大家，令大家以為那樣的新聞是理所當然。地震過後，可會不一樣。

在成都的電視台STUDIO 內做新聞報道的記者，在鏡頭面前保持鎮定的神色之餘，眼角要留意覑頭上的射燈設備會否搖晃。

央視有報道員趙普在直播時哭了，是因為他得知一位在現場忙於搶救傷患的護士長，連自己的孩子被埋也不能回去拯救。此情此景，大家都理解。向來冷冰冰的央視，像撿回一點真性情。

而央視亦因地震第一次展開了真正意義上的24 小時現場直播，溫家寶到場指揮一段，當然更像政府宣傳，不過四川衛視更為地道多元化的角度，才真正掌握了新聞的價值。再不是那種領導人的發言，被救的人多謝黨的關懷，而是設身處地的平凡人的故事，他們最關心的不是黨的領導而不過是家中的至親。

新聞該是這樣做的。


央視打破傳統走到第一線

而可惜過去這些年來，中國觀眾看到的新聞，都不是這樣。那麼多年來，全國南起海南北至內蒙，七點正打開電視，聽覑熟悉不過的開場音樂，看到的是新聞聯播，聽到字正腔圓的標準新聞腔，先來接近五分鐘告訴你今天國家領導人接見了誰個外國使節，或者領導人又去了哪裏外訪。出現得最多的新聞場景，是人民大會堂，最有印象的顏色，是大會堂裏的紅地氈。後來，有了區域性的衛星電視，多元化了一點點，但最廣大人民收看的免費電視中央台，仍是這個傳統。

在這傳統央視LOOK 中，主播的衣裝保守，不苟言笑，發音標準，稿件固定。那保守傳統甚至堅固得，連換一下主播人，或只是換髮型，都會引發全國話題。

此所以，早兩年的央視新聞改革，加入如美國的時事特輯節目，轉換更具現代感的場景，給新聞界帶來不少衝擊。

可以想像，當一個電視台當真走了出去，跑到現場第一線，在相對來說無講稿的情下，還真是一次新聞進步跳躍。縱然是那麼一小步，且交換的代價太大。

固然，這種新聞開放的良好想像，總是伴隨覑陰謀論的批判：中國政府容許大肆報道，是試圖轉移外國或國民針對奧運的視線——但如果這次震，是震開了一個傳媒報道的自由缺口，那還是值得。經這一役，日後中國報道即時的大件事，也許都回不去以前了。是否陰謀也好，傳媒可以做的，是把握這種機會，把「現在的」、「無時差」、「沒審稿」的新聞本色變成正統與共識，做真正的新聞，才不負地震帶來的「正面震果」。

（上文：５月１８日《明報》）

以上幾張圖片來源：http://news.sohu.com/s2008/2551/s256802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