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2-04 13:27:25che
一個參與式民主的經驗
一個參與式民主的經驗
——印度喀拉拉邦“民衆科學運動”
這篇文章，不打算再囉嗦普選對港澳社會的持續發展有多麼重要，因為這些論述已浩如煙海，也還沒到時候去解釋什麼是主體性，因為這太過哲學。反而，在一片爭取普選聲中，我希望能提供與主流政治體系不太一樣的思考和經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政治體系史裡，除了當前以英美為主的代議政制之外，還有多種不同政體，其中一種稱“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某程度上，後者在建構社會的主體性上，或者能夠發揮更大的力量。
經常被視為貧窮、落後的印度，其南部喀拉拉邦這數十年來的經驗，便是成功實踐參與式民主的例子。
參與式民主與代議制
參與式民主到底是什麼東西？踏進位於巴黎第五區的先賢祠(Pantheon)的地下室，人們馬上可以看到兩具大石棺和石像分置左右，左邊是伏爾泰，右邊的是盧梭，這兩位法國大革命的啟蒙思想家象徵着西方兩股大思潮。在政治制度上，伏爾泰主張代議式民主，也就是港澳社會今天爭取的普選；而盧梭，則主張直接民主，他在《社會契約論》中提到：“只有當人們直接並持續去參與、塑造他們的生活形態時，公民才是自由的。”雖然今天全球各國實踐着各種不太相同的民主政治制度，但絕大部分都沒有超出兩位先賢的思想光譜。
其實，盧梭絕對不是最早提出參與式民主的人，這種強調人民直接參與、決定社區規劃、城市發展方向的政治體系，源自於古希臘的雅典，是人類最早的政體之一。當時的人民並不是依靠議會精英替他們說話，而是直接參與自我管理，直接對行政及立法議案投票。然而，這種遠古的政體隨着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工業革命的興起，人類愈來愈講求效率、節省成本，再加上專業精英的出現，便幾乎完全被議會制代替了。
然而，到了二十世紀下半段，一些由代議制產生出來的政權，卻在民主自由的神像前荒腔走板，以假亂眞。學者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新自由主義和世界秩序》中，就批評了美英這兩個老牌代議制國家的經濟政策。他認為：“列根和戴卓爾夫人儘管滿口都是自由主義辭令，但美英政府過去十多年都是堅決的實行保守主義政策。”
當代議制在二十世紀中後期遇上新自由主義延伸出的資本和媒體壟斷，出現財富過度集中及資訊不對稱的資本主義社會時，議會代表的代表性就變得脆弱。這時，就會有人開始思索不同的民主政制模式，譬如重現參與式民主的可能性。
其中在印度喀拉拉邦行之數十年有效的“喀拉拉民衆科學運動”（簡稱喀科運，KSSP—Kerala Sastra Sahitya Parishad)，以及一九九六年開始實踐的“人民運動計劃”，可以說是參與式民主的一個成功例子，而拉丁美洲國家如委內瑞拉，目前也積極的進行着這種實驗性社會改革。
喀拉拉邦的成就
喀拉拉邦(Kerala)位於印度南部，人口三千三百萬，農村人口佔百分之八十，GDP的增長並不突出。單單看這些數字，很容易就讓人聯想到“貧窮、落後”，更不能跟近年港澳經濟飛躍的“盛世”、GDP雙位增長的數字同日而語。
但另一方面，喀拉拉邦卻擁有港澳社會非常缺乏的文明資產。在這個長期被華人主流輿論輕忽的國度，他們的人民識字率超過百分之九十五，不比港澳差；每二萬五千人平均擁有八間圖書館，比港澳的分佈還要密集；全邦有三千多份小報刋……還有，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喀拉拉邦人民的平均壽命已經高於全球的平均數，男性的平均壽命甚至超越韓國。是什麼原因，使得這個地方的經濟成長被視為“第三世界”，但人民的文化生活和健康品質卻與“第一世界”看齊？箇中關鍵，就是二千多年前雅典的參與式民主政體在這個地方重現。
要了解喀拉拉邦的參與式民主，起碼追溯至一九六二年。當時，一批科學家為了推廣普及科學知識，首先將英語的科普讀物翻譯成喀邦的語言馬拉亞拉姆語，這是喀科運的起點。接下來，他們在全邦進行掃盲運動，又在數百個鄕逐步成立“農村科學論壇”，結合科學和民間的智慧，去解決人民生活上遇到的問題。
香港嶺南大學劉健芝敎授多次訪問喀拉拉邦，她講了一個當地捲煙工人讀報的故事，讓人大開眼界。她說，在印度，約有六百萬全職和兼職的捲煙工人，工人每天只要拿着一把剪刀、一個竹盆，還有他們靈巧的手，一天便可捲出六百至二千支煙，但一千支煙的收入才三港元。
這算是一個“低賤”的工作。然而，貧窮並沒能阻擋喀邦捲煙工人的視野。他們雖然收入低微，卻不忘讀報。工人一般分成三十人至四十人一組，每組有一人輪流專責讀報紙和書本，讓他們可以一邊工作，一邊聽報，甚至一邊討論。每天下班後，各人會把自己一些捲煙分給這位讀報人，讓他也擁有跟其他人同等的收入。
喀拉拉邦這些從生活微處入手的掃盲運動，數十年下來，成果豐碩。在十數萬志願者努力下，一九九一年，喀邦成為全民識字邦。一九九六年，喀科運獲得被稱為另類諾貝爾奬的“優秀民生奬”(Right Livelihood Award)，此奬項是頒發給在全球對民生有建設性貢獻的實踐體。然而，這些都僅僅是喀邦人民參與式民主的基石，一九九六年，選舉獲勝的印度“左翼民主聯盟”在全邦推行“人民計劃運動”，成為喀邦參與式民主成功的轉捩點。
參與式民主的方式
一九九二年，印度修憲，賦予鄕議會更大權力，使之成為地方自治機構。九四年，喀邦根據憲法制訂了《喀邦鄕鎭議會法》，並在翌年進行鄕、鎭議會代表的民主選舉。這個選舉增加了人民參政的可能性，意義重大。
然而，如果地方議會沒有自主權，即沒有可動用的經費，那議會代表也等於被綁住雙手，動彈不得。一九九六年，由印度共產黨領導的“左盟”上台，兌現了選舉政綱中提出的“人民計劃運動”，將全邦財政預算的百分之十八至二十撥給鄕、鎭的地方議會直接支配。然而，如果鄕、鎭議會的民意代表可以自由動用這筆撥款，那這種權力下放的模式充其量只是多了一層地方民代而已，卻跟人民直接參與仍有距離。
於是，邦政府新修訂的鄕、鎭自治法中，還規定鄕以下成立自治組織，每年法定召開四次村大會。同時，鄕議會是不能直接動用這筆撥款，必須由人人都可以大聲講話的村民大會提出方案，再提交鄕議會會同專家小組審批。
為了更有效將權力下放到每家每戶，在村以下，喀邦運還在部分村落推動由村民自願組成的鄰里小組，由人民自己提出當地的特殊需要、訂定專案孰先孰後，還有評審計劃的執行進度，以及誰是撥款的受益人等等。更讓人眼前一亮的是，經邦政府、鄕鎭議會審批的所有有關這筆撥款的專案文件、受益人名單、專案金額和詳情、鄕議會收支賬目等，都要公開透明，讓人民有查閱和複印的權利。
從邦、鎭、鄕、村、鄰里，甚至到每家每戶，喀拉拉邦人民從不斷參與、討論、爭議，到達成共識，都是一個個由下而上的過程。而且這些過程並非簡單的以多數決去決定某一項工程要全拆，還是要復修，而是以一個協商的方式進行，讓民間智慧得以表達和討論。雖然“人民計劃運動”是由邦政府制訂的，但如果沒有喀科運數十年來的實踐，提高人民的識字率和對科學生活的理解，是無從實踐的。
澳門的借鏡
當然，喀拉拉邦參與式民主的成功，並不意謂着這種民主政體可以馬上就推廣至國家層級，在一些大議題上，當前仍然要依靠代議制去解決。但起碼，將人民參與納入制度，是港澳社會一個重要參考。譬如，澳門近年因為賣地及文物保護等問題引起不少爭議，政府是否可以考慮，將相關諮詢納入制度，由人民直接參與提方案、討論和監督，使參與式民主這種遠古的政治體系在澳門經濟狂飆的軌道上，補充代議制的不足，成為澳門人建構主體性的重要原素。
（本文2008年2月4日刊於《澳門日報》視野版）
——印度喀拉拉邦“民衆科學運動”
這篇文章，不打算再囉嗦普選對港澳社會的持續發展有多麼重要，因為這些論述已浩如煙海，也還沒到時候去解釋什麼是主體性，因為這太過哲學。反而，在一片爭取普選聲中，我希望能提供與主流政治體系不太一樣的思考和經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政治體系史裡，除了當前以英美為主的代議政制之外，還有多種不同政體，其中一種稱“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某程度上，後者在建構社會的主體性上，或者能夠發揮更大的力量。
經常被視為貧窮、落後的印度，其南部喀拉拉邦這數十年來的經驗，便是成功實踐參與式民主的例子。
參與式民主與代議制
參與式民主到底是什麼東西？踏進位於巴黎第五區的先賢祠(Pantheon)的地下室，人們馬上可以看到兩具大石棺和石像分置左右，左邊是伏爾泰，右邊的是盧梭，這兩位法國大革命的啟蒙思想家象徵着西方兩股大思潮。在政治制度上，伏爾泰主張代議式民主，也就是港澳社會今天爭取的普選；而盧梭，則主張直接民主，他在《社會契約論》中提到：“只有當人們直接並持續去參與、塑造他們的生活形態時，公民才是自由的。”雖然今天全球各國實踐着各種不太相同的民主政治制度，但絕大部分都沒有超出兩位先賢的思想光譜。
其實，盧梭絕對不是最早提出參與式民主的人，這種強調人民直接參與、決定社區規劃、城市發展方向的政治體系，源自於古希臘的雅典，是人類最早的政體之一。當時的人民並不是依靠議會精英替他們說話，而是直接參與自我管理，直接對行政及立法議案投票。然而，這種遠古的政體隨着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工業革命的興起，人類愈來愈講求效率、節省成本，再加上專業精英的出現，便幾乎完全被議會制代替了。
然而，到了二十世紀下半段，一些由代議制產生出來的政權，卻在民主自由的神像前荒腔走板，以假亂眞。學者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新自由主義和世界秩序》中，就批評了美英這兩個老牌代議制國家的經濟政策。他認為：“列根和戴卓爾夫人儘管滿口都是自由主義辭令，但美英政府過去十多年都是堅決的實行保守主義政策。”
當代議制在二十世紀中後期遇上新自由主義延伸出的資本和媒體壟斷，出現財富過度集中及資訊不對稱的資本主義社會時，議會代表的代表性就變得脆弱。這時，就會有人開始思索不同的民主政制模式，譬如重現參與式民主的可能性。
其中在印度喀拉拉邦行之數十年有效的“喀拉拉民衆科學運動”（簡稱喀科運，KSSP—Kerala Sastra Sahitya Parishad)，以及一九九六年開始實踐的“人民運動計劃”，可以說是參與式民主的一個成功例子，而拉丁美洲國家如委內瑞拉，目前也積極的進行着這種實驗性社會改革。
喀拉拉邦的成就
喀拉拉邦(Kerala)位於印度南部，人口三千三百萬，農村人口佔百分之八十，GDP的增長並不突出。單單看這些數字，很容易就讓人聯想到“貧窮、落後”，更不能跟近年港澳經濟飛躍的“盛世”、GDP雙位增長的數字同日而語。
但另一方面，喀拉拉邦卻擁有港澳社會非常缺乏的文明資產。在這個長期被華人主流輿論輕忽的國度，他們的人民識字率超過百分之九十五，不比港澳差；每二萬五千人平均擁有八間圖書館，比港澳的分佈還要密集；全邦有三千多份小報刋……還有，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喀拉拉邦人民的平均壽命已經高於全球的平均數，男性的平均壽命甚至超越韓國。是什麼原因，使得這個地方的經濟成長被視為“第三世界”，但人民的文化生活和健康品質卻與“第一世界”看齊？箇中關鍵，就是二千多年前雅典的參與式民主政體在這個地方重現。
要了解喀拉拉邦的參與式民主，起碼追溯至一九六二年。當時，一批科學家為了推廣普及科學知識，首先將英語的科普讀物翻譯成喀邦的語言馬拉亞拉姆語，這是喀科運的起點。接下來，他們在全邦進行掃盲運動，又在數百個鄕逐步成立“農村科學論壇”，結合科學和民間的智慧，去解決人民生活上遇到的問題。
香港嶺南大學劉健芝敎授多次訪問喀拉拉邦，她講了一個當地捲煙工人讀報的故事，讓人大開眼界。她說，在印度，約有六百萬全職和兼職的捲煙工人，工人每天只要拿着一把剪刀、一個竹盆，還有他們靈巧的手，一天便可捲出六百至二千支煙，但一千支煙的收入才三港元。
這算是一個“低賤”的工作。然而，貧窮並沒能阻擋喀邦捲煙工人的視野。他們雖然收入低微，卻不忘讀報。工人一般分成三十人至四十人一組，每組有一人輪流專責讀報紙和書本，讓他們可以一邊工作，一邊聽報，甚至一邊討論。每天下班後，各人會把自己一些捲煙分給這位讀報人，讓他也擁有跟其他人同等的收入。
喀拉拉邦這些從生活微處入手的掃盲運動，數十年下來，成果豐碩。在十數萬志願者努力下，一九九一年，喀邦成為全民識字邦。一九九六年，喀科運獲得被稱為另類諾貝爾奬的“優秀民生奬”(Right Livelihood Award)，此奬項是頒發給在全球對民生有建設性貢獻的實踐體。然而，這些都僅僅是喀邦人民參與式民主的基石，一九九六年，選舉獲勝的印度“左翼民主聯盟”在全邦推行“人民計劃運動”，成為喀邦參與式民主成功的轉捩點。
參與式民主的方式
一九九二年，印度修憲，賦予鄕議會更大權力，使之成為地方自治機構。九四年，喀邦根據憲法制訂了《喀邦鄕鎭議會法》，並在翌年進行鄕、鎭議會代表的民主選舉。這個選舉增加了人民參政的可能性，意義重大。
然而，如果地方議會沒有自主權，即沒有可動用的經費，那議會代表也等於被綁住雙手，動彈不得。一九九六年，由印度共產黨領導的“左盟”上台，兌現了選舉政綱中提出的“人民計劃運動”，將全邦財政預算的百分之十八至二十撥給鄕、鎭的地方議會直接支配。然而，如果鄕、鎭議會的民意代表可以自由動用這筆撥款，那這種權力下放的模式充其量只是多了一層地方民代而已，卻跟人民直接參與仍有距離。
於是，邦政府新修訂的鄕、鎭自治法中，還規定鄕以下成立自治組織，每年法定召開四次村大會。同時，鄕議會是不能直接動用這筆撥款，必須由人人都可以大聲講話的村民大會提出方案，再提交鄕議會會同專家小組審批。
為了更有效將權力下放到每家每戶，在村以下，喀邦運還在部分村落推動由村民自願組成的鄰里小組，由人民自己提出當地的特殊需要、訂定專案孰先孰後，還有評審計劃的執行進度，以及誰是撥款的受益人等等。更讓人眼前一亮的是，經邦政府、鄕鎭議會審批的所有有關這筆撥款的專案文件、受益人名單、專案金額和詳情、鄕議會收支賬目等，都要公開透明，讓人民有查閱和複印的權利。
從邦、鎭、鄕、村、鄰里，甚至到每家每戶，喀拉拉邦人民從不斷參與、討論、爭議，到達成共識，都是一個個由下而上的過程。而且這些過程並非簡單的以多數決去決定某一項工程要全拆，還是要復修，而是以一個協商的方式進行，讓民間智慧得以表達和討論。雖然“人民計劃運動”是由邦政府制訂的，但如果沒有喀科運數十年來的實踐，提高人民的識字率和對科學生活的理解，是無從實踐的。
澳門的借鏡
當然，喀拉拉邦參與式民主的成功，並不意謂着這種民主政體可以馬上就推廣至國家層級，在一些大議題上，當前仍然要依靠代議制去解決。但起碼，將人民參與納入制度，是港澳社會一個重要參考。譬如，澳門近年因為賣地及文物保護等問題引起不少爭議，政府是否可以考慮，將相關諮詢納入制度，由人民直接參與提方案、討論和監督，使參與式民主這種遠古的政治體系在澳門經濟狂飆的軌道上，補充代議制的不足，成為澳門人建構主體性的重要原素。
（本文2008年2月4日刊於《澳門日報》視野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