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ger是一位主張動物解放的效益主義者，在談及環境本身價值時，依舊是依其個體的利益平等原則出發，藉著棲息地的連結而得出環境本身是需要保護的，因此，其立論被歸入環境倫理學上的個體論。而Leopold的大地倫理則是強調環境整體上的穩定、完整及美，也就是所謂的環境倫理學上的整體論，前者因反對人類的物種歧視而被歸入非人類中心主義，後者則因以人類為大自然的管理者之立場而被視為跳脫不出人類中心主義(但因後來的學者的為其辯護，則慢慢地被歸納為生態中心主義的立場，近年來的學者更進一步將他歸入德行論)。

上述是兩者之間的差異性，但彼此的學說真的如此的不合嗎？在談到全球性的環境問題時，Singer是可以順利得出保護地球這個棲身地的倫理證成；相對地，大地倫理更是一個適合用來解釋人類為何要保護地球的重要理論。不過，兩者皆有其本身立論的缺憾，如Singer透過人類潛在的利他傾向以及偏好效益主義來證成人類是有可能將利益考量推及非人類的生物上，但對非感知生命的花、草、石等，就無直接的論證基礎了，僅僅透過棲息地來連結與非感知生物之間的倫理關係是很薄弱的。而Leopold的大地倫理，以人類是社群不可分割的一份子來論證與大地上其他的所有物之間是有一種整體價值，則有自然主義謬誤的可能，也就是他並沒有告訴我們為何一個穩定、整全及美的環境是需要被保護的，是為了人類的存在嗎？那不就又落入人類中心主義的窠臼裡了？

本文主要在思考如何解決全球性的環境危機，但在檢視這兩種看似不相容的學說或主張時，卻發現在一個「全球性」的考量下，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很奇特地，在一個地球的觀點下相容了，個體與整體的利益考量是可以擺在一起的，並不是地球擁有了生命的價值地位，而是透過個體與整體之間的結合，而得出的一種新的大地倫理，主張依舊是強調環境整體的穩定、完整及美，但同時要照顧到每個個體的利益考量，因為，在一個地球的觀點下，整體的利益是可以顧及個體利益的，而個體的利益則必須考量到整體，如此，才有可能順利解決目前全球性的環境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