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文化如何折射社會現象？一些純粹的商業電影如何反映當下的文化狀態？日本片《死亡筆記》提供了另一個有趣的例子。

　　一名年輕的法律系學生對司法制度喪失信心，他在一個雨夜得到了“死亡筆記”，這成了他除暴安良的工具，但與此同時，他卻一步步偏離其良善的原意而變得喪心病狂。在他作案之時，一位非常年輕的天才破案專家亦步亦趨，要將兇手捉拿。由於是由漫畫改編，電影有濃烈的年輕人口味，故事中的兩個天才──一個犯案者，一個破案者，都是廿歲左右的大男孩。整部電影呈現的是成年人的無能：在宏觀上，司法制度既是不被信任，因此一個學生要執行另類的私刑，並成為整個社會的偶像；在微觀上，一群執法精英也要聽命於一個天才型的黃毛小子。

　　對成年人的書寫，此片當可與近年的其他日本片如《大逃殺》及《千與千尋》等作聯繫。《大逃殺》是對成人世界的徹底失望與強烈控訴，《千與千尋》則由一位稚氣的小女孩拯救貪婪的父母。到了《死亡筆記》，整個成人世界更被新一代弄得無計可施，當文明社會的權力象徵──執法機關及司法機關──都被兩個大男孩牽著鼻子走，當一本筆記簿及一包薯片就可以衝擊成人世界的秩序，電影在討好年輕人的同時，其實再次嘲諷了成年人。片中破案天才的形象尤其鮮明，這個看上去像個問題青年的人，總是零食不離手，他以吊兒郎當的態度與令人折服的機智對一個個貌似專業的成人發施號令。

　　電影的善惡觀也是另一重點，這個緝兇故事沒有好人與壞人之分。犯案天才後來成了殺人狂，但其出發點是為了公義，而他平常也是一個相貌堂堂的好學生；破案天才一心捉拿兇匪，但他說他只是為了要贏，像玩電腦遊戲似的，電影並無對其正義感有任何著墨。電影沒有為觀眾提供一個可供代入的角色，我們既不認同犯案天才，也不見得希望破案天才成功緝兇。如此，電影最終只成了一次才智的對決，而不是正邪之爭；觀影過程也就只是看熱鬧，而沒有道德與公理的審判。在這個彷彿沒有大是大非的時代，新一代沒有鮮明的善惡觀與道德批判性，《死亡筆記》折射了這種文化。

《死亡筆記》大受歡迎，當然與其曲折的推理格局與明快的節奏有關，但真正致勝的，卻也許是電影的文化觸角與意識形態。Create_adam@yahoo.com.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