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成功時是儒家 失敗時是道家

2011年05月12日 09:48:08 　來源： 廣州日報

《吾國與吾民》，是林語堂在西方文壇的成名作與代表作，原書是用英文寫作，名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該書用坦率幽默的筆調、睿智通達的語言娓娓道出了中國人的道德、精神狀態與向往，以及中國的社會、文藝與生活情趣。

　　由于該書將中國人的性格、心靈、理想、生活、政治、社會、藝術剖釋得非常美妙，並與西方人的性格、理想、生活等做了相應的廣泛深入的比較，在海內外引起轟動，美國許多知名人士推崇備至，被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廣泛流傳。

　　超脫老猾是中國人聰明才智的結晶，它的最大缺點是與理想主義和行動主義相抗衡。它擊碎了人們任何改革的欲望，它嘲笑人類的一切努 力，認為它徒勞無益，它使中國人失去理想，不去行動，它能神奇地將人們的活動限制到消化道以及其他簡單的生活需求的水平上。孟子是一個偉大的超脫老猾者， 他宣揚人類主要的願望是吃喝與女人，或者說是滋養與繁殖。已故黎元洪總統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超脫老猾者。他宣布了中國政治哲學很受人歡迎的格言，也是解決所 有中國的黨派之爭的良方：“有飯大家吃”，黎大總統還不知自己是一個嚴格的現實主義者。他從經濟的角度解釋了當今中國的歷史，他的機智連他自己都未覺察 到。從經濟角度解釋歷史對中國人來說並不陌生，左拉學派從生物角度解釋人生對中國人來講也不陌生，然而左拉的解釋是對知識的追求，我們的解釋則代表一種民 族的自我意識。在中國，一個人無須學習如何做一個現實主義者，因為他生來就如此。黎元洪總統從未能以自己的思維能力著稱于世，但是他作為一個中國人，卻本 能地意識到所有的政治問題都不過是飯碗問題，不是也不應該是任何其他問題。因此，他作為一個中國人，對中國政治提出了這樣一個我所知道的最為深刻的見解。

　　儒家的世界觀是積極的，而道家的世界觀則是消極的，這兩種奇怪的元素放在一起提煉，則產生出我們稱為中國人性格的這種不朽的東西

　　麻木不仁與實利主義的態度是建立在對生活的精明看法之上的，這是只有老年人與古老的民族才能有的態度。這種態度，30歲以下的年輕 人不可能懂得，正如西方年輕的種族不可能理解一樣。道家聖經《道德經》作者的名字“老子”，意思也恰是“老小孩”，這也許不無道理（這個老小孩在公元前6 世紀曾騎水牛去向世界告別，路過函谷關時人們請求他留下5000字的《道德經》以啟蒙國人）。有人說人過40就變成了一個無賴，不過我們確實是歲數越大越 不要臉。20歲的年輕姑娘很少為錢而結婚；40歲的女人則很少有不為錢而嫁人的，她們或許稱之為“平安穩妥”。希臘神話中的一段故事也許不無寓意。故事讓 年輕的伊卡羅斯飛得很高直至裝在身上的蠟翼遇熱融化，他也墜海而死；老父親代達洛斯則飛得很低，安全抵家。一個人隨年齡的增長，會發展一種低飛的才能。理 想主義被冷靜、平庸的見解改造，被金錢觀念改造。于是，現實主義就變成了老年人的特點，理想主義則成了青年人的特點。一個人年過40而未變成無賴，那麼他 不是思想軟弱者便是天才，後者是“大孩子”，如托爾斯泰，羅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以及詹姆斯‧巴萊爵士。他們都有這麼多的孩子氣，加上對事實的體驗， 使他們能夠永葆青春，我們又稱為“流芳百世”。

　　然而，這就是純道家學說，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5000字的《道德經》包含了對超脫老猾哲學思想的凝練敘述，這樣精辟的著作 再也找不到第二部了。道家學說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意味著某種超脫老猾者的麻木不仁，該受詛咒的充滿破壞性的懷疑主義，對人類幹預的嘲笑態度，對所有 人類制度、法律、政治及婚姻失敗採取的嘲笑態度。這主要倒並不是因為缺乏毅力，而是因為缺乏信仰。這是一種與孔子的實證主義相抗衡的哲學，用來彌補儒家社 會的不足，起一種安全閥的作用。儒家的世界觀是積極的，而道家的世界觀則是消極的，這兩種奇怪的元素放在一起提煉，則產生出我們稱為中國人性格的這種不朽 的東西（在對待人生的消極態度上，佛教不過是道教的一種狂熱的形式罷了）。

　　于是，所有的中國人在成功時都是儒家，失敗時則是道家。我們中的儒家建設、奮鬥，道家旁觀、微笑。一個中國人在位時說道論德，閒居 時賦詩作詞，並往往是頗為代表道家思想的詩詞。這就是為什麼差不多所有的中國文人都寫詩，為什麼他們幾乎所有的集子中，詩歌佔了大部分的篇幅，並且是較散 文寫得好的。

　　我們既認識到人類努力的必要，又承認人類努力的徒勞，這種總的心態使人傾向于發展一種消極防禦策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中國人在本性上是道家，文化上是儒家，然而其道家思想卻更甚于儒家思想。作為一個民族，我們偉大到可以根據揚善懲惡的基本原則制定 至高的法典，但我們也可以偉大到不信任律師，不信任法庭，95％需要訴諸法律的糾紛是在法庭外面解決的。我們偉大到可以制定相當繁縟的禮節，然而我們也偉 大到可以把這些禮節看作生活這個大玩笑的組成部分：中國人舉行葬禮時的大吃大喝，鑼鼓喧天，即可證明這一點。我們偉大到可以聲討罪惡，但同時對罪惡又可以 無動于衷，不感到大驚小怪。

　　一句話，我們既認識到人類努力的必要，又承認人類努力的徒勞，這種總的心態使人傾向于發展一種消極防禦策略。“大事化小，小事化 了”。在這個原則下，中國的人與人之間的所有裂痕都得以彌補，所有的計劃都得以調整，所有的改革方案都被打了折扣，直至有了和平，每人碗中都有了飯吃。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是我們的另一個諺語，意思即英語的“不要惹事”，“別去惹醒睡著的狗”。

　　于是中國人就這樣地生活著，極少鬥爭，也極少反抗。這就發展了某種平靜的心靈，使得人們能夠忍氣吞聲，並與自然和諧一致。這也發展 了某種防禦策略，這種防禦策略比進攻策略還可怕。你到一餐館就餐，饑腸轆轆，飯菜卻遲遲不來，你可以再喚飯店的夥計，如果他態度粗暴，你可以找飯店經理發 點脾氣。但是如果他嘴上非常文雅地說“來了來了”，但是腳上卻一動不動，你簡直一點辦法也沒有，只能做點祈禱，或者也非常文雅地罵幾聲。簡而言之，這就是 中國人消極方面的力量。這種力量，只有領教最多的人才最能欣賞，這就是超脫老猾者的力量。

　　林語堂小傳

　　以自我為中心 以閒適為格凋

　　林語堂，福建龍溪（現福建省漳州市平和縣坂仔鎮）人。原名和樂，後改玉堂，又改語堂。

　　1912年，林語堂入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在清華大學 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學文學係就讀，1922年獲文學碩士學位。同年轉赴德國入萊比錫大學，專攻語言學。

　　1923年林語堂獲博士學位後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教務長和英 文係主任。1924年後為《語絲》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廈門大學任文學院長。1932年林語堂主編《論語》半月刊，1934年創辦《人間 世》，1935年創辦《宇宙風》，提倡“以自我為中心，以閒適為格凋”的小品文，成為論語派主要人物。1935年後，在美國用英文寫《吾國與吾民》、《風 聲鶴唳》， 在法國寫《京華煙雲》等文學著作和長篇小說。1945年赴新加坡籌建南洋大學，任校長。1967年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研究教授。1976年在香港逝世。